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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为什么说2008年会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
• 2、2008年经济危机前后中国的经济形势
• 3、我国应对08年金融危机的措施

为什么说2008年会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 (一)

贡献者回答在12月5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之后，货币政策“从紧”正式从幕后走到了台前。面对连续五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经济恰如一个越胀越大的气球一般，如何有序地疏导其内外压力成为了一道难题。

短期内，局面不容乐观。在8月CPI增长攀高至6.5％之后，9月这一数值回落到6.2％，让不少人认为通胀洪峰或许已过，但10月再次出现的6.5％无疑使得之前的判断显得过于乐观。而根据高盛经济研究的预测，11月CPI增长将达6.7％，PPI将达3.5％。无论我们对这一数值有多少的怀疑，甚至质疑，但通胀形势不容乐观可能是大多数人都会承认的共识。

紧缩政策肯定会力度渐强，但选取何种手法可能更加重要。无论是控制信贷、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还是节能减排，都可以有市场化和行政化的手段。两相比较。到底孰优孰劣，也需要看具体情况进行分析。但经济学理论和改革开放的经验告诉我们，行政手段虽然有时可以有立竿见影之效，但其成本也是相当高昂。因此，不到市场手段穷尽之时，行政手段一般还是谨慎为好。

然而，问题归问题，长远看，中国经济利好因素仍然不少。实际上，今天宏观经济的诸多问题或多或少也是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所致，虽然这是一种不太平衡的增长。但仔细想想，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烦恼，总还是好过经济发展停滞所带来的失望的。为了在新政策环境中去展望明后年的经济增长，报特推出“2008，货币从紧”系列，首期刊发的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关于2008年中国整体宏观经济的分析与预测，下周将刊发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经济学家沈明高博士关于信贷总量控制方面的文章。欢迎读者来信交流，邮箱guchongqing@gmail.com。 （文／谷重庆）

中国经济连续5年保持了超过10％的经济增长，而通货膨胀率则保持在3％左右的水平。但是，最近几个月以来，通货膨胀率明显上升，公众中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安情绪。应该说，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比较微妙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我们需要做出调整，同时需要准备应付一些不测事件。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学家之间，中国经济学家和有关部门决策者之间的讨论涉及了许多问题。本文试图把这些问题加以总结、概括，凑成十大问题，以期引起更深入的讨论。这十个问题是：

第一，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是否已经从8％~9％上升到了10％－11％？

第二，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是孤立的，一次性的，还是普遍的，同时兼有需求拉动和成本推起性质的？

第三，为实现相对价格调整，通货膨胀的可容忍度是多少，换言之，在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条件下，调整相对价格的余地有多大？

第四，中国资本市场是否存在严重泡沫，对资本市场价格的大起大落，政府是否应该采取放任的不干预政策？

第五，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是否过快？

第六，在通货膨胀和汇率升值之间，是否存在替代关系，是否应该用容忍通货膨胀换取汇率的稳定？

第七，在中美利差缩小，人民币升值幅度给定的条件下，中国是否还有提高利率的余地？

第八，为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国是否应该加快资本自由化的步伐，以便减轻升值压力？

第九，中国的资本管制是否依然有效，我们应该加强资本跨境流动的管理，还是尽快解除资本管制？

第十，中国流动性的根源在哪里？

1.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是否已经从8％－9％上升到了10％－11％？

直到2003年，公认的中国潜在经济增长是7~8％。在“十一五”规划中，中国政府实际上有一个潜在的经济增长目标，这个目标低于8％。2004年政府还曾提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应该保持在7％左右。

从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势头：连续五年经济增长超过10％，且没有严重通货膨胀。人们自然会问：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是否有了明显提高？我认为提高是有，但不相信有大幅度的跳跃，从7~8％跳到10~11％的可能性不大。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长加快，在一定程度是周期变化的结果。在经过长达6~7年的通货收缩之后，2003~2004年经济出现投资推动的快速增长是自然的。2005年以后“瓶颈”的消除使2006年得以保持低通胀的高增长。经济增长既有趋势的变化也有周期性因素，必须把这两者加以分离，以确定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如果根据现在经济增长是11.5％，就断言中国潜在经济增长已经达到了10~11％，是不够慎重的。通货膨胀不会随经济的高速增长立即出现，而会有一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滞后。如果以当期的经济增长为基础确定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其后果很可能是经济的进一步过热。反通货膨胀政策不能等通货膨胀迹象明显时再出台。更何况，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率已经明显超过了年初的控制目标，且有进一步上升的危险。

2.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是孤立的，一次性的，还是普遍的，同时兼有需求拉动和成本推起性质的？

两个月之前，许多经济学家仍认为中国不存在通货膨胀的问题，CPI上涨很大程度是一次性的，是猪肉和粮食价格上涨造成的。外国因此将中国的通货膨胀戏称为“小猪周期”。我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实际上已经比较严重，其发展前景令人担心。这种担心是否是杞人忧天呢？不一定，理由如下：

第一，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明显超过了潜在的经济增长，根据一般的经济理论，通货膨胀的发生一般都有一段时间的滞后，而中国高增长低通胀的情形已经有几年了。

第二，现在不是个别农产品的价格在上涨，而是农产品价格在普遍上涨。不仅是农产品价格在上涨，而且农产品生产的投入价格也在普遍上涨。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同耕地面积的减少、世界范围内农产品价格的上涨都不无联系。所以很难相信，通过增加生猪存栏数我们就可以解决当前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问题。现在PPI也开始上涨。所有这些指标都告诉我们，必须对通货膨胀的长期性、持续性保持高度警惕。

第三，更令人忧虑的是，在一般老百姓中已经形成了通货膨胀预期，对通货膨胀上涨的不安情绪正在弥散。即便这种情绪是建立在错误判断的基础上，但通货膨胀预期一经形成，就难以打掉。而预期的形成将改变公众的行为，使通货膨胀的恶化难于避免。

第四，近年来工资和薪酬的增长明显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预期——工资和薪酬上涨——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正在形成之中，或者已经形成。

第五，中国存在严重的价格扭曲。所以还需要对相对价格进行调整。相对价格的调整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必然要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

第六，虽然“无论何时何地通货膨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说法不一定成立，但通货膨胀同货币现象密切相关则无可否认。当前中国货币供给的增长为18％，说明通货膨胀是有货币支撑的。而负利息率则是推动通货膨胀的动力源。

第七，近两年股市非常火爆（现在似乎已开始趋冷回调），房地产市场价格不断飙升，中国的财富效应也不可小视。

第八，全世界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趋势，原材料价格在上涨，石油价格在上涨，农产品价格在上涨，中国是全球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全球价格的普遍上涨不可避免的会对中国的物价上涨造成严重影响。

中国目前在许多部门仍存在生产能力过剩的现象。中国的净出口之所以在迅速增长，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因为存在这种生产能力过剩。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存在过剩生产能力的情况下，中国的通货膨胀是否会进一步恶化？这确实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生产能力过剩并不是不发生通货膨胀的充分条件。例如，电视机的生产过剩，并不能抑制粮食价格的上升。更何况中国是开放经济，所面对的是国际大市场。例如，钢铁生产过剩只是对国内市场而言，国际市场对钢铁的需求仍然旺盛，钢铁价格并不会因国内需不足而下降。此外，成本推起的通货膨胀并不会因生产过剩而受到抑制。上世纪80年代的“滞胀”就是生产过剩和通货膨胀并存。总之，我们有充分理由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前景表示担忧。1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3.为实现相对价格调整，通货膨胀的可容忍度是多少？

目前，中国仍存在许多价格扭曲。对这些价格扭曲进行调整，在前两年不是问题，在现在却有问题，因为我们已经有了通货膨胀。即便如此，我们仍应该继续进行价格调整，因为我们不希望看到香港的货柜车继续在深圳加油，不希望农民继续承受“谷贱伤农”之苦，不希望让企业继续浪费不可再生资源、不受惩罚地污染环境。相对价格调整不应拖延，时不我待。

但是，由于物价下调的刚性，相对价格的调整必然会导致物价水平的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考虑中国所能容忍的通货膨胀率到底是多少？过去央行的参考目标是3％，现在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容忍度是6％，有些人则认为更高。通货膨胀的可容忍度不是纯粹理论问题，根据中国的经验，我认为6％是不可取的，4％已经是极限了。通货膨胀率应该保持在4％下。

如果通货膨胀率过高，相对价格的调整也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在通货膨胀环境下，一种价格的提高必然引起另一种价格的提高，各种价格竞相提高，除了使通货膨胀恶化之外，相对价格的调整根本无法实现。现在，中国单月的年通货膨胀率已经超过6.5％，这就给中央银行提出了非常明确的方向：必须采取紧缩政策，使通货膨胀率降下来。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的容忍度，又决定了我们对相对价格进行调整的深度和广度。我相信，没人希望重复上世纪80年代“价格闯关”的错误。

4.中国资本市场是否存在严重泡沫，对资本市场价格的大起大落是否应该采取不干预政策？

关于资产价格泡沫的问题似乎没有进一步争论的必要，结论应该已经很清楚。应该讨论的问题是，政府有无权利和义务对资本市场，特别是股市进行干预。现在许多人认为政府对资产价格不应该进行干预。我们可以干预通货膨胀，但对资产价格仅仅是“关注”。我以为政府确确实实应该尽可能避免干预资本市场，不应该贸然刺破泡沫。但是，在必要的时候，为了保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政府不应该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该出手时就出手”。看看香港、看看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政府在股市发生剧烈波动时的政策，我们不难找到答案。在前一时期，尽管在细节上有许多可改进之处，但政府为稳定股市所做努力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如果没有当时的努力，就不会有当前股市较为平和、冷静的心态。

我们发展资本市场的初衷，特别是股票市场的初衷，是为了改善资源配置，改善公司治理结构，而不是去创造赌场，不是去寻租，不是把股票交易作为财产再分配的手段。如果大家一心一意的进行股票交易，忘掉了真实经济，如果企业热衷于把资金用来投资股票，而不是投资实业，那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远景是非常令人担心的。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说明，体制建设仍然任重而道远。

5.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是否过快？

2005年底，当时国家统计局的负责人称中国的投资率是48.6％。在最近几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幅度继续明显高于GDP的增长，但投资率的统计数却降低了。中国的投资率到底是多少？我也搞不清楚了，我想至少应该是45％。同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对比，这个比率确实非常高。现在学术界出现一种观点：中国现在的投资效率相当高。据有些学者的计算，中国的资本－产出率不到2，如果真是这样，似乎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投资增长并不太高，中国的投资率还有进一步提高的余地。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值得进一步讨论。但是我个人对这种观点是有怀疑的。中国的投资效率在相当程度上是周期性的。经验告诉我们，当经济增长非常快的时候，所有的效率指标都会提高。经济增长下去之后，所有的效率指标马上就会变得非常糟糕。所以，不能简单的得出结论。更何况中国投资的统计数字很难说十分可靠。但不可否认的是，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确确实实不够，应该继续加以研究。

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投资推动的。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和消费推动的经济增长有很大不同。它在当前创造经济过热，在未来却会创造生产过剩。但正如中国社科院汪同三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在过去几年中，中国通过进一步的投资，吸收了前期过度投资所创造的过剩生产能力。可以说，我们是通过建立更多的钢铁厂（还有出口），来吸收过剩钢铁生产能力的。但是这种局面不能长期维持。不久以前，有经济学家警告说，中国将会出现通货收缩，因为中国在前一段投资过多，这种观点不无道理。投资主导的增长会产生比较大的经济波动，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但在当前，我觉得投资过热导致经济过热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当然，在一两年之后，中国面临通货收缩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关于这种可能性这里不详细讨论。

6.在通货膨胀和汇率升值之间，是否存在替代关系，是否应该用通货膨胀换取汇率的稳定？

升值和通胀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汇率和物价是一个多变量动态系统中的两个变量。理论上说，给定其他变量，我们可以确定升值和通胀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不能一般地说，两者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其他变量处于某一给定值域的时候），两者存在替代性。在另一些情况下（其他变量处于另一给定值域的时候）则不存在替代性。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中国当前情况下，升值和通胀确实存在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

理论上说，如果一个国家存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顺差，而汇率升值又缺乏弹性时，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率上升、实际汇率升值，直至国际收支最终实现平衡。换言之，在国际收支顺差情况下，不升值、或升值不够往往会导致通货膨胀恶化。但通货膨胀本身并不一定是由汇率原因造成的。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同汇率有关，但并非全是汇率之过。即便不存在外部失衡问题，11.5％的经济增长、全球范围内石油、矿产品和粮食价格的上涨等因素的存在，也足以导致通货膨胀的出现。升值和通胀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在“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Balassa－Samuelson effect，根据该理论，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其实际汇率应该不断上升。该理论是以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已故的贝拉 巴拉萨（Bela Balassa）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 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名字命名的，二人分别发现了这一理论——编者注】的框架下讨论。这里不赘述。

升值肯定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但是，汇率只是一种价格，它反映国际收支的平衡状况。在自由浮动和固定汇率下，汇率都无法成为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目前，中国所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可以人为调整。但此时汇率政策主要是一种贸易政策工具。汇率的变动主要取决于贸易政策目标（调整净出口增长、调整国际收支不平衡），而不是抑制通货膨胀的需要。例如，在经济过热时期（物价会上涨），贸易顺差往往会减少，甚至会出现贸易逆差。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应该把汇率升值作为抑制通货膨胀的工具。正确的政策反应应该是采取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而升值应该是货币政策的副产品，让汇率升值是为了使货币政策发挥作用（但贸易逆差可能会恶化）。如果政府担心贸易逆差对出口产业造成不利影响，政府可能一方面紧缩货币，另一方面允许汇率贬值以避免贸易逆差的进一步增加。在目前情况下，中国的汇率升值以减少贸易顺差的政策目标同紧缩性货币以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目标正好并行不悖。升值的加快不仅有助于实现贸易平衡，而且可以为货币紧缩留出更大空间。既然是“一箭双雕”、“一石二鸟”又何乐而不为呢？但这里不存在升值替代（或抑制）通胀的问题。

如果说用升值替代通胀的提法不一定妥当，用通货膨胀来代替升值的主张则是大谬不然。后者在付出通货膨胀恶化的代价之后，并不能保持中国出口的竞争力。同名义汇率的上升一样，实际汇率的上升同样降低出口竞争力，而担心丧失竞争力正是国人害怕升值的主要原因。用通货膨胀来替代升值完全是一种“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政策主张。至于提高工资的主张则属于要素市场价格、收入政策和工人权益保障之类的问题。提高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是必要的，但这个问题不应与汇率政策相混淆，不应该用提高工资收入来代替名义汇率升值。

7.在中美利差缩小，人民币升值幅度给定的条件下，中国是否还有提高利率的余地？

在相当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在2005年汇改前后，央行特别注意所谓的利率平价，我们希望汇率升值的年率为3％，于是我们努力使市场形成这样一种年率为3％的升值预期。这样一种预期已经形成的前提下，我们非常注意保持和美国的利差。使中美之间的利差保持在3％这样的幅度。央行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套汇套利资金的流入。直到前不久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成功的。问题是，利率平价在中国不一定适用。首先，中国存在资本管制。其次，中国资本市场并不是有效率的资本市场。最后，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对于外国人来讲存在风险过大的问题。即便中美之间不存在3％的利差，3％的升值预期也并不足以引起大量跨境套利、套汇资金的流入。而跨境资本的流入很可能是为了追逐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上20％、30％，甚至更高的资本利得。真正关心3％升值预期的大概主要是中国企业。而相应资金的回流大概主要是为了减少可能的汇率损失（同时也是为了获得升值受益）。但这些企业一般是制造业企业，进行金融投机的能力和动机应该是有限的。过去外资进入主要是为了在资产市场套利，所以维持利差作用并不大。但现在中国的资产价格已经很高了，对外资也有很大的风险。至少在目前，为在资产市场获得资本利得而流入的外资量可能不会很大，利差也仍然不会吸引大量外资进入。应该说，中国仍有一定加息的空间。所以，央行应该根据减少流动性过剩的需要提高利率，而不必过多关注中美之间的利差。

但是，也应该看到，如果中国继续升息，而美国进一步减息，中美之间的利差肯定会越来越小。如果这种利差进一步减少，升值的预期进一步增加，套汇套利资金的流入确实有可能急剧增加。到时候我们就只有三种选择，一个是加强资本管制把套汇套利资金挡在国门之外，一个是让人民币升值去吸收过剩的流动性，最后一个是进一步加大对冲力度（如果还有余地的话）。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8.为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国是否应该加快资本自由化的步伐，是否应该通过鼓励资本流出来减轻升值压力？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该设法把过剩的流动性引导到国外去，由此减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通过引导资本外流为升值减压同制造通货膨胀以替代汇率升值“有异曲同工之妙”。为此，我同样认为，不应该把放松资本流出作为为升值减压的手段。因为这里有一个周期性问题和发展趋势问题的区别。资本项目自由化是长期性的，结构性的，一旦实施是难以逆转的。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是短期的，是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要根据周期的变化而变化，而资本项目的自由化涉及法律、制度、国际惯例、国家信誉等问题，一旦实施是不能轻易改变的。如果周期方向发生变化，需要遏制资本流出，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重新加强对资本流出的控制？如果这样，我们要付出的代价将是非常高的。

另外，用“宽出”为升值减压是否有效，取决于国人对国外资产的需求。中国A股的市盈率明显高于H股，从在资产市场上获利的角度看，应该说对国外资产的需求是比较大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宣布“港股直通车”的消息后，很多人提前跑到香港买股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存在对外币资产的强烈需求。但是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角度看，中国居民对持有境外资产的需求可能不大。这两种力量是相互冲突的。总而言之，如果后一种趋势占优势，“宽出”政策恐怕不会太有效的。如果前一种趋势占优势，则中国投资者将会面临诸多风险。对于“宽出”政策，我觉得要考虑三点：

首先，进入到我们所不知道的外国资本市场，风险巨大，必须采取渐进方式。不应该让中国投资者，特别是小股民慌慌张张跑到香港去，一下子被套住。现在我们的QDII全部是大幅度亏本，散户难道就更高明。我们还是先在QDII的范围内把工作做到位为好。

其次，根据拉丁美洲的经验，“宽出”政策往往不能减轻压力，有时候反而吸引外资进来。道理很简单，“进”是为了“出”，如果“出”得非常容易，外资肯定会进来。

最后，泰国最近的经验说明，门一旦打开，关上是不容易的（涉及法律、国际惯例和信用等问题）。所以必须事先考虑好，一旦做出决定就不要轻易改变。

我在过去一再强调，中国作为一个人均收入列世界100名之后的发展中国家，不应该成为世界的第三大资本净输出国。但是，“生米已经做成熟饭”。同时，中国又担心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会给出口企业造成重要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难于改变其贸易结构，中国资本流出（通过资本项目或通过外管局和中国投资公司）的增加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应该统筹兼顾地研究资本外向流动战略。什么类型的资本可以先流出、什么后流出？什么行业的流出应该鼓励、什么不应该？什么地区优先、什么地区禁止？是绿地、并购、参股？是债权、证券还是不动产？什么类型的企业应该成为海外投资的主体？所有这些都应该有一个通盘考虑，有一个长远安排。如果资本外流确实能够在充分考虑风险的条件下，得到较高的回报率，那么应该制定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计划，允许资本流出，但这种流出不应该作为汇率减压的手段。

9.中国的资本管制是否依然有效，我们应该加强资本跨境流动的管理还是尽快解除资本管制？

不少人认为管制是没有效的，但是外管局在其今年7月出版的一份报告中明确指出：“外汇管制总体上是有效的。”国内外学者运用价格度量和流量度量所作的规范研究都发现中国的资本管制还是有相当效率的，既然依然有效，我们就不要轻易放弃。当前我们又要控制通货膨胀，又不想升值，资本管制就成了重要武器，为什么弃置不用呢？

维持资本管制的更根本理由是：中国的经济体系仍然十分不完善，金融体制依然脆弱，各种不平衡持续恶化。在中国，寻租、套利、套汇的机会比比皆是。在经济增长持续的同时，中国的财富再分配过程如火如荼，整个社会中充斥着的浮躁心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根本经不起跨境资本大进大出的冲击。

我们应该根据我们的法律，根据中国改革的实际，根据稳定宏观经济的需要，对资本的跨境流动加强管理。资本管制的解除必须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后一步。资本项目自由化是大方向，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中国最终完成经济改革之前，在市场机制进一步完善之前，人民币不应该实现自由兑换，我不认为五年之内我们可以实现这么一个目标。

10.中国流动性过剩的根源在哪里？

中国流动性的过剩来自两个方面：货币的供给方和需求方。过剩的流动性等于货币供给减需求。在供给不变的时候，需求减少也会产生过剩。资本市场的获利机会和通货膨胀造成的负利息率导致货币的需求减少，也会造成流动性过剩。即便央行通过对冲政策把货币供给方造成的过剩流动性充分吸干，过剩流动性依然会存在。

1995~1996年的通胀期间，中国实现了存款利息率和通货膨胀率挂钩的政策，从而保证了存款实际利息率不随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而下降。利息率指数化政策稳定了居民对存款的需求。这项政策对于当时治理通货膨胀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种经验不应该轻易忘掉。

把流动性过剩的来源从货币供给方和需求方加以区分，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央行的对冲政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售央票）和利率政策的不同作用。对冲政策可以有效吸收由国际收支不平衡和人民币汇率稳定导致的流动性过剩。而利率政策则可以提高居民对货币（储蓄存款）的需求，但对减少来自供给方的流动性则效果不大。在西方国家，中央银行提高利率意味着提高隔夜拆借利率（日本）、联邦基金利率（美国）和主融资利率（欧元区），这些货币市场短期拆借利率的提高，增加了金融机构的信贷成本，从而导致货币供给的减少和金融市场利率的提高。中国提高利率往往意味着同时提高存贷款利率，这种利率的提高除宣示货币政策方向的变化外，对于货币供给的作用是不太清楚的。但利率的提高对增加居民的货币需求则作用明显。因而，中央银行应在不同情况下，分别使用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销售央票和升息这三种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当然，在利率自由化充分实现之前，利率政策的使用始终会存在有效性的问题。

在2008年，中国应能继续保持当前的增长势头。但中国外部环境可能恶化：美国次债危机进一步扩大、美国经济增下降、欧洲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和石油及其他商品价格继续上涨等等。而中国经济则可能出现通货膨胀恶化、资产泡沫崩溃、贸易顺差减少等一些困难。但即便出现最坏的情况，中国也应该能够依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挽救困局。有关部门应该做好预案，以便一旦需要，财政政策就能迅速发挥作用。因此，我对2008年中国经济仍持非常乐观的态度。

2008年经济危机前后中国的经济形势 (二)

贡献者回答2008年经济危机前后中国的经济形势中国GDP增速11.4%，创13年来新高，中国经济连续快速增长。

一、2008年的次贷危机，是自1929大萧条之后，最大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光直接造成三千万人失业，五千万人掉到贫困线以下，还波及欧洲和中东，引发了欧债危机和阿拉伯世界的革命。

这场危机发生的原因已经被充分讨论了：

1.根源是美国的居民和金融机构，杠杆过高；

2.大部分杠杆是短期的，极容易发生挤兑；

3.金融机构将抵押贷款证券化，把债务风险扩散到了全世界；

4.监管缺失。

这些问题，虽然现在看起来显而易见，但都是后见之明，在当时，可没有被这么深刻地理解到。

二、既然危机是房地产泡沫破裂引起的，为什么房价的下跌没有引起人们的警觉呢

当时美国的房价：

2004-2005年暴涨；

2006年1月登顶，之后横盘缓跌；

2006年10月开始急跌，当月新房价格中位数同比下降9.7%，全年销量大跌；

2007年春，是个人都能看出来，楼市已经繁荣不再，随后进入快速下跌通道——怎么涨上去的，就怎么跌下来了。

然而大众的认识是严重滞后的，普通人意识中的次贷危机，是在2008年9月15日雷曼破产开始的。

决策者眼中的危机，早在2007年7月就已经爆发了。

在伯南克、保尔森和盖特纳合编的著作《灭火，美国金融危机及其教训》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早在2007年春，美国当局就已经开始为次贷问题擦屁股了，同年3月，他们还在国会听证会上，就次贷问题做出过解释。

三、2008年中国举办了奥运会，奥运会对中国的意义绝不只是文化体育上的，它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通过奥运会振兴经济的我们也能找到例子，比如日本，1964年日本成功举办亚洲历史上第一届奥运会，当时的日本正好处在战后经济复苏的关键时期，在以奥运会为跳板下，日本于当年宣告从战后的废墟中走出，凭借奥运红利开始经济的高速发展，并最终一度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中国也是如此，在08年举办奥运会后，借助奥运红利，开始了高速发展的经济，或许举办奥运会在短期来看是亏，但在长期来看是大赚。具体来看，首先08年奥运会加速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促进我国经济由工业化向后工业化时代的转变。

四、其次，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中国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需求以及在扩大就业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再者，成功举办奥运会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开放，使中国经济能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最后，对地方而言，在奥运的带动下，京津唐的巨大潜力开始凸显。得益于奥运会，全国的资源重点向北京地区集中，该地区及周边的交通基础设施大量升级，经济圈中的城市沿交通轴分布发。事实证明，中国成功以奥运会为跳板，开始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我国应对08年金融危机的措施 (三)

贡献者回答2008年春天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很象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泰国。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首先爆发于泰国，然后迅速在亚洲各国蔓延。

中国在2008年之前的几年中经济增长率过高，导致2007年出现了显著的通货膨胀，同时外国资金以直接投资甚至债务形式大量涌入，房地产价格连年暴涨，2006年和2007年股票价格的暴涨更达到惊人的程度。而到2008年春天，某些城市的住宅价格已经开始下降，股票价格暴跌，政府为扼制通货膨胀而不得不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有可能导致经济的冷却，这确实有点象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泰国的情况。

不过，2008年初中国的经济形势与亚洲金融危机前的泰国有两点根本的不同：首先是泰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前有高得惊人的经常项目逆差，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重高达8％，而中国却一直有可观的经常项目顺差；其次是泰国在危机爆发前实际上实行的是盯住美元的泰国货币对美元固定汇率，而中国在2008年之前早已使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实行了灵活的浮动。

这两方面的差别使中国有可能避免陷入泰国当年那样严重的经济危机；即使出现了某些危机现象，中国发生的经济问题也完全有可能不象泰国陷入危机时那样急剧、那样具有戏剧性。1997年泰国急剧陷入金融危机以一个戏剧性的事件为标志，那就是泰国由于外汇储备迅速流失而无法维持泰国货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而不得不让泰铢对美元在1997年7月2日大幅度贬值。在中国出现的宏观经济问题可能不会这样戏剧性地急剧爆发，但是慢性地逐渐出现类似的问题则完全可能。

中国的经济现实与上述历史教训的比较说明，当前以及今后的中国确实存在着再现东亚金融危机的危险，不过我们完全有可能以足够的事先防范化解这场危机，至少使它缩小为一个不很显著的宏观经济冲击。

当前中国在宏观经济上面临着两方面的威胁，我们应当同时防范这两方面的危险，同时作好两方面的应对准备：一方面，应当冷却过热的经济，遏止通货膨胀，防堵过多流入的外资，这仍然是目前的经济政策的重点；另一方面，东亚金融危机和各国经济波动的教训都告诫我们，必须防范宏观经济中发生的“骤变”，防止冷却过热的经济的过程中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防止由此引发的资金外流造成金融灾难。

在前一方面，目前中国的经济仍然过热，这种经济过热的必然后果之一是高通货膨胀。中国经济已经持续5年以超过10％的增长率增长，最近两年的增长率更高达11％。这样连续地超过9％的经济增长在当前的中国是不可持续的，它不仅使中国出现了高通货膨胀，而且进一步以这样的增长会使通货膨胀率越来越高，造成各种混乱并最终必定引发“骤变”，使经济增长率下降，而那时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就只能通过突然的危机和经济衰退来实现。

与最近几年经济过热相伴，中国的城市住宅售价连续多年急剧上升，股票市场价格急剧暴涨，出现了不容置疑的泡沫经济。这样的经济泡沫迟早会破灭。最近几个月的股票市场价格暴跌，充分暴露了此前一年中股市泡沫生长的危害，说明了“搞牛股市”的政策是非常错误的。某些决策者曾经以“发展房地产业”为借口默许城市住宅价格上涨，曾经纵容股市泡沫，实行“让股市牛起来”（虽然是“慢牛”）的政策。目前城市住宅售价的急剧波动和股市的价格暴跌表明，这样的政策给中国经济制造了巨大的灾难。

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目前中国的流动性过剩，货币与准货币的余额相对于名义的总收入过高。而这样多的货币与准货币首先是由过多的基础货币创造出来的。不仅如此，中国的外汇储备过多并且还在急剧增加，逼迫中央银行不得不过度发行基础货币，这早已成了造成中国基础货币过多的根源，而且它还迫使中央银行不得不强制发行所谓的“中央银行票据”以在外汇储备过多的情况下降低基础货币的发行额。2008年春天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1万5千亿美元，过多的外汇储备已经成了对中国经济的一个重大威胁。

而这样过多的外汇储备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多年积累的经常项目赢余，另一方面是多年流入的外资。2007年我国的对外贸易顺差达2622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总计为747亿美元，仅此两项就会增加3千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我国自1994年以来每年都有显著的对外贸易顺差，是资金的净流出国，本来不需要引进国外资金。但是由于一直实行实际上歧视本国企业的畸形吸引外资的政策，造成了过多的外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涌入，形成了资金在国内外之间大规模双向对流的畸形现象。例如2006年我国的外汇储备增加约2470亿美元，当年的经常项目顺差几乎与此相等，我国在资本和金融项目下的对外直接投资、证券投资等投资性资金流出近1600亿美元。在那一年的经常项目顺差下，这样的资金流出本来可以使外汇储备只增加不到900亿美元，但是由于那一年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证券投资等各种资金流入仍然高达1600多亿美元，造成我国的外汇储备在那一年又增加了近2500亿美元。那一年的另一个怪现象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下货物“进口”所造成的资金外流比海关统计的货物“进口”小了约400亿美元，使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货物贸易顺差比海关统计的货物贸易顺差大了约400亿美元。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通过对外负债、主要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而吸引的外资流入至少达8千亿美元。这些流入的外资实际上没有在中国得到使用，而是变成了外汇储备又流出到国外。如果没有这些过多流入的外资，中国的外汇储备将维持在7千亿美元这样一个一点都不算低的合理水平。外资的流入是中国外汇储备过多的一个主要原因，已经成了造成中国经济过热和泡沫经济、威胁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主要因素。

在这一方面，中国目前要扼制经济过热，通过减少货币总需求降低经济增长率，遏止通货膨胀，就应当同时辅之以防止过多的外资流入，通过减少累计的外资来降低外汇储备。这是目前中国经济政策的重点。

但是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对过热的经济降温的历史经验都说明，在成功地反通货膨胀冷却过热的经济之后，一国的经济通常都会发生“骤变”，不仅过热的经济会变成过冷从而增长率过低、失业率过高，而且企业的高盈利会变成低盈利、高亏损，表面上回报状况良好的金融系统会变成坏账和违约极多甚至各种金融交易瘫痪。这样的“骤变”如果任其发展，市场经济中的交易会停顿，整个经济会陷入危机和衰退。而在目前的全球化经济中，这样的“骤变”还会导致资金从内流变为外流，使一国货币在汇率上贬值，甚至导致一国陷入对外支付上的危机。

东亚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表明，这样的骤变往往发生于过热的经济降温、股票和房地产的价格崩溃性暴跌的过程中。这种过程中的资金转向外流直接造成在泰国爆发了东亚金融危机，而这种资金转向外流及其造成的本国货币贬值又在东亚国家引发了进一步的金融灾难。

目前中国的首要问题还是外汇储备过多造成了过多发行货币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因此资金从内流转为外流似乎并不是一件坏事。在过热的经济降温的变化开始时，美国与其它国家的外国资金撤出中国在当时确实并不是坏事，因为它可以减少过多的外汇储备并由此缓解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

但是资金转向外流起源于对一国投资信心的崩溃，这种投资信心的崩溃通常会造成过度的资金外流，而且资金外流本身也可能进一步加深一国的金融灾难，从而反过来造成进一步的资金外流。资金转向外流会通过某些传导机制造成进一步的金融灾难：在资金转向外流时，企业和金融界的资金—债务链断裂使金融体系解体；资金转向外流造成的本国货币贬值使本国金融财富减少，并因此而减少本国的总支出。这些都会在资金转向外流的国家造成大批企业破产倒闭和失业剧增。这样，即使在今日的中国，外资的大批撤资及与其相联系的资金转向外流也可能变成金融上的崩溃，我们必须严密地关注这样的动态演化，严防资金转向外流演变为冲垮中国金融体系的金融崩溃。

基于上述两方面的考虑，目前我们一方面应当坚决实行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冷却过热的经济，遏止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则要防范宏观经济形势的“骤变”造成金融危机和严重的经济萧条，防范宏观经济形势“骤变”为资金急剧流出、大批企业破产倒闭和失业剧增。在反通货膨胀的经济政策取得初步的成效之后，最重要的就是防范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

我们当前在这两方面陷入的两难境地，来源于巨额资金在我国的国内与国外之间的猛烈跨国界流动：当这些资金大量涌入时，我国的外汇储备激增，造成了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而当大量资金急于流出中国时，我国就会面临东亚国家经历过的那种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我国之所以同时面临这两方面的威胁，其原因都在于放任外资流入和流出，放任外资企业在中国自由发展。

中国货币对美元浮动的幅度极为有限，中国又一直有巨额的对外贸易顺差，这使资金的跨国界流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显得相当特殊。但是，资金跨国流动的这种不良后果对当今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由于当今的交通运输和资金流动极为便利，资金的大规模跨国界自由流动，成了任何国家的政府稳定宏观经济形势、同时防止经济过热与过冷时所面对的最大难题。

就是在美国这种国家，虽然货币汇率的波动很大，长期有巨额的对外贸易逆差，但是资金的跨国界流动也同样放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当宏观经济过热时盈利率显得很高，外资的大量流入使本国货币汇率升得过高，通过使进口品廉价而压低了消费品的价格并抑制名义工资的上涨，使企业的盈利显得更高，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过热；当宏观经济萧条时盈利率显得很低，资金的大量流出使本国货币的汇率降得过低，通过使进口品昂贵而提高消费品价格，增加名义工资上涨的压力，使企业的盈利显得更低，从而进一步加剧经济的萧条；资金的外流还会使本国金融体系陷入混乱，造成资金融通困难，由此而加剧经济萧条。

这样，抑制资金的跨国流动实际上为每个国家稳定本国经济、抑制本国经济在过热与萧条之间过度波动所必要，尤其对目前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目前中国境内外资金的跨国界对流已经大到了完全不必要的程度：我国是资金净流出国，但是一年至少有6百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这样大的资金流入，这意味着我国一年的境内外资金跨国界对流至少为6百亿美元；而前边列举的2006年的情况则是境内外资金跨国界对流达到了1600亿美元。目前我国外汇储备过多形成通货膨胀压力体现的主要就是这样的资金跨国界对流。

为消除金融危机的隐患，缓解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必须尽量减少这样的资金跨国界对流性流动。这又意味着尽一切可能缩小外资流入的总规模，因为在我国有长期持续的巨额经常项目顺差时，以外债和外商直接投资形式流入的任何外资都是资金的一种跨国界对流。

中国最近十几年来股票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表明，中国的资金所有者们对预期的价格波动造成的收益变动极为敏感，有极强的资金流动倾向。在这样的情况下允许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等于让资金毫无限制地在境内与境外间自由流动。一旦境内的资金所有者对中国的金融资产特别是银行的安全性发生怀疑，要将几十万亿的银行存款兑换成外币输往国外，甚至要将手持的中国股票、房产等变卖再兑换成外币，中国的外汇储备绝不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那就会造成剧烈的资金外流并引发金融危机。那时，由于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以自由兑换，中国的货币政策当局就失去了任何防止金融崩溃、稳定金融体系的手段。

现在我们需要尽量制止资金的跨国界对流，以此来防止中国的外汇储备进一步增加并适当减少中国的外汇储备。目前达到这些目标的最切实可行的方法，是严格抑制新外债的借入和外商直接投资，同时尽快清偿已有的外债，回购境内的外资企业所有权，总的目的是减少中国所欠的外债和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金。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可以减缓中国外汇储备的进一步增加甚至减少外汇储备的方法有三种，第一种方法是，允许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让对外投资的公众购买储备的外汇；第二种方法是通过商业化经营的“主权财富基金”（如外汇投资基金）用外汇储备购买国外资产，将官方持有的外汇储备变为由商业化基金持有的外国资产；第三种方法是以储备的外汇偿还外债、回购境内的外资企业，减少中国所欠的外债和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金。前两种方法不可能减少资金的跨国界对流，只有第三种方法才可能减少资金的跨国界对流。不仅如此，也只有第三种方法才是真正同时扼制经济过热和过冷的骤变的有效方法。

目前中国的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还不能自由兑换，因而本国公众不能自由地购买外汇到国外投资，中国人清偿外国债务和外国人撤回在中国的投资时在法律上也无权自由地购买外汇。但是实际上，按照国际上的惯例和一般人的情理，相对于不准本国公众自由购买外汇到国外投资，不准清偿的外国债务和外国撤回的投资兑换成外汇要困难得多，引起国际纠纷和招致外国在经济上报复的可能性也大得多。因此，即使在目前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还不能自由兑换的情况下，也应当承认，通常我们有义务为清偿的外国债务和外国撤回的投资兑换外汇。这就意味着，即使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还不能自由兑换，也应当将中国所欠的全部外债和全部外商直接投资都视为中国在外汇方面的“隐性偿付义务”。

从这个角度看，在人民币资本项目下不能自由兑换的条件下，当经济衰退的骤变导致大批资金想流出到境外时，国内的外债和外资直接投资的资金越少，对外的“隐性偿付义务”就越少，能够流出到境外的资金就越少，本国经济由于资金流出所受到的冲击就越小。仅就此一点，动用外汇储备以减少国内的外债和外资资本金就是同时扼制经济过热和过冷的骤变的最佳方法。

由于很难监管跨国界经营的外资企业内部的这种跨国界的资金流动，还由于这种跨国界经营的外资企业还有上述种种不利于中国的弊端，我们应当对跨国界经营的外资企业包括跨国公司和跨国经营的银行在中国的经营加以足够的限制。应当要求所有跨国界经营的外资企业将其在华的分支机构、工厂尽可能分立为独立的在中国经营的企业，形成在中国注册的独立的企业法人，至少也要分立为有独立的资产负债表和盈亏核算的独立经营单位，以便于中国政府的管理部门监管其跨境资金流动。 中国目前正在实行宏观经济紧缩，人民币的存贷款利率都在提高；而美国为了应付次贷危机造成的经济衰退，正在不断降低利率。人民币利率可能高于美元利率这种差别使美国等国的资金有更强的动力涌入中国，空前地加大了造成中国宏观经济不稳定和未来发生骤变的危险。

在目前的金融形势下，我们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强行制止新的外资流入中国，通过严格的监控和打击来防止外资以假进口方式流入，严厉地监管并控制外资企业、外国金融机构的跨国资金流动，清理与清偿外债和外资企业的资本金，以此尽可能减少中国的外汇储备。具体的政策措施包括：

——严格监控和严厉惩罚以伪装的出口或进口对境外流入资金或流出资金的任何行为。在目前外资还在大量涌入中国时以监控和打击伪装出口流入资金的行为为重点，今后若出现大量资金涌出到境外的苗头时，则以监控和打击伪装进口流出资金的行为为重点；

——尽可能减少积存尚未清偿的外债，其中包括中国境内法人和自然人对外国所欠债务、贸易信贷和发行的债券等。原则上对所有这些外债都采取“只准还不准借”的做法，以强制境内的单位和个人清理与清偿外债，尽可能早、尽可能多地偿还国内目前所欠外国的债务，停止任何形势的外债流入。

——严令禁止国内的一切企业、机构、个人借入新的外债（包括发行债券和接受贸易信贷）；确实需要以债务形式增加经营资金者，必须由中国国内的银行以人民币贷款提供资金；经营需要增加外币资金者，必须以其所有的人民币资金通过在中国境内的银行购买中国的外汇储备，向其售出外汇者，只能是中资银行或在华的独立的外资银行，这些银行的外汇资金只能来自向中国人民银行购买；外商在华金融机构必须与其境外总部分立，并且不准再从国外调入任何新的资金。

——严令国内所有的企业和个人尽早、尽多、尽快地偿还目前所欠外国的债务（包括履行任何形式的债券所规定的偿付义务）；拖延不履行偿还外债义务者，应以法律手段强制其尽快履行偿付义务；对任何无力履行偿付外债义务者应立即启动破产程序，并尽快完成破产清算，以结清其所欠外债。

——尽可能停止新的外商投资流入。

首先是一律禁止任何金融投资性的外资流入，只允许外商和外资以对中国进行新的“绿地投资”即兴建工厂、安装设备的方式对中国进行投资，并对此类投资也加以严格的监督和控制；国内现存外商投资企业经营中资金周转发生困难而又无法遵照前述规定获得贷款者，其出资人可以增加资本金的方式向其注入新的资金，但是新增资金只能用于在中国国内购买原材料等经营用物资和支付员工工资，严禁将资金移作它用；

为达此目的，应尽可能制止外资对境内中国企业的任何收购和并购。相应的政策措施包括：

立即禁止将任何国有企业、国有的任何企业股权出售给任何外商、外资企业和其它外国单位包括政府；

明令规定：在外商对中国国民的非国有企业进行收购、参股时，其所占股份总计不得超过49％，中方的出资人如果由于资金不足而无法使其对企业持有股份达到51％的，由国有的控股公司或投资基金投入相应的资金补足并形成相应的国有股权；

尽可能停止中国企业在境外的上市、发行股票和债券。中国企业在国外新发行的任何股票和债券都应被视为新的外资流入，必须经过相应的政府部门严格审批并受相关部门严格监控。目前原则上应不再批准中国企业在境外发行新的股票和债券。

尽量减少新在中国开设的外商投资企业。不再批准开设新的没有实际投资于工厂和设备的“绿地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

——对于批准允许的外商对中国进行的新的“绿地投资”，应尽可能将项目的所有者变为中国的国有控股公司或投资基金：

对产品主要在中国国内销售或能够主要在中国国内销售的企业，要求项目必须由中方占有51％的股权，且销售渠道和网络必须由中方控制；

对产品主要在国外销售且投入主要由国外进口的投资项目实行严格限制。在外汇储备激增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原则上如果外方不向中方交出供销渠道并同意中方控股者，至少暂时不再批准其在中国境内再建立此类新项目。

——尽快有计划地由国有的控股公司和投资基金逐步回购在境外股票市场中上市的境内企业的股票、境内企业在国外发行的债券；

——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强制收购外商在华投资企业或外资持有的企业股权，减少外资在中国境内持有的企业资本金，通过购回外资持有的企业股权而减少中国对外的“隐性偿付义务”。此种收购，应由专门的中国国有控股公司、投资基金进行。

收购的先后次序应当为：首先是原为中国企业、只有部分股权为外资持有的企业的股权，特别是中国各大银行的股权；其次是产品主要在中国国内销售或能够主要在中国国内销售的企业或其分支企业，收购时原则上应要求中方必须持有企业51％的股权，且销售渠道和网络必须由中方控制；最后再考虑产品主要在国外销售且投入主要由国外进口的企业或其分支的收购。

——应当首先根据部门和行业的特征而确定以本国资金对外资企业或外资持有的中国企业股权的强行收购。有些部门应当进行全面的内部重组，强令外资全部退出，现有的外资企业或外资持有的企业股权则由国有的控股公司或投资基金收购。这样的杜绝外资进入的行业包括：与军工生产有关的所有企业、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如公用事业包括水务事业。特别是对银行业，应当保持其民族特征，应当强行赎回前几年卖给外资的各银行的全部股权，并以立法禁止外资购买中国的银行的股权，并尽可能限制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的经营。

——应当考虑逐步恢复对外资在中国境内持有的企业所有权的限制，硬性规定外资持有的任何中国境内企业的股权不得超过该企业全部股权的49％。

过去的类似政策没能坚持下来，是由于许多合资企业被外资控制了产品的销售和投入的采购，外资企业通过压低产品的销售价格和投入的采购价格转移了合资企业的利润，造成合资企业的亏损；特别是依靠向外资企业所在国出口产品的合资企业，即使是由中方控股，但是由于被外方操控了出口销售渠道，合资的外资企业通过上述的价格操控而转移利润，造成合资企业亏损，最后逼迫合资的中方只好放弃控股权。这些失败的引进外资的经验说明，在外资企业实际掌控产品销售、特别是通过出口掌控产品销售的情况下，即使中方掌握合资企业的控股权，中方也无法使合资企业的经营有利于自己。这种情况是妨碍强制实行中方对合资企业控股的最主要因素。特别是由外资控制的出口导向，必定会使我国在企业合资中处于上述的两难境地。

要强制实行中方对合资企业的控股，就必须限制那些由境外总部控制采购和销售的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经营活动，特别是严格地限制跨国界经营的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经营活动。

——为扼制中国房地产业中的投机和投机性外资的流入，必须立即禁止外国人、外国企业购置中国的房地产，已购入者应限令其限期以公平价格售出；

——为扼制投机性外资的流入，应进一步加紧限制外国人、外国企业购买中国上市公司股票，并逐步走向最终禁止外国人、外国企业购买中国上市公司股票；

——为维护中国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稳定，防止发生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崩溃性恐慌，防止在股票和房地产价格过低时形成要求外资购买救市的需要，中国政府应建立专业的国有财产经营机构，在股票或房地产价格过低时购进股票或房地产以稳定市场。

对股票市场，政府应建立股票价格平准基金，在股票价格普遍过低、平均市盈率已经显著低于存款利息率的倒数时大量购入对股市有稳定作用的股票；

对房地产市场，政府也应在房屋售价已经显著低于未来房租的贴现值时购入城市的一部分房产，以稳定房地产市场。

中国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都有可能发生恐慌性的崩溃，这种崩溃有可能导致中国的整个金融体系陷入危机并造成严重的经济衰退。政府应及早作好应对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崩溃的预案和组织准备。组建股票价格平准基金和购买房地产的机构，就是应对危机的一个重要的组织准备。

——上述政策措施涉及到一系列使用政府资金的国有财产经营机构，如购买外商投资项目所有权的国有控股公司或投资基金、购买外资企业所有权或外资持有的企业股权的国有控股公司或投资基金、股票价格平准基金、购买房地产的政府机构等等。需要以法令形式确定这些国有财产经营机构的法律地位，这些机构的资金由财政部发行专门的建设债券筹集，其运营由财政部和国资委等部门联合监管。这些机构运营中需要的外币资金，由财政部发行专门的建设债券筹集，这些债券由国内银行以其持有的中央银行票据认购，而这些国有财产经营机构将所获中央银行票据兑换为外币使用。

——上述所有各项措施，都应当有利于建立并稳固地维护由中国自己本国控制的完整的产业链、资金链。这种完整的产业链、资金链是中国在未来不会受经济波动和外来冲击的各种危机很重打击的根本保证。

面对中国当前可能发生的两方面危机，千难万难，政府有效地控制资金并适当地实行再国有化就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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