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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唐朝的立法与行政是怎样的？
• 2、我以前犯过盗窃罪可以办护照签证吗
• 3、2019在职法律硕士《法制史》简答知识点【四篇】

唐朝的立法与行政是怎样的？ (一)

答能否依法行政，是现代社会中人们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健康文明的重要标志。其实，在古代社会中，能否依法行政，也是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健康文明发展的关键。隋唐封建社会的文明昌盛，尤其是“盛唐气象”的形成。就与当时的统治者重视法制建设，注意宽猛相济，妥善处理礼法关系，君臣带头守法，以及维护法律的统一与稳定，有很大的关系。

隋唐时期的法制建设，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中华法系”是世界上著名的法系之一，而唐律，被称为“中华法系”的代表。这一时期，无论是立法形式、法律内容及司法实践等方面，都有不少可以垂鉴后世的东西。

隋唐时期的统治者，比较重视立法工作。并注意总结借鉴前代的立法经验与技术，使这一时期的法律形式达到空前完备的程度。

早在隋唐之前的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都有过不少大的立法活动，并前后继承革新，南北融合，一脉相承，为隋唐的法制建设奠定了可资借鉴的良好基础。

隋唐的统治者，对立法工作比较重视。其中以修律为主的大的立法活动，进行过多次。如隋朝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刚一即位，就命大臣高颎等总结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立法经验，修定新律，强调要“取适于时”，贯彻宽简原则，删除前代残酷的刑罚。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在审阅刑部的奏报时，发现律文还是太严密，又命苏威、牛弘等大臣更定新律，这就是垂范后世的《开皇律》。《开皇律》在篇章体例上继承了《北齐律》“法令明审，科条简要”的特色。到了炀帝即位时，由于在实际贯彻中已经出现法制混乱、刑罚滥酷的情况，为了标榜宽刑，又命牛弘等人更修新律，于大业三年（607年）颁行，即为《大业律》，基本上是《北魏律》的复旧，在立法技术上逊于《开皇律》。

唐朝的法律基本承袭隋朝的《开皇律》。同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不断加以调整完善。大的立法活动，至少有10多次。其中前期的立法活动，以修律为主，兼及其他法律形式；后期的立法活动，以编敕（皇帝下达的诏敕）和刑律统类（类似法律汇编）为主。

隋唐时期的法律形式，以律为主，同时还有令、格、式等。对于律、令、格、式的解释，史籍所载还不完全一致，综合各种解释，可以作一个大概的界定。①律。律是关于定罪量刑的法规，但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仅限于刑事方面。从唐初法制的指导思想及唐律的规定来看，律在4种法律形式中最为稳定，地位也最高。②令。令是关于国家各种制度的法规，几乎包括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个方面的制度，如均田制、赋役制等，都由令规定。③格。格是皇帝对国家机关分别颁行的，以及因人因事随时发布的敕，经过整理汇编的法规，故又称敕格。如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删定武德年间以来的敕格，定留700条，以尚书省诸司为篇名，其中有关诸司日常公务、留在司内施行的称为“留司格”；唐高宗永徽年间特颁发州县实施的称“散颁格”。④式。式是国家机关的办事细则和公文程式。其篇目比令更为繁多。国家的一切公务，都须依据令、格、式的规定进行。违背令、格、式以及其他犯罪行为，一律按“律”的规定断罪量刑。因此，这4种法律形式构成唐前期的立法的整体，以此处理国家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问题，是封建法制协调发展的反映。

除了律、令、格、式外，皇帝的制敕，在唐代法律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和地位。唐律《断狱》篇规定，“制敕”断罪，是“临时处分”，必须经汇编后确定为格的，才能引为断罪的正常依据，否则要负刑责。但是，制敕既能临时处分断罪问题，便是这一原则的例外。事实上，制敕对一切问题都可随时专断，这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必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制敕虽未被定为一种法律形式，但其法律效力却高于其他任何法律形式。

还需一提的是，唐代的法律中，还有一部《唐六典》。开元十年（722年），唐玄宗亲自书写六条：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命大臣以《周官》为指导和模式，加以制定。《周官》是《周礼》的原名，大概是后人编撰的周朝的官制，分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官，分别主管治（唐玄宗写成“理”是为了避高宗李治的名讳）、教、礼、政、刑、事六个方面的政务。由于这种分类法相当繁杂与困难，所以承担此任务的大臣前后花了六七年时间，才于开元十六年（728年）完成。由于唐玄宗早已手书六条，故称《六典》。《唐六典》是系统地记载规定唐朝官制的政书，主要内容是关于国家机构的设置，人员编制、职责，以及官员的选拔、任用、考核、奖惩、俸禄、退休等方面的制度规定。有人考证后认为，《唐六典》在唐代不曾颁行，却又曾行用。说它不曾颁行，是指它制定后的200年问从未明诏颁行；说它又曾行用，是因为它是初唐百多年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经验的总结，其内容多见诸于中唐以前的史实，它是这一时期简化了的综合性的“史录”，在开元、天宝以后的长时期内，被唐人奉为不刊之典。

隋唐特别是唐朝法律的基本内容和特点，表明这一时期法制建设经验的成熟。因此，唐律不仅对后世，就是对当时周边国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唐是封建社会高度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法律（包括律、令、格、式等形式的法律），尤其是唐朝的法律，其主要内容，是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维护封建统治，巩固统治基础，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①巩固封建君主专制政权。这是唐律的首要内容。具体体现在各个方面的法律条文中。其中最直接的，就是严厉镇压谋反、谋大逆、谋叛等危及封建政权的犯罪；确保皇帝个人的绝对安全和尊严；确保皇帝独揽一切军国大权。②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如规定官员、贵族依法享有种种特权；严格划分良、贱，在婚姻、诉讼等方面加以严格区别等。③维护封建家庭的纲纪伦常。如确保尊长的权威；在婚姻关系中确保丈夫的优越地位；严惩亲属相奸等。④维护封建剥削的经济基础。如明确规定均田法和租庸调法；严惩脱户、漏口、相冒合户、私人道等行为，以保证国家控制充足的劳动力与纳税者。⑤保证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如要求官吏必须坚守岗位，依法办事，忠于职守；必须廉洁奉公，严惩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的行为；要求监临主司或监临主守这些握有实权的官吏，必须恪守礼法，办事必须实事求是，严禁悖礼、诈欺以及弄虚作假；严惩对军政事务的擅权、渎职行为。⑥保卫封建国家安全，惩治一切不利于封建统治的行为。如强调封建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不受侵犯；维护社会的治安秩序，严惩强盗、窃盗，惩治斗殴、伤、杀，严惩放火、决堤，维护城市和市场管理秩序等。除此之外，在唐律中还对其他一切可能的犯罪行为，作了概括性规定，使违礼入律的所有行为，都无一能逃法网。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唐律的具体内容，就可发现，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一准乎礼”。唐律的首篇《名例》指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里的德，主要是指君主要以“宽仁治天下”，要注意“以民为邦本”；礼，主要是指以封建纲常对臣民进行教化。德礼与刑罚相比较，前者是本，应为主；后者是用，应为辅。但德必须以礼为理论指导，并付诸实践。而以礼为准，赋予法的形式，或者说以礼入法，礼法结合，这个过程在汉朝便已开始，魏晋南北朝不断加以发展，日趋完善。唐律则是这种发展与完善的典型。比如，唐律总的精神就在于贯彻封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无论是《名例》篇还是其他各篇，都是如此。被认为是极其严重的十恶大罪，惩罚的都是直接危害封建“三纲”的行为。再如，唐律律条中，不少本来就是礼的内容，直接以礼入律。“八议”（议亲、故、贤、能、勋、贵、勤、宾）、“三赦”（幼弱、老耄、憨愚者犯罪可宽容）、“同居相为隐”（即“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等），这些原则本来就是封建礼教的内容，在唐律中就是法的规定。依据礼的精神而制定的其他律文，更是随处可见。又如，唐律借助《疏议》引用儒家经典，充分阐发封建礼教的“义理”，而《疏议》具有与律条同等的效力，使礼教广泛渗透并指导律条的运用。正因为礼与律如此密不可分，才使得两汉以来，历久不衰的引经决狱成为多余，从而宣告终结。这也说明了唐朝封建法制的成熟。

其次，是宽简、划一、持平。宽是宽大，简是简约。宽大主要指立法内容方面，基本要求是尽量轻刑，尽可能使人不致陷入犯罪，或犯罪后得到较轻处理；简约主要指立法形式要简明，尽可能使百姓了解法律的内容，也使司法官便于掌握。划一，是要求法律条文精神要前后一致，该重则重，该轻则轻，不能法令不一，前后矛盾，使官民都有空子可钻。持平，就是定罪量刑尤其是量刑的规定不偏颇，比较适中，这在唐律的“五刑”（笞、杖、徒、流、死）及其加减中，体现得较为明显。

再次，是法律保持相对稳定。唐玄宗曾说：“法令不能经常变，经常变就烦琐，官吏记不住，又前后矛盾，执法之吏就会钻空子，营私舞弊。”这一思想在唐前期基本得到贯彻。唐初由房玄龄等人主持制定的律、令、格、式，终唐太宗在位之世，都无变更。当然，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要求对某些不合时宜的内容进行修改，这是正常的。但是，修改法律一般按严格的程序进行，否则，要算违法犯罪行为，予以惩处。尚书省审议修改法律，须召集七品京官进行讨论，作出决议，奏报皇帝裁定。

还有，是立法技术空前完善。一部法典的立法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情况。唐律是在初唐封建统治秩序相对稳定，经济、文化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制定的。它充分运用前代王朝的立法经验，吸取过去的律学研究成果，以名例篇为纲，其余11篇为目，篇章结构井然有序，将人们各个方面不利于封建统治的种种行为，甚至是设想可能的行为，尽量纳入。正如《名例》篇首疏议所说，唐律做到了“章程靡（无）失，鸿（大）纤（小）备举”，而律文只有502条，的确“简约”。《名例》篇与其他各篇之间的律条相互呼应，纲举目张，在同一篇中的各条之间，以及同一条中的各项之间，彼此关照。全部律条紧密相扣，可说是“滴水不漏”。至于律条的文字简要，概念明确，用语确切，逻辑严谨，疏议的理论深度和文字功夫等，在中国古代法典中，无疑是空前的。后世的封建立法，有些地方有所改进，有些则一直未能企及。

古代山水正因为唐律是集历代封建法典之大成，且有特点，故对于后世的封建法制有极大的影响，并且及于东亚邻国。

唐之后的五代时期，受唐律影响比较显著的法律如《大梁新定格式律令》，其卷数与篇目同《唐律》完全一致。宋朝唯一的律《宋刑统》，几乎是唐律的翻版，甚至原文照抄《唐律疏议》，只是将每篇律条分为若干门，在律条后附有关的敕、令、格、式，以及“起请条”，对刑制有所改革而已。元朝在司法实践中，也经常引用唐律作为依据。明朝洪武初年制定的《明律》，篇目与唐律一样，到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更修明律，才改为30门，分吏、户、礼、兵、刑、工六律，仍以《名例律》为第一。《清律》采取明律的体例，但内容及原则基本因袭唐律。

唐律对东亚邻国的法律也深有影响。在日本，有信史可考的《大宝律令》，有律文6卷，其中有11篇的名目与次序，一如《唐律》，律文内容也多相似。在朝鲜，当时的典章制度，大抵都仿照唐朝法律。此外，在越南和西域诸国的古代法典中，也可寻出与唐律的源流关系。所以，如果说《罗马法》和《拿破仑法典》是西方奴隶制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世界意义的法典，那么，唐律至少在东亚邻国的封建法典中具有典型意义，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当然，唐律对于东亚邻国封建法典的深远影响，是唐朝全部政治、经济、文化对这些国家产生深刻影响的一个具体方面和必然的结果。

在司法方面，对司法机构、诉讼制度、审判制度以及监狱管理等方面，都有比较明确、严格的规定。隋唐比较开明的君臣，也都注意审慎用刑，赏罚分明，不徇私情。同时，也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至滥用刑罚的情况。这些，从正、反两方面对当时社会发生着影响。

司法制度与执法的实际情况，是法制建设的重要一环。隋唐司法制度总的说来是健全的；在法律的具体实施中，则有好的方面，也有不良的时候。

隋唐时期的司法机构，中央以大理寺、刑部为司法机关，御史台也参与司法工作。大理寺是最高审判机关，负责审理中央百官犯罪及京师徒刑案件，对徒、流的判决，须送刑部复核，对刑部移送的地方死刑疑案，有重审之权，死罪的判决须皇帝批准。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复核大理寺及州、县必须上报的徒刑案件，在审核中，如有可疑，徒、流以下案件驳令原审机关重审，死刑案件移交大理寺重审。御史台只是中央监察机关，在司法方面主要是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活动，遇有重大疑案，也参与审判或受理有关行政诉讼的案件。唐时，对大案、疑案，通常由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的长官会同审理，称“三司推事”。必要时，皇帝还命令刑部会同中书、门下二省集议，以示慎重。较次的案件，或各地发生的不便解送京师的大案，则派三司中的副职及其下属前去审理，称“小三司”。唐朝地方司法，由州（郡）、县行政机关兼理，但属吏较前增多。州设法曹参军（或司法参军），受理刑事案件；设司户参军，受理民事案件。县设司法佐、史等，协助县令处理民、刑案件。县以下乡官、里正、坊正、村正等，对有关婚姻、土地等民事案件也有一定调解或裁判权，不服者可上诉至县重审，刑事案件则直接由县审判。

诉讼制度比较严格。唐律规定，告诉必须由下而上，从县、州到中央依法定程序上诉，一般不许越级上诉，否则，要处罚。司法机关应受理而不受理者，也要处罚。有严重冤案被压抑不能正常申诉者，可以向皇帝直诉，但有一些相应的防范措施。为了防止滥诉和严惩诬告，规定告诉必须注明年月，指陈事实，不能称疑（即自己不能确定是否实有其事），与事实不符，匿名告人，都有罪，诬告者则要反坐。对谋反、谋大逆、谋叛罪，任何人都必须揭举告发。对有些犯罪，则根据情况，有一些限制，有时告了反而获罪，主要是为了贯彻“亲亲得相为隐”、“卑为尊隐”、“奴为主隐”等礼教纲常。

审判制度比较严密。唐律规定，司法官在审讯时，必须首先弄清案件，仔细考察被讯对象的言辞、表情和陈述的理由，反复进行比较、考核、验证，了解有关事实。如果事实仍然不够明确，不能判断，而必须拷讯者，应立案，与有关人员共同拷讯，否则，要受惩处。罪状、证据已经明确，犯人即使不招，也可根据事实进行判决。在定罪量刑时，既不许“人人罪”，即把无罪断成有罪，轻罪断成重罪；也不许“出人罪”，即把有罪判成无罪，重罪判为轻罪。否则，也有相应的惩罚。司法官断罪时必须严格依据律、令、格、式的正文，对于皇帝临时就某人某事而发布的“敕”，凡是未经编入永格者，不得引用作为“后比”，如果任意引用出了差错，也要负相应的责任。为了防止司法官因亲仇而故意出、人人罪，规定了相应的回避制度。对于司法中的“拷讯”，也有严格限制，如拷囚不得过3次。总数不得过杖200，拷满200仍不招认者，取保暂放；依法应享有议、请、减者，均不得拷讯。孕妇犯罪应拷讯者，须等产后百日再拷，违者分别处徒、杖刑罚。案件审理完毕，凡是判处徒刑的人犯，应对囚犯本人及其家属宣告判决的具体罪名，允许其“服辩”，即申诉对判决的意见。如果不服，应认真进行复审。对死刑罪犯，更为慎重，其判决必须奏报皇帝，定罪执行死刑前，还要3次或5次奏报，得到皇帝的许可，才可执行。妇女犯死罪而怀孕者，须待其产后百日方能执行。

监狱的设置和管理，也比较完善。中央设有大理寺狱，关押皇帝敕令逮捕和朝廷犯罪的官吏。在京师，有京兆府和河南狱，关押京都地区的罪犯；在地方，各州、县都设有监狱，囚禁当地犯人。各监狱均设有专职的掌狱官，负责监狱管理。同时，对在押人犯应如何监禁，应上何种刑具，均有详细的规定。

从具体的司法实践看，隋唐时期比较开明的君臣，都十分注意依法行政办事，维护法律的统一、公正，赏罚分明，不徇私亲。如隋文帝开皇前期就是如此。唐太宗则更是以此作为治国安天下的一项基本原则，他尤其强调执法要审慎，不肯轻易给人下结论，死刑三复奏、五复奏，就是由他提出并订入刑律中的。隋文帝、唐太宗及其他一些帝王也常常亲录囚徒，一旦发现冤滥，即刻昭雪。对于亲贵犯法之人，也能做到依法惩处，不肯以私情坏公法。在君主以身作则的带动下，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受到赞誉的循吏、良吏，如高颎、狄仁杰等，都能坚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原则，执法不阿权贵，同时注意防止严刑滥罚，平反冤假错案。这些都对当时的法制建设以及整个社会的稳定、安宁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封建盛世在这一时期出现，与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但是，这一时期的某些君臣，在某些时候，又因各种因素所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赏罚不公，甚至随意变更法律，实行酷吏统治。如隋文帝末年，以及隋炀帝时期，往往将法律撇在一边。任意定罪论刑，滥加赏罚，以致“以残暴为能干，以守法为懦弱”，使当时的法制尤其是司法制度遭到严重的破坏，从而加速了隋朝的灭亡。唐朝的有些时期也有严重破坏司法制度的行为，如武则天当政时，为了防止李唐宗室反抗，任用来俊臣、周兴等酷吏，滥刑滥杀，造成无数冤假错案，严重威胁到统治集团的安危，也给百姓带来灾难。到了唐后期，由于藩镇割据，各自为政，他们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任情刑杀，中央根本无力过问。宦官擅权，朋党之争，诬陷人罪，法外施刑，乃至大开杀戒，也成为常事。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着唐王朝的衰亡。

隋唐法制史中，有许多可以垂鉴于后世的东西，如重视法制建设，注意宽猛相济，处理礼法关系，君臣带头守法以及维护法律的统一与稳定等，都不乏现实意义。

重视法制建设，是国家安定、富强的必要条件。现代社会中的一些人，往往以为在古代社会，包括封建社会，是根本没有什么法制的，全凭帝王一人独断，兴盛衰亡，全在帝王一人贤明与否。其实不然，只要翻开几千年中国史，稍作仔细一点的研究，就不难得出结论，帝王的贤明与否固然重要，但封建法制的建设状况，也与王朝的兴衰息息相关。秦的发家，靠的是商鞅变法，以及改法为律，健全法制，商鞅个人虽死，但秦法未败。汉代的兴盛时期也是与法制建设的良好时期相一致的。与之相反，凡是衰弱乃至衰亡的王朝，或者王朝的某个时期的衰弱，又都是与法制的不健全或遭到破坏有关，而法制的不健全或遭到破坏，又必然引起或加剧王朝的衰弱或衰亡。隋唐王朝的统治者，尤其是开国的和开明的统治者，对此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作为封建帝王，他们当然迷信个人在历史上的扭转乾坤的作用；但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人民力量的厉害，意识到协调规范各阶级、阶层利益关系的重要，而法律，正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的意志。作为统治阶级的意志，它可以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愿望和目的，自然有利于统治阶级；作为国家意志，它又是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协调各种关系的权威力量。正因为如此，总的来说，隋唐时期的统治者，较此前历史上其他王朝的统治者，更为自觉地重视和加强法制建设。这在这一时期重大的立法活动，法律形式的空前完备，以及法律内容、原则的丰富与贴近实际需要之中，都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而这一时期社会的空前繁荣发展，自然与重视和加强法制建设的保障作用分不开。

注意宽猛相济，是中国古代的一条基本治国方法，也是法制建设应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所谓宽，就是指政平刑轻；所谓猛，就是指政陡刑重。宽猛相济，是指要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该轻时用轻刑，该重时用重刑，交替使用，互为补充。当年诸葛亮治蜀，用的是以猛济宽。因为在他之前的蜀国，是刑网疏阔，政令废弛，人们不知道害怕刑罚，需要用重典治理，而且10年不赦一人，终于使蜀国得到大治。而隋唐王朝，在各自建国之前，接收的都是刑网严酷、民不聊生的政权底子，所以应该以宽济猛。故隋朝的立法，本意和内容都是禁网疏阔，刑罚轻减，果然收到显著成效。而隋末刑制大坏，其严酷程度几乎令人不敢相信，故到了唐高祖初起兵后，一切废除，只是约法12条。建唐以后制定律令，也依照刑网疏阔的《开皇律》为蓝本，直到《贞观律》、《永徽律》以至《开元律》，基本贯彻了这一宗旨。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趋于适中，以更好地适应治国安邦，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文化的需要。到唐后期分裂割据，地方割据势力滥用刑罚，必然又激起民变，加深了社会动乱的程度。

妥善处理礼与法的关系，是隋唐法制建设中最有特色的一条经验。礼与法的关系，同样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家治理国家时非常重视，又一直难以处理好的一个问题。这与古代儒家和法家不同的治国主张的影响也有关系。西汉武帝以前，似乎法家及主张以法为主治国的理论与实践占上风，这有成功的范例，也有惨痛的教训，秦朝的兴与亡，同时证明了这两条，到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礼教在治国方略中渐占上风，与之相应，以“春秋决狱”（即以儒家经典定罪量刑）为方式的礼、法结合的实践也开始进行。一直到魏晋南北朝，礼与法都在不断地摩擦、碰撞之中渐趋统一。到了隋唐，特别是唐朝，则基本完成了这一结合的过程，故出现了“一准乎礼”的唐律。所谓“一准乎礼”，不是说全部礼教都直接成了法律条文，而是说法律条文中渗透了礼教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这样的结合与统一，当然对统治阶级治国安邦是非常有利的，同时对社会的文明进步，也是有利的，当然有时也有害。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就是唐律到底是宽还是严？有人说宽，因为它的确比前代的刑罚有明显的轻减；有人说严，因为它把本来只是违礼的言行，变成了违法的言行，把本来不受法律制裁的言行，变成了要受法律制裁的言行。这两说，当然都有道理，但又都只是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综合起来看，唐律的确是宽严适中，当然这里有个立场问题，评价的标准问题。我们只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历史问题。唐律的实践效应，也证明了它在那个时代，是宽严适中的，有利于社会文明进步的，不然的话，它不会对后世及东亚邻国产生那么深远的影响。

君臣带头守法，是唐朝法制建设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这里指的君臣，并不是所有君臣，或君臣的所有言行。但相对前代而言，唐朝守法的君臣要多一些。在封建社会，君是至高无上的，法律的兴废，人臣的生死，往往在君主的一言之中。我们常讲封建社会也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好像这里包括了一切人，其实仔细品味一下，这里没有包括皇帝。皇帝在任何时候都是例外的，他是集立法权、司法权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在这种君主专制体制下，皇帝本人的素质如何，他对待法律的态度如何，直接关系到法制建设的成败。隋唐时期法制建设卓有成效，首先与皇帝注意带头守法执法有直接关系。这里面有许多可以使人信服的事例，在古籍中多有记载。法制破坏严重之时，与皇帝本身的不守法有很大关系，这同样也有许多事例。而皇帝之下的众多臣子，对待法律的态度也很重要。有一支良好的执法队伍，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法律的正确贯彻实施，有时，还可阻遏帝王的一些违法行为。开皇时期、贞观时期、开元时期，就是因为皇帝本人注意带头守法，臣子中又多是依法办事之人，才使得朝政清明，国家复兴、兴盛和中兴。否则，即使有再多再好的法律，也不会自然生出良好的成果来。这涉及到一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即人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在这一对关系中，起始和最终起作用的，还是人，不是法。因为法由人定，法由人来执行。只有到了人人自觉守法成为习惯之时，才可以做到法治优于人治或决定人治。这是一个运动的过程，不能只截下一段来加以论证。

维护法律的统一和稳定，也是隋唐法制过程中一条成功的经验，其中也有失败的教训。这个道理很明白简单，法不统一，人心不服；法不稳定，人难适存。因此，隋文帝也好，唐太宗也好，以及其他一些开明的君臣也好，都经常强调这一条。当然强调统一与稳定，不是不要调整与变革，只要实际情况发生变化，需要加以变通或变革时，就应该变通或变革，但这同样要依法定程序进行，否则，就会引起混乱。随意变更，朝三暮四，是历代包括当代法制建设的大忌，切不可等闲视之。

我以前犯过盗窃罪可以办护照签证吗 (二)

答我以前犯过盗窃罪可以办护照签证吗

刑满释放五年之后可以办理护照，签证的话只能申请不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的国家

身份证丢了 驾驶证可以办护照签证吗

哪个国家 你都没说。比如美国签证。整个签证过程不需要身份证。但是进入领事馆要求把身份证上交 出来的时候再来取回。应该可以交驾照

不要以。驾驶证不具有证明公民身份的法律效力，不可以代替身份证办护照签证。办理护照签证应当交验身份证或临时身份证。

用以前的户口本办护照签证可以不

2014年起城市户口的在户籍地办理通行证、护照已经不使用者口本的了，带身份证、照片+照片回执就可以了。

但集体户、农村户、异地办理的还是要。如果要求户口本，那就一定要现在的户口本的原件。

韶关马坝哪里可以办护照签证？

护照签证之类的证件你只能到公安局去办理，所以你在马坝的话，理所当然要到曲江区公安分局去了

在珠海办护照签证从南宁去越南可以吗

在珠海办护照签证从南宁去越南是可以的：

有外地护照但没有过期：

越南对有护照的中国游客，除公务护照免签之外，因私普通护照没有免签，可在3个工作日之内签好，只需护照原件，费用如下；

一个月一次往返旅游签证：380元/签证；

一个月一次往返商务签证：780元/签证；

三个月多次往返旅游签证：1500元/签证；

三个月多次往返商务签证：1500元/签证；

免签证定义：指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不需要签证，可停留7天至6个月不等，通常是双边的。

盗窃罪被关一个月后可以办护照吗

刑满释放或者做出无罪判决案件终结的可以办理。如果案件尚未结案，或者是在假释期间不能办理。

江苏沛县公安局能办护照签证吗签证吗

县级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都可以申请办理护照，但是公安局不能办签证，签证找旅行社办理

签证过期后偷渡回去再重新办护照签证可以进来吗

一般不可以的，签证过期会有滞留记录。

当然，也看国家和签证过期时间长短这两个因素。

有些国家可以花钱托关系取消签证过期记录，比如菲律宾。

有些国家并不会长久的记录某个人的出入境记录，换个护照，隔段时间，还是可以再申请签证入境，比如南非。

签证过期时间如果不是很长的话，影响并不是很大，就是说滞留时间很短的话，影响并不是非常大，重新办理某些签证，如移民类，还是有再入境的可能的。但是，如果签证过期时间很长，就是说滞留时间很长的话（比如超过1年），影响就会非常大，可能不可以再去那个国家。

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应对。

98年11月的成年了吗可以办护照签证了吗

1998年11月的生日可以办理护照。

办理护照没有年龄限制，如果已经申领了身份证只要带着身份证和220元（办理护照需要缴纳200元，列印办护照用的照片需要20元。）就可以到县公安局出入境服务大厅办理护照。如果没有申领身份证就带着户口簿去申领。

如果在北京也可以通过网路（:bjgaj.gov./idn/）预约附近的派出所办理。

2019在职法律硕士《法制史》简答知识点【四篇】 (三)

答【 #法硕# 导语】法律硕士是专业型硕士学位之一，我国自1996年试办法律硕士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专业学位设置审批暂行办法》规定设置。 法律硕士学位是具有特定法律职业背景的职业性学位，主要培养面向立法、司法、律师、公证、审判、检察、监察及经济管理、金融、行政执法与监督等部门、行业的高层次法律专业人才与管理人才。

【第一篇】

1、为什么说我国法律起源于夏代。

答：中国国家和法起源于夏代，其主要依据在于：

(1)夏启是中国历第一个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世袭****帝王。

(2)夏已开始按地域划分统治区域。夏启在夺取政权以后，进行了一系列征伐战争，并把所征服的地域划为“九州”，设“九牧”为九州的地方长官，开始形成新的国家行政区划。

(3)夏朝已建立了完备的国家机器，包括军队、职官、监狱以及贡赋制度。

(4)夏朝还形成了以国家强制力为直接后盾的法律制度。

2、简述中国法律起源的特点。(家道中落)

答：(1)浓厚的宗法氏族血缘色彩。

(2)以家长制的集权统治为基本统治方式。

(3)法律与道德相互结合，界限不清。

(4)刑事法规相对发达，而民事法规相对落后。

3、简述“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答：“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中国古代法律中一项重要原则，源于《礼记•曲礼》，始于西周。作为一项法律原则，“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所强调的是平民百姓与贵族官僚之间的不平等，强调官僚贵族的法律特权。

所谓“礼不下庶人”，说的是庶人以下“遽于事而不备物”，既忙于生产劳动，又不具备贵族的身份和礼所要求的物质条件，因而不可能按各级贵族的各种礼仪行事，这些礼也不是为他们设立的。但这绝不意味着庶人可以不受礼的约束，因为礼所强调的是等级差别，天子有天子的礼，诸侯有诸侯的礼，不能僭越，任何越礼的行为都要受到惩罚，对庶人更是如此。

所谓“刑不上大夫”，原指大夫贵族犯罪，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获得某些宽宥，在适用刑罚时享有某些特权，比如，对贵族一般不处以残损身体的肉刑(即肉刑不上大夫);必须处死者在郊外秘密执行;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等等。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为了在广大被统治者面前保持贵族作为一个整体的尊严。但这些礼遇绝不等于大夫贵族可以不受刑罚制裁。在实际生活中，官僚贵族犯重罪同样要加以惩罚，特别是对那些“犯上作乱”的贵族，更是严加惩处。史籍上关于官僚贵族因犯罪被杀、被刑的记载不胜枚举。

宗法制度：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家族组织与国家制度相结合，以保证血缘贵族世袭统治的政治形势。

嫡长子继承;小宗服大宗，祝弟服长兄;各级诸侯、卿大夫、士既是一种家庭组织，又各自构成一级国家政权，共同向宗子——周天子负责。

4、简述西周主要刑罚原则。

答：(1)老幼犯罪减免刑罚原则。据史籍记载，西周时期有“三赦”之法，三赦是：“一曰幼弱，_二曰老耄，三日蠢愚”，凡此三者皆赦免其罪。西周时期80岁、90岁的老人及7岁以下的年幼者犯罪都可减免刑罚。

(2)区分故意——非sheng与过失——sheng，、惯犯——wei终与偶犯——非终原则。在西周时期，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惯犯与偶犯在观念上已有所区别。虽犯小罪，却不是由于过失，而是惯犯，就不可不杀;反之，罪虽大，但不是惯犯，又出于过失，就不可处死。

(3)罪疑从轻、罪疑从赦原则。西周时期为保证适用法律的谨慎，防止错杀无辜，凡是疑案难案，都采取从轻处断或加以赦免的办法，即所谓“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

(4)宽严适中原则。西周时期，基于“明德慎罚”的主张，在定罪量刑问题上强调“中道”、“中罚”、“中正”，即要求宽严适中，符合正道。

5、所谓“五过”，其具体内容是：“五罚不服，正于五过”①“惟官”，指畏权势而枉法;②“惟反”，指报私怨而枉法;③“惟内”，指为亲属裙带而徇私;④“惟货”，指贪赃受贿而枉法;⑤“惟来”，指受私人请托而枉法。

【第二篇】

1、简述西周的婚姻原则。

答：西周时期，婚姻的缔结有三大原则，即一夫一妻制、同姓不婚、父母之命。凡婚姻不合此三者即属非礼非法。

(1)一夫一妻制是西周婚姻制度的基本要求。虽然古代男子可以有妾有婢，但法定的妻子即嫡妻只能是一个。

(2)“同姓不婚”也是缔结婚娴的一个前提。西周实行同姓不婚原则，主要基于两点：第一，长期的经验证明，“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第二，禁止同姓为婚，鼓励多与异姓通婚，是为了“附远厚别”，即通过联姻加强与异姓贵族的联系，进一步巩固家天下和宗法制度，具有鲜明的政治意图。

(3)“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西周时期婚姻制度的又一原则。在宗法制下，子女的婚姻大事必须由父母家长来决定，并通过媒人的中介来完成，否则即是非礼非法，称为“*奔”，必不为宗族和社会所承认。

七出三不去：不顺父母;无子;*;妒;有恶疾;多言;盗窃。有所取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

2、简述西周的“五听”制度。

答：“五听”制度是西周时期审理案件时判断当事人陈述真伪的五种方式。其具体内容是：(1)“辞听”：“观其出言，不直则烦”，即观察当事人的言语表达，理屈者则言语错乱。(2)“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即观察当事人的面部表情，理屈者则面红。(3)“气听”：“观其气息，不直则喘”，即观察当事人的呼吸，无理则喘息。(4)“耳听”：“观其听聆。不直则惑”，即观察当事人的听觉，理亏则听语不清。(5)“目听”：“观其眸子，不直则眊然”，即观察当事人眼睛与视觉，无理则双目失神。

3、简述春秋战国成文法公布的历史意义。

答：春秋时期的公布成文法活动是中国法律一次划时代的变革。成文法的公布，标志着奴隶制的法律体系在走向瓦解，封建制法律体系逐步形成。

⑴公布成文法的活动是对传统的法律观念、传统的法律制度以及传统社会秩序的一种否定。打破“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信条，说明法律制度已不再是少数人的私产，而应成为全社会的一种公开的调节器，传统的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

⑵公布成文法的活动在客观上为封建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成文法的公布，有利于新兴的地主阶级将改革的成果用法律形式表现出来，固定下来，为各种新型的社会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⑶成文法的公布，也标志着法律观念和法律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公布成文法，将零散不系统的法律规范变成相对系统、严密的法律条文，对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⑷春秋时期的公布成文法活动，为战国时期及战国以后封建法律的发展与完善积累了经验。在春秋各国的成文法基础上，战国时期的封建法制进一步完善起来。

4、简述《法经》的篇章结构和历史地位。

答：《法经》共有六篇：一为《盗法》，二为《贼法》，三为《网法》，四为《捕法》，五为《杂法》，六为《具法》。其中《盗法》、《贼法》是关于惩罚危害国家安全、危害他人及侵犯财产的法律规定。李悝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所以将《盗法》和《贼法》列在法典之首。《网法》也称《囚法》，是关于囚禁和审判罪犯的法律规定，《捕法》是关于追捕盗、贼及其他犯罪者的法律规定，《网法》、《捕法》二篇多属于诉讼法的范围。第五篇《杂法》是关于“盗贼”以外的其他犯罪与刑罚的规定，主要规定了“六禁”，即*禁、狡禁、城禁、嬉禁、徒禁、金禁等。第六篇《具法》是关于定罪量刑中从轻从重等法律原则的规定，起着“具其加减”的作用，相当于近代法典中的总则部分。

历史地位：《法经》作为中国历第一部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国封建立法居于重要的历史地位。

⑴法经》是战国时期政治变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战国时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总结。《法经》作为李悝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对这一时期社会变革的一种肯定。

⑵《法经》的体例和内容，为后世封建成文法典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础。从体例上看，《法经》六篇为秦、汉所直接继承，成为秦律、汉律的主要篇目，魏、晋以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名例》为统率，以各篇为分则的完善的法典体例。在内容上，《法经》中“盗”、“贼”、“囚”、“捕”、“杂”、“具”各篇的主要内容大都为后世封建法典所继承与发展。

因此，无论从其历史作用还是从对后世的影响来看，《法经》都是中国法律一部极为重要的法典。

5、简述商鞅变法的内容和历史意义。

答：主要内容：

(1)改法为律，扩充法律内容。商鞅“受法经以相秦”以后，曾“改法(平之如水)为律”。商鞅“改法为律”。“律”，强调法律规范的普遍性和必行性，具有“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的功能。“改法为律”，是在法律观念上的又一进步(平等性-普遍性)。

(2)连坐法。商鞅在变法期间广泛实行连坐制度。这些连坐制度在限度内把各种危害国家的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对于维护国内的社会秩序，保障政权的稳定有重要作用。

(3)分户令。为了鼓励发展小农经济，扩大户赋的来源，商鞅还颁布了《分户令》，规定“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强制百姓分家立户，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变法的历史意义：商鞅变法是一次极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这一时期其他诸侯国的改革。这次变法不仅给秦国守旧势力以沉重打击，而且为秦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秦国的封建法制也在变法过程中得以迅速发展与完善，为秦朝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第三篇】

1、简述秦朝定罪量刑的基本原则。

答：①刑事责任能力的规定。秦律规定，凡属未成年者犯罪，不负刑事责任或减轻刑事处罚。要负刑事责任者，秦律确立以身高为标准。

②区分故意(端)与过失的原则。秦律重视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的区别。秦律中故意称为“端”或“端为”，过失称“不端”。故意犯罪处刑从重，过失犯罪处刑从轻。

③ 盗窃按赃值定罪的原则。秦律中把赃值分为三等：一百一十钱、二百二十钱、六百六十钱。对于侵犯财产的盗窃罪，根据不同等级的赃值，分别定罪。一般赃值少的定罪轻，赃值多的定罪重。

④共同犯罪与集团犯罪加重处罚的原则。秦律在处罚侵犯财产罪上，集团犯罪(五人)较个体犯罪和一般共同犯罪加重量刑。

⑤累犯加重的原则。本身已犯罪，再犯诬告罪，则应加重处罚，除去耐为隶臣原有刑罚外，还要判处城旦苦役六年。

⑥教唆犯罪加重处罚的原则。按秦律规定，教唆未成年人犯罪者加重处罚。

⑦自首减轻处罚的原则。秦律规定，凡携带所借公物外逃，主动自首者，不以盗窃论处，而以逃亡论处。若犯罪后能主动消除犯罪后果者，可减免处罚。

⑧诬告反坐原则。秦律规定，故意捏造事实陷害他人者，即构成诬告罪，按被诬告人所受到的刑罚，对诬告者处罚。

2、简述文景帝时的肉刑改革。

答：汉文帝下令废肉刑，把黥刑(墨刑)改为髡钳城旦舂;改劓刑为笞刑三百，改斩左趾为笞刑五百，斩右趾为弃市刑。

汉景帝时期，在文帝改革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刑制改革。遂下令将文帝时劓刑笞三百改为笞二百;斩左趾笞五百，改为笞三百。后又下诏令：“减笞三百为二百，笞二百为一百。”同年，景帝又颁布诏令，改革刑具，以及行刑时不得换人等。这使得刑制改革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刑法适用原则：上请(官贵犯罪，请示皇帝给有罪者某些优待);亲亲得相首匿(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首谋隐匿犯罪行为，不予告发和作证)

3、简述“春秋决狱“。

答：所谓“春秋决狱”，是指以《春秋》的“微言大义”作为司法审判的根据，特别是作为决断疑难案件的重要依据。它为汉朝统治者所提倡，是汉武帝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法律儒家化的必然产物。“春秋决狱”的最重要的原则是“论心定罪”，即以犯罪者的主观动机是否符合儒家“忠”、“孝”的精神定罪，若符合，即使其行为构成社会危害，也可以减免刑罚。相反，犯罪人主观动机严重违反儒家倡导的“忠”、“孝”之精神，即使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也要认定为犯罪，并予以严惩。即所谓“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准五服以制罪”——晋律;官当——北魏律，陈律;八议入律——曹魏律;重罪十条——北齐律

4、简述“准五服以制罪”的制度。

答：《晋律》首立“准五服以制罪”的制度。“服制”本是中国古代以丧服为标志。规定亲属之间亲疏远近的一种制度。

封建服制把亲属分为五等：斩衰亲，服丧三年，着不缝边的极粗生麻布丧服;齐衰亲，服丧一年或一年以下，着缝边的次等生粗麻布丧服;大功亲，服丧九个月，着粗熟麻布丧服;小功亲，服丧五个月，着稍粗布丧服;缌麻亲，服丧三个月，着细熟布丧服。服制不仅确定继承与赡养等权利义务关系，而且也确定了亲属相犯时刑罚轻重施用的原则。

在刑法适用上，凡服制愈近，以尊犯卑，处罚愈轻;以卑犯尊，处罚愈重。凡服制愈远，以尊犯卑，处罚变重;以卑犯尊，处罚变轻。“准五服以制罪”制度的确立，是封建法律儒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其影响广远，直至明清。

5、简述《开皇律》的主要成就。

答：(一)体例①十二篇体例。《开皇律》总结以往的立法成果，以《北齐律》为基础，调整了篇目内容，确定了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等12篇体例。

②五百条律文。《开皇律》制定了500条律文.体现了“刑网简要，疏而不失”的特点。

(二)内容

①封建制五刑正式形成。《开皇律》删除了魏、晋、南北朝的残酷 刑罚，把刑罚定型为笞、杖、徒、流、死五刑。其中笞刑从笞十至笞五十，杖刑从杖六十至杖一百，各分五等;徒刑从一年至三年五等，各以半年相差;

流刑从一千里至二千里三等，各以五百里相差;死刑为绞、斩两种。封建五刑制度自此正式确立，并一直为后世历代王朝所沿用。

②区分公罪与私罪。《开皇律》规定，犯私罪者，五品，一官当徒二年;九品，一官当徒一年。犯公罪者，每官当徒多一年;当流者各加一等。

③改“重罪十条”为“十恶”罪。《开皇律》在北齐“重罪十条”基础上正式形成了“十恶”制度。“十恶”是：一日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日谋叛，四日恶逆，五日不道.六日大不敬，七日不孝，八日不睦，九日不义，十曰内乱。

④完善“八议”、“官当”制度。主要表现在使封建贵族官僚享有“例减”、“听赎”和“官当”等特权。“例减”是指“八议”者和七品官吏犯罪后，可例减一等;“听赎”是指九品官吏犯罪，可以铜赎罪;“官当”是指以官品抵徒刑。其结果是使封建特权系统化和法定化，以维护贵族官僚的封建特权。

【第四篇】

1、简述唐律的特点和历史意义。

答：

一.唐律的特点。

(1)“礼法合一”。唐朝继承、发展以往礼法并用的统治方法和立法经验，使法律内容“一准乎礼”，真正实现了礼与法的统一。把封建伦 理道德的精神力量与国家法律统治力量紧密糅合在一起，法的强制力加强了礼的束缚作用，礼的约束力增强了法的威慑力量，从而构筑了严密的统治法网，有力地维护了唐代的封建统治。

(2)科条简要、宽简适中。唐朝立法以科条简要、宽简适中为特点。唐朝在前律的基础上，再次实行精简、宽平的原则，定律12篇，500条。

(3)用刑持平。唐律规定的刑罚比以往各朝代都轻，死刑、流刑大为减少。死刑只有绞、斩两种;流刑除加役流外，只服劳役一年;徒刑仅一年至三年;笞杖数目也大为减少。更重要的是，其适用刑罚以从轻为度;刑罚的加减原则，也是以从轻为特点。

(4)语言精练明确，立法技术高。唐律用语精练明确，在立法技术上表现出高超的水准。如自首、化外人有犯、类推原则的确立都是集中表现。为了防止官吏滥用比刚，用精确的语言规定了在法无明文规定条件下，官吏故意与过失出入人罪的处理办法。唐律还进一步明确公罪、私罪、故意、过失的概念，并规定了恰当的量刑标准。

二.唐律的历史地位。

(1)唐律对中国封建法律的影响。唐律是中国封建法典的楷模，在中国法制具有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唐朝承袭秦汉的立法成果，吸取汉晋律学的成就，使唐律表现出高度的成熟性。唐律具有封建法典的典型性、代表性，因此，对宋、元、明、清法律产生了深刻影响。

(2)唐律对东亚各国的影响。唐律作为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其影响力不仅及于本国，而且超越国界，对亚洲，特别是东亚各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朝鲜《高丽律》的篇章内容都取法子唐律，日本《大宝律令》也以唐律为蓝本，越南李太尊时期的《刑书》，也大都参用唐律。可见，唐律不仅在中国法制，而且在世界法制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2、唐五刑制度

比较隋朝：笞刑从笞十至笞五十，杖刑从杖六十至杖一百，各分五等;徒刑从一年至三年五等，各以半年相差;流刑从一千里至二千里三等，各以五百里相差;

答：第一，死刑。死刑分为绞与斩两种，较前代轻缓了许多。

第二，流刑。唐律规定在隋制基础上里程提高一千里，形成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和三千里三等，皆劳役一年。另外增设加役流，即流三千里，劳役三年，作为某些死刑的一种宽宥处理。

第三，徒刑。分为五等：徒一年、一年半、两年、两年半和三年。

第四，杖刑。分为五等：杖六十、七十、八十、九十和一百。

第五，笞刑。分为五等：笞十、二十、三十、四十和五十。

3、十恶内容

答：“十恶”是指直接危及君主****统治秩序以及严重破坏封建伦常关系的重大犯罪行为。具体指：

一曰谋反，即图谋反对皇帝，****封建君主政权。二曰谋大逆，即图谋毁坏宗庙、陵寝及宫阙。三曰谋叛，即图谋背叛朝廷，投奔外国。四曰恶逆，即殴打或谋杀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等尊长。五曰不道，即杀一家非死罪者三人和肢解人。六曰大不敬，即盗大祀神御之物，盗窃、伪造御宝，指斥乘舆，情理切害，以及对捍制使，无人臣之礼等方面的犯罪。七曰不孝，即告发或咒骂祖父母、父母，祖父母、父母在世而别籍异财者等。八曰不睦，即谋杀或卖缌麻亲，殴打或告发丈夫及大功尊长等。九曰不义，即闻夫丧匿不举哀、作乐、释服从吉、改嫁，以及杀本属府主、刺史、县令、现授业师等方面的犯罪。十曰内乱，即*小功亲或父、祖妾。

虽然我们无法避免生活中的问题和困难，但是我们可以用乐观的心态去面对这些难题，积极寻找这些问题的解决措施。酷斯法希望越南盗窃罪的量刑__越南偷盗罪怎么判刑，能给你带来一些启示。

正当防卫十条法律

刑法修正案八全文解读--刑法修正案(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