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经济新闻，法国经济事件

2024-06-12 19:30 分类：经济犯罪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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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国1789年10月10号和1790年7月的历史
2、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财政危机严重到了什么程度。
3、17世纪法国经济的崩溃
4、法国为什么投降探究法国投降的原因和影响？

法国1789年10月10号和1790年7月的历史 (一)

答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经济状况恶化，饥荒严重。1789年10月5日，巴黎发生大规模群众游行示威，由妇女带头向凡尔赛进发，要求国王路易十六批《人权宣言》并保障巴黎粮食供应。路易十六被迫答应，并同意携带家属离开凡尔赛到巴黎去，制宪议会也随之迁往巴黎。此历史事件被称为“法国十月事件”。

中文名：十月事件

地点：法国

发生时间：1789年–1799年

性质：政治事件

背景

当十月事件爆发时，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十年，即1789年–1799年，才刚刚拉开序幕。革命的暴力能量还未被充分认识到。不到三个月前，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武装叛乱的浪漫观点迷惑了公众的想象力。受此影响的新兴力量，普通的法国市民——特别是那些居于首都巴黎的民众——激发了参与政治及政府的新的愿望。他们当中最贫困的人几乎仅关心食物问题：多数工人花费近半收入用于面包。攻占巴士底狱后，巴黎物价通胀及严峻的供应短缺成为常态，并在本地集贸市场上引发各种暴力事件。

国王的宫廷和国民制宪议会的代表都舒舒服服的住在凡尔赛的皇家宫殿里，在那里他们对法国政治系统发号施令。在攻占巴士底狱几周后，改革派代表设法通过了扫除困难的法令，包括革命性的八月法令（正式废除了多数的贵族及教士特权）及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现在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制定一部永久的宪法，君主主义者和所有程度的保守派迄今也无法抵抗改革派的冲击，但是到了九月，他们的立场开始发生改变，尽管是很轻微的。在立宪谈判中，他们能确保国王的立法否决权。许多改革者对此感到骇然，而谈判在争论中显得波折重重。

宁静的凡尔赛，象征着皇室的权力，对改革者来说是一个令人窒息的环境。他们的大本营在巴黎。这个熙熙攘攘的大都市在西北方向不到21千米（13英里），步行可达。改革派代表发现四百或者更多的保皇派正在努力将议会转移到遥远的图尔的王宫中，那是一个比凡尔赛更不友善的地方。更糟糕的是，许多人害怕国王倚仗日益增多的皇家军队可能会解散议会，或者至少否认八月法令。而国王也确实考虑过这么做，在9月18日他发布了一个正式的声明他仅认可法令的一部分，代表被激怒了。更加火上浇油的是，国王在10月4日声称他对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持保留意见。

早期计划

尽管革命后产生了神话论，但游行不是一个自发的活动。大量要求在凡尔赛大规模游行的事情已经产生；一个在巴黎皇家宫殿间广受欢迎的演说家，圣于吕日侯爵（marquis de Saint-Huruge），就要求在8月举行游行以清除那些保护国王否决权并蓄意阻挠的代表。尽管他的努力被阻止了，革命分子还是继续保持着去凡尔赛游行迫使国王接受议会法律的想法。皇宫里的演说家提到游行将会有规律的贯穿下个月，这使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二世产生持久的疑心。在凡尔赛游行的想法广为流传，甚至在1789年9月5日的《法国信使》（Mercure de France）上都有篇幅讨论。一种恐慌感在空气中弥漫，许多贵族和外国人逃离了这令人难以忍受的气氛。

游行开始

10月5日清晨，一名年轻的妇女在一群对长期短缺和高价面包感到愤恨的妇女边上敲响了游行鼓声。她们的起点在巴黎东区的市场，称为圣安托万近郊（Faubourg Saint-Antoine），愤怒的妇女们强迫附近一个教堂敲钟。越来越多的人聚集起来，形成一股焦躁不安的能量，游行开始了。附近市场上更多的妇女加入了进来，许多人手持菜刀或者其他临时的武器，教堂钟塔的警报响彻数个区。在鼓吹者的驱动下，人群到巴黎市政厅（Hôtel de Ville）聚集，他们仅要面包，不要武器。随着更多的妇女及男人到达，市政厅外的群众达到六千到七千人，也有可能有一万人。

其中有一人就是无畏的斯坦尼斯劳斯·马亚尔（Stanislaus Maillard），他在攻占巴士底狱中表现突出。他急切的拿起自己的鼓并发出极具感染力的呼声“到凡尔赛去！”（à Versailles!）。马亚尔在市场妇女中是知名人物，人们的欢呼使他非正式的取得了领导地位。尽管不是一个温和的人，马亚尔还是以人格力量抑止了游行群众最坏的本能；他营救了市政厅的供给官，他曾跳上灯柱试图保护储备物资。市政厅的储备品及武器被大量涌入的群众洗劫，但马亚尔阻止了人民将它整个烧毁。恰在此时狂暴的民众注意转向了凡尔赛，他们重新回到街上。马亚尔代表妇女团队的领导，对行进队伍下达了一个宽松有秩序的命令，引导群众在雨中走出城市。

当他们离开后，成千的国民卫队（la Garde nationale）士兵被召集到巴黎市政厅广场。他们在巴黎的总司令拉法耶特侯爵沮丧的发现，他的士兵大多数赞同游行，并在鼓动者的影响下不断加入其中。虽然拉法耶特侯爵是法国最伟大的军事家，但他也无法阻止他的军队涣散，他们开始威胁要开小差。巴黎市政府告诉拉法耶特引导他们的行动，而不是成为无政府的暴民；他们还指示他要求

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财政危机严重到了什么程度。 (二)

答逃往瓦朗纳斯——法国大革命前夕财政改革启示录

1791年6月20日深夜，凄风苦雨，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乔装打扮，携全家潜出杜伊勒里宫，乘上一辆事先准备好的特制马车。马车迅速冲进黑暗中，径直向法国东北部边境飞驰而去。国王此行的目的地是位于荷兰的奥地利军营，但是，在离卢森堡边境不远的瓦朗纳斯镇（Varennes），国王一行却被一位小酒馆的老板认出并被当地的国民自卫军扣押。在遭到前所未有的猜疑和羞辱后，路易十六和王后被押回巴黎，6月25日，当国王重返巴黎时，全城一片寂静，士兵夹道列队，倒持枪支，宛如在为君主制送行。国王一家再次住进了受到严密看守的杜伊勒里宫，此时的路易十六，实际上已经不再是国王，而是一个人质了。这就是法国大革命史上著名的“国王出逃”事件。

路易十六为什么逃跑？因为此前他为挽救财政和政治危机的一切努力都归于失败，现在，大革命正在那个国家里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王室已“靠边站”了，旧制度的秩序已被打破，而新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国家陷入混乱之中，国王继续留在法国已没有任何意义。而这一切严重事件的起因，竟是路易十六本人积极推动的一场财政改革！他在出逃之前起草的“告国人书”说出了出逃的计划：先投到布耶统帅的军中，从那里转向在荷兰的奥地利军队，最后重返巴黎，解散国民制宪议会和各俱乐部，恢复王权制度。如果这个计划成功，法国的历史就是另一种写法了，当然，由于他被截获，这一切都没有实现。

任何一个社会出现足以颠倒乾坤的危机，它的前兆必然是财政危机

，法国也是如此。问题是，一次旨在克服财政危机的改革怎么会引发如此严重的后果呢？这是200多年后今天的我们不得不关注的问题。美国后现代史学大师、斯坦福大学教授怀特（Hayden

White）曾说，任何学术研究从根本上来讲都是一种“讲故事””或是“陈述”的过程，那么，我们就继续把这个“国王出逃”的故事讲下去吧。

一、“路易十六的困境”与失败的财政改革

“锁匠国王”路易十六并不是一个极端专制、暴戾的国王，相反，在法国历史上，他是一个在私生活方面少有的能够有所节制的君主之一，也能够对社会政治制度进行某些重要的改革，特别是他为克服财政危机而实施的改革，放弃了前任国王的一些过分专制、挥霍的政策和做法，有的西方学者甚至称他为“激进的改革家”。但他生性怯懦，缺少作为政治家和改革家所必需的果断精神和坚定意志，“改行仁政和继行暴政同样都是困难的，因为进行改革，就要有力量使特权阶层服从改革；施行暴政，就要使人民忍受时弊，路易十六既不是个革新家，也不是个专横暴戾的君王。

”然而，大厦之将倾，一个帝王的开明，并不能够挽救行将崩溃的帝国，当制度腐朽、根的腐烂达到了极点的时候，不论是开明帝王还是铁腕帝王，谁也无法阻挡暴风骤雨的到来。

路易十六（Louis

XVI）是1774年即位的，此时的法国，经过自称“朕即法律、朕即国家”的路易十四的高度专制、王权无限扩大和“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路易十五的荒淫挥霍之后，就像一个用力过度的发条，已经松弛下来了，疲惫不堪，国家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在大陆及海外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向特权阶层提供的名目繁多的年金、凡尔赛宫的奢华无度以及超庞大的政府机构支出以及对北美独立战争的支持

，导致王国政府财政出现巨额赤字。更严重的是，王国政府的这些巨大支出是依靠大量借债来维持的，债务利息高达8·5—10%，比英国政府借款利息高出一倍

。为了支付到期的债款和利息，王国政府又不得不举借新债，从而使国家财政状况陷入恶性循环。“到18世纪80年代，国家的债务已经占国家税收的一半”

，政府陷入了严重的信贷危机路易十六认识到，要想改变这种极度困难的局面，必须对下层民众积怨已久，而特权阶层死守不放的赋税征收制度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他的确为此做过多次努力，但都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最后竟到了自己也“走投无路”的境地。

路易十六先是任用重农学派的著名学者、《百科全书》撰稿人之一的财政大臣杜尔哥（Turgot）为财政总监进行财政制度改革（1774—1776年）。为缓解财政困难，杜尔哥于1775年将修路劳役改为征收以产业额为计税依据的道路税，并规定所有等级一律照章纳税。1776年初，废止酒类专卖制，允许自由买卖。他还准备进一步规范财政、税收秩序，内容包括节约行政开支、成立贴现银行以便在政府财政危机之时提供应急资金等。然而，在改革的关键时刻，路易十六却恢复了1771年被路易十五解散了的巴黎高等法院以及外省的十余家高等法院，这些机构中云集着拥有特权的“穿袍贵族”，他们担心改革会触及其自身利益，因而极力抵制杜尔哥改革并通过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rinette)对国王施加影响，迫使路易十六于1776年5月解除了他的职务，刚刚启动的、明显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的财政改革化为泡影。对于这一“黄金时代”的速生速灭，伏尔泰曾沉痛地表示：“我的心永远也不能平静”

。

接替杜尔哥的是一位名叫内克（Necker）的瑞士银行家（1777—11781年）。由于身为外国人和新教徒，内克虽被授权主管财政，却没有“财政总监”的头衔。为了解救宫廷财政支出的燃眉之急，缓解国内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他在上台之初利用其银行家的声望到处借款，成功地筹措到了几笔巨款，初步稳定了他的位置。但他深知，要真正解决问题，大刀阔斧的改革势在必行。不久，他取消了宫廷中的一些高俸而清闲的职位，压缩了王室的财政开支、削减了军役税和盐税。这些措施迅速引起宫廷贵族们的反弹，他们立即像当初对待杜尔哥一样，猛烈攻击内克。1781年，内克公布了关于王国政府预算情况致国王的《财政报告书》，该报告向社会透露了国王赏赐钱和恩给金的巨大数额，使得王室和领取大量年金的显贵们再也无法容忍，内克被迫辞职。财政报告书披露的内容和内克因此被革职的事件震惊了社会公众，对宫廷的不满情绪开始上升。

内克的继任者是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推荐的、于1783年任职的卡隆（Calonne

1783—1787）。卡隆为了笼络王公贵族，在上台初期一度采取了与内克完全相反的政策，曾为宫廷人员偿还赌债，增加他们的年金，企图以阔绰的假象抬高王室德威望。但与此同时，他也寄希望于通过开挖运河、建筑港口、修建道路来刺激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但收效并不明显。1786年，“政府的财政赤字达到了400到500万法郎

，采取极端补救措施的时候显然快到了

。”8月，迫于日益严峻的财政压力，卡隆向路易十六提交了一份财政改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在卡隆的改革方案中有许多内容与此后的“温和革命时期”

的革命成果十分相近，即向富有者征税。卡隆建议，以土地特征税代替人头税和什一税，一切土地所有者，包括特权等级一律依其收入多寡按比例缴纳，短期国债的偿还期由10年延长至20年，废除国内一切关卡，取消各领地的关税，延长对盐和烟草的专卖权等，同时政府将每年削减财政支出2000万锂

。卡隆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将这个带有明显的“杜尔哥色彩”的改革方案直接交由巴黎高等法院审批，势必招致特权阶层的否决，于是，他向路易十六建议召开“显贵会议”

，对这一改革方案进行裁决

，并对之寄予厚望。1787年2月，“紧急应召显贵会议”招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44人，贵族和教士代表占绝对优势，来自第三等级的代表不足30人

。路易十六希望以这个会议“来证明有必要通过一项和平时期实行的土地征税新方法，试图能够使国家摆脱困境”

；“希望以此避开召开法国三级会议，因为已经有175年没有召开过三级会议了”，“如果应召显贵可以决定征税，他们就能够决定征税的条件，他们就会从辅助性的机构变成主宰者。但政府很快就发现，紧急应召显贵会议不能打到增加税收的目的。

”这些由国王指定的“显贵”们对这份财政改革方案发起了猛烈攻击，而且反对意见也各不相同，争执不下。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卡隆于1787年4月辞职，流亡英国。

路易十六的财政状况每况愈下，而改革又是如此的不顺，无奈之下，他又将希望寄托在图卢兹大主教布里埃纳（Brienne，1787－1788）身上。布里埃纳是“名人会议”成员，也是卡隆财政方案的积极反对者。法国著名文学家勒费弗尔称之为“无能的笨蛋”。这位毫无创见的“笨蛋”在一筹莫展之下转而又赞同起自己刚刚反对过的卡隆财政改革方案，执意增加新税，并要求特权等级也要纳税，“名人会议”拒绝了向特权者课税的方案，并声称：只有全国三级会议才有权决定财政改革政策和开征新税。1787年5月，忍无可忍的路易十六解散了“名人会议”。布里埃纳将卡隆改革方案稍作修补之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地将它交给巴黎高等法院审定。结果是可以预见的，巴黎高等法院拒绝登记，反而提议召开三级会议以决定臣民应当如何向国王纳税。为迫使巴黎高等法院接受布里埃纳方案，路易十六曾两度亲临法院施加压力，但法院并不买帐。1787年8月，路易十六将巴黎高等法院赶到了东部城市特鲁瓦，但只一个月之后，他又迫于舆论压力将之召回。1788年5月3日，巴黎高等法院发表了一个宣言，即《民族权利和君主根本法》，声称国民应当通过定期举行的三级会议“自由地”向国王纳税。显然，巴黎高等法院试图对王权加以控制。路易十六盛怒之下把两名法官投入监狱，法院系统与王室政府之间的矛盾激化，全国各地的骚动此伏彼起，要求召开三级会议的呼声也越发强烈。

连换了4任财政部长都无济于事的路易十六不得不“承认没有任何办法能够使国家摆脱财政危机，除非以三级会议的形式与国民协商”

；“实在是没有办法可想了，只有召开那令人惊恐的三级会议了。

”1788年7月5日，国王同意召开全国三级会议。8月，布里埃纳辞职，内克又被重新请回来，并被任命为国王的首席顾问。内克上任后筹措到了7500万锂的借款，财政危机有所缓和。

国王的让步似乎使笼罩全国的政治危机暂时解除了，但事实远非如此。英法通商条约的生效

导致大批法国企业倒闭，工人大量失业，又由于1788年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法国农业出现灾难性的歉收，由此，城乡下层居民大都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经济危机、财政危机愈演愈烈，终将导致严重的事态发生。但是，当时许多身处各种矛盾中心的人物，都没有意识到一场真正的狂风暴雨的即将来临。第三等级没有意识到，国王路易十六更不会想到，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几乎还没有任何人会认为自己是一个“革命者”，更没有人会想到什么“小红帽”

、“断头台”，但就在一年以后，血腥的法国大革命就爆发了，无数人头落地，最后路易十六自己竟也被送上断头台，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吊诡（paradox）！

“法国之所以召集三级会议，是因为政府要得到所需要的钱，没有别的办法可想”

，而且，开会的方式仍是沿用175年前三级会议的旧例，即各等级代表人数相同、三个等级分别开会并按等级投票表决。如果这些意图真的能够实现，法国的历史就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了。然而，经过数十年启蒙思想熏陶的18世纪的法国毕竟已经不是一个多世纪以前那个君主专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那个“古典主义”的法国了，以后的事实证明，路易十六的设想只不过是一种天真的一厢情愿。

三级会议于1789年5月5日开幕

，会议果然开得很不顺利。第三等级的代表们对路易十六的表现大失所望，国王关心的只是财政问题：“朕需要忠诚的臣民的援助，以帮助朕克服目前遇到的一切财政困难。”财政大臣内克的主题报告则是国王“指示”的详尽而冗长的注释，由于内容太多，声嘶力竭的内克中途不得不让人代读。人们说，原本希望内克能够在体制改革方面有所创见，“但看到的却是一个只会念账单的会计”

。第三等级认为，三级会议不能成为特权等级维护私利的场所，必须制定一部宪法以维护人人生而有之的基本权利，必须建立一套新的国家机器以取代弊端丛生的专制机构。在他们看来，如果继续实行三个等级分厅议事并按等级投票，税收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平等就是一句空话。国王和内克在三级会议上的表现终结了第三等级对政府的最后一点希望，使他们意识到下面的事只能依靠自己了。6月17日，第三等级将有名无实的三级会议改为“国民议会”（Assemblée

nationale），并且赋予自己批准税收的权力。对此，路易十六并未想出什么化解危机的良策，而是采取了一个愚蠢的行动——关闭第三等级的会议大厅，结果引发了著名的“网球场宣誓”。7月9日，国民议会又自行将名称更改为“国民制宪议会”（Assemblée

nationale constituante）。

路易十六则继续犯错误，在王后及部分宫廷贵族的鼓动下，向凡尔赛和巴黎四周调派军队企图加强对局势的控制，激起了因政府财政改革毫无成就而生活艰难的普通民众的强烈不满，并迅速演化成一场社会动乱。人们到处寻找武器，贫民（乞丐和失业者）大肆抢劫。7月13日凌晨，巴黎的各税务所冒起了黑烟，教堂的钟声在城市上空回荡，报警的炮声隆隆不断。7月14日，以攻占巴士底狱为象征的革命行动

，使得法国民众突然发现自身竟然拥有如此巨大的威力，同时，他们也发现，世界上本来并不存在什么“坚不可摧”的神话。

就这样，一场财政改革的结果竟然引发了惊天动地的大革命。当巴黎演绎着这惨烈的一幕的时候，身在凡尔赛的路易十六却感觉迟钝，并未悟出局势的严重性。在他的流水帐式的记事本中，7月14日也并不是一个特殊的日子：“14日，星期二，无事。”然而，就是这个看似不起眼的事件竟然决定了法国革命的进程甚至决定了革命的最后结局。

革命行动迅速蔓延到外省，农民暴动席卷法国农村，手持武器的庄稼汉冲进时代压迫他们的封建领主的城堡，搜出那些登记着封建特权的古老证书和征收捐税合法的契据，在村子的广场上把它们付之一炬。农民的革命行动不仅极大地冲击了贵族的传统权利，而且也触犯了城市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同时也是地产主，并以此名义向农民征收捐税。现在，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惜与贵族这个原先的敌人结盟共同镇压“失去理智”的农民。在马扎地区，26名暴动农民在一场最终败于城市民团的激战后，受到了一个临时法庭的审判，统统被处以绞刑。迅速变化的农村形势迫使制宪议会暂时放下正在起草的宪法，首先承担起保护农民权利的责任。8月4日夜的制宪会议上，贵族和教士的代表们纷纷提议废除一切不合理的封建特权和赋税，特别是什一税，取消徭役和其他人身奴役

，通过了著名的“8月法令”法令。1789年8月26日，制宪会议又通过了在法国史乃至世界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

，从根本上铲除了旧制度时期的特权原则，取而代之的是人权和法治原则。

路易十六无法接受这一切，为了控制局势，他再次从外省向凡尔赛调集军队，激起巴黎民众更大的愤怒。而当时的巴黎正处在物价高涨、面包缺乏的饥荒之中，经济危机再一次推动着政治危机向前发展。10月6日凌晨，一群情绪激奋的群众冲进王宫，国王的几个贴身侍卫被杀。关键时刻，生性怯懦、温和的路易十六

选择了不与民众对抗，于是他被暴动的民众押回了巴黎，被软禁在杜伊勒里宫中，成了“革命之囚”

。到达巴黎时，路易十六的马车穿过人群，人们没有脱帽致敬，而是以死一般的寂静表示内心的愤慨和鄙视。

国王原先绝对拥有的预算权、治税权以及国家财政收支的批准权和监督权此时已转移到制宪议会的手里。1789年10月以后，制宪议会开始对法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结构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开始行使它已经拥有的各种财政权力，并力争克服严重的财政危机。对于1789年的法国来说，在“没有征得人民同意”

的就是赋税制度被废除后，新的税源一时很难找到，发行公债和组织募捐所得的收入不过是杯水车薪，当年的国家负债额由前一年的30亿锂增加到40亿锂，国家财政依然处于危急中。为了摆脱财政危机，制宪议会决定向教会宣战。教会占有法国可耕地面积的15%左右，其财富总值大约相当于国家债务总额。1789年11月，制宪议会下令将教会全部财产收归国有。为了使这些“国有地产”尽快发挥效用，从1789年12月29日起，制宪议会开始发行以国有地产为担保的“指券”（一种国库债券，assignats）

，由此国家的财政状况有所缓和。1790年5月，制宪议会又下令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拍卖教会地产，国库进一步得到充实。这期间出现了“指券”贬值和教会不断反抗的现象，但庞大的教会地产还是有序地转移到了资产者和富裕农民手中，这是具有时代进步意义的变化。制宪议会还改革了地方行政区划，大体上改变了旧制度时期那种重床叠架的混乱状况。

至1791年夏天，法兰西国家的改造工作已经初步完成，宪法的条文也已基本成型，法国似乎距离立宪君主制度只有一步之遥了，然而，问题就发生在这功败垂成之际。也许是国王急切地想恢复王权秩序，也许是国民议会通过教会立法的原因，或者他就是为了逃生——因为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此时国王已没有任何人身安全的保证，如果有人以革命为名大开杀戒的话，他路易十六肯定排在第一个——反正他神差鬼使地选择了“逃跑”的策略，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始时介绍的那一幕。只是他的运气不好，没逃掉，又一次被押回了巴黎

。

以后发生的历史大致是这样的：1791年7月16日，立宪派出于避免外国干涉的考虑，促成制宪议会宣布恢复路易十六的王位；1791年9月14日，路易十六接受了制宪议会制定的宪法

并向全体议员公开道歉；1791年9月30日，完成立宪任务的制宪议会宣布解散。但是，宪法并不能保证立宪君主制在法国的真正确立，大革命新一轮的浪潮又汹涌而来。1792年9月21日，领导暴力革命的国民公会宣布废止君主制，第二天又宣布法兰西为共和国。1793年1月16日，作为立法机构的国民公会就路易十六的生死问题进行表决，激进派仅以1票的微弱多数决定了路易十六的命运

。

1793年1月21日中午，年仅39岁的路易十六被送上了设在大革命广场（今协和广场，dela

Concorde）的断头台。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里说的一段话被永远载入史册：“我虽然得死去，但绝没有犯过任何指控我的罪行。我宽恕造成我死亡的人，我还要祈求上帝，在我的鲜血抛洒之后，在法国的土地上再也不流血了。

”当沉重的利刃下落时骨肉断裂，在场民众的表情极为阴郁。一位目击者说：“那天，每一个人步伐缓慢，并且不敢彼此相望。

”同年10月，他的“赤字夫人”

、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也被推上了断头台，据说当时她不小心踩了刽子手的脚，马上习惯性地向他道歉：“真对不起，先生。 ”

行刑时，广场上人山人海。塞纳河水，在无声地流淌。

法国惊心动魄的往事证明了笔者在几年前提出的一个观点：在任何社会中，财政、税收都首先是一个政治的和法律的问题，然后，它才是一个经济问题。

二、大革命发生的财政原因分析

路易十六在革命爆发的前后表现得极为被动，但他在财政改革中提出取消财政特权，主张财政权利平等，这是他之前的专制统治者们远远做不到的，他在严峻的财政形势面前显示出的勇气还是令人钦佩的，“他已经下定决心，必须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剥夺上层阶级的财政特权。”“正是他，取消了税收方面的特权，也不再实行未经同意即行征税的惯例。”不管对于君主制还是对于民主制来说，取消上层财政特权都意味着财政权利的平等，对于民众来说，这实际上比暴力革命有更大的意义。“他们在不得不掏钱养活上层阶级、给上层阶级带来好处和安慰之外，也会要求把他们交的税款花在他们自己身上。……贵族们不仅要放弃他们可以豁免某种税费的特权，还得放弃他们没有干多长时间或没有干什么有价值的工作却可以领取年金的特权。在国家的眼里，特权就是逃税的权利，而对政治家来说，特权更意味着强制他人代他缴税的权利。

”

路易十六所提出的“自由宪法”包括着平等纳税、定期召开三级会议、议会有通过投票决定拨款的权力。当他听说，应召显贵（Notables）中只有一人投票支持增加第三等级的代表人数时，他说了一句“你可以加上我一票。”马卢厄特（Malouet）是大革命时期情操最为高尚、也最具洞察力的政治家，他作证说：国王是诚心的，他说，国王完全赞成他的看法

。普鲁士特命全权公使在1789年7月31日的一封快信中公正地描述过路易十六：国王有意识地削弱行政部门在国内的权力，因为这样的政府能使国民受益。一个政府权力受到限制的国家，要好于一个具有绝对专制权力、但却在遭人痛恨、财政混乱到无法解决的政府。“他决心让祖先流传下来的专断的政府容纳当时新兴的各种力量。在建立自由政体的道路上，他已经推动王室走到了尽头，剩下的只能交给国民了。他没有试图去影响选举，也没有想到要去指挥和控制三级会议。面对三级会议，国王已经主动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他赋予这个新成立的机构以如此多的权力，以至于没有什么保留给国王了，国王的权力实际上已经被暂时中止了，并且永远也不可能恢复了。

”显然，如果不是发生民众暴动，法国完全可以向英国那样逐步地建立起立宪君主制度，走上宪政之路。但遭受封建压迫剥削太久的法国人已经没有耐心继续等待了，他们把百年仇恨毫不犹豫和毫无保留地全部倾泻到了可怜的路易十六的头上。

一个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社会大转折，就像一辆巨大的载重车，要调过头来必须十分谨慎，这个过程需要智慧，需要理性，需要妥协，唯独不需要俱乐部的鼓动和街头的暴力行为。而一旦不幸革命爆发，便不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必将充满血腥地一浪高过一浪，直到人死“够”了才算完成整个过程。在大革命期间的1793到1794年的一年时间里，就有17000人上了断头台，其中甚至包括那个敲响路易十六丧钟的“革命者”罗伯斯庇尔在内！

路易十六之死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悲剧，200多年以后，我仍然与诸多的历史学家们一样为他的死而遗憾不已。专制强权的路易十四在位整整72年，昏聩无能的路易十五竟也在位59年，而温和善良、愿意改革却又十分软弱的路易十六，历史留给他的时间竟只有15年！他要通过财政改革恢复国家经济秩序和实力，他能恢复被历代国王废止了160年的三级会议，把全国几百名代表请到凡尔赛来“共商国事””，在大革命爆发后，他又一次次地妥协、让步，并没有真正实施武力镇压，都可以说明他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国王，人们还能要求一个旧制度时代的君王能做些什么？

为什么一场财政、税制会引发大革命？为什么良好的改革愿望带来的却是否定改革者自己的结局？为什么进行减税和平均税负的改革反而激怒了人民

？路易十六时期总体上仍处于旧君主制最繁荣时期（1789年农业收成情况良好，一度缺粮的问题已得到缓和），为什么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大革命与旧君主制以往的历史之间有什么内在的关系？我们在观察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财政改革后，不免对这些难以解答的问题感到困惑不解。这一连串“为什么”的背后，一定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Tocqueville)在他的传世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也曾提出过疑问：“这场在几乎整个欧洲同时酝酿的伟大革命为什么爆发于法国而不在他处？为什么它好像自发产生于它即将摧毁的社会？最后，旧君主制怎么会如此彻底、如此突然地垮台？

”他认为，一个国家发生了法国大革命这样剧烈的社会动荡，原因一定是复杂的，它“决不是一次偶然事件”，而是“一项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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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法国经济的崩溃 (三)

答17世纪法国经济的崩溃

法国在17世纪80年代以前的这段时期，它的政治与经济力量是相当强大的，史称路易十四的“光辉的统治”。自17世纪80年代起，法国经济崩溃了。这种情形之所以产生，这和路易十四推行的宗教狂热、无止境的战争以及反动的经济政策分不开的。

17世纪末年，法国成了宗教狂热的牺牲品，这种宗教狂热当时变成了国家的信条。作为欧洲的“最虔诚的国王”路易十四一贯迫害胡格诺教徒。他在1665至1685年间一共颁布了将近200条限制胡格诺教徒权利的敕令。例如，他甚至禁止胡格诺教徒做药剂师、杂货商、排字工、出版商、律师和外科医生。所以在1685年以前就有3，000名新教徒离开了都尔(法国的大工业中心)，移居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王国 *** 借助于著名的龙骑兵(龙骑兵在胡格诺教徒家中宿营)，把新教徒强迫变为天主教徒。最后，路易十四在1685年10月彻底废除了允许胡格诺教徒信仰自由的南特敕令。从此，除贵族以外的法兰西王国的全体居民都被迫改奉天主教了。这就促使胡格诺教徒大批移民国外，他们纷纷移居荷兰、英国、爱尔兰、普鲁士、瑞士等地。在此后15年之内，法国丧失了25万人口;而据某些历史学家推测，移居国外的人口总数达到200万人。例如，尼姆丧失了几乎全部丝织工人，都尔的手工业者走掉了9/10;在雷姆斯，有一半机器无法使用;而从多菲纳逃走的新教徒有10，000名。在这个时代，喀尔文教已经变成了“小市民的信仰”，所以对胡格诺教徒的迫害恰好促使那些在经济上最活跃和最可贵的人口移往国外。法国丧失了自己的富裕的手工工场主和熟练的匠师。法国虽在宗教信仰上得到成绩，但付出了过于昂贵的代价。工商业人口离开了法国。只有凡·洛贝家族是个例外。

国王的无止境的战争和反动的经济政策使17世纪的法国破产了。路易十四在整整32年之内几乎同全欧发生了战争;他的4次大战(1667至1668年;1672至1678年;1688至1697年;1701至1714年)使法国耗去许多金钱。“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尤其劳民伤财，这场战争延续了10多年(1701至1714)，它是路易十四单纯为西班牙王朝更迭的原因而发起的。这场沉重的战争也威胁了法国的殖民地，根据乌特列支和约，法国损失了纽芬兰、哈德逊湾的土地和新苏格兰。仅在1705年就支出军费17，000万里佛尔，使预算亏空10，000万里佛尔，因此需要采取特别措施才能弥补军费开支。1708年，国家收入共达14，450万里佛尔，在弥补定期债务和已支出的费用之后， *** 只剩下4，400万里佛尔。然而仍在进行的战争需要支出20，000万里佛尔。为了使下一年的情况有所好转， *** 便着手征收实物税，共征集50万袋面粉。此外，不得不把国王的器皿拿去改铸钱币，并且不得不停付公债利息。 *** 在1710年实行了新税，要求国王的臣民缴纳所谓“王家什一税”。但这并未使法国免于1713年国家局部破产。也未能制止国债的增加。法国国债早在1699年就达到46，000万里佛尔，而在路易十四逝世时(在1715年)，国债已有25亿里佛尔。当代人曾正确地认为(正如布瓦歧尔培所说的)，国家“油灯里面不再有油了”。由于意大利生丝停止供应，里昂的工业陷于瘫痪。无法忍受的租税负担(人丁税、盐税、消费税)，以及在路易十四时代急剧增大的对领主的赋役使农民完全破产。1685至1688，1693至1695，1699至1700，特别是1708至1709年的歉收更扩大了人民的苦难。乡村中大批居民饿死了。勃艮第的农民靠草根度日;农民到处抢劫国家仓库，1709年，饥民甚至出现于凡尔赛的大街上。正如沃班元帅(这些事件的同时代人)所证实的，在这个时代内，法国的土地收入减少了1/3(自1660至1710年);国内1/10人口靠乞食为生，半数居民陷于贫困，3/10法国人过着十分困苦的生活，因为他们苦于租税重负，只有1/10居民生活富裕。

宗教、战争、经济这三大政策，对中世纪的法国经济影响很大。如今时代不同了，但它的历史教训，至今仍有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