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 1、不该你得的财，拿了就是灾祸
• 2、哪里有民间中医，对于肺癌领域有擅长的。 多年经验的？ 麻烦知道的可以介绍一下。 肺癌晚期
• 3、中国政治制度的起源?
• 4、陕西“变态色魔”王万明伏法记：一生致21人死亡，后来怎样了？
• 5、佛教两乱是什么

不该你得的财，拿了就是灾祸 (一)

优质回答谛闲老法师讲过一个公案，在上海有个所谓的大善人死了，有个法国人会叫魂，他的家属想把他叫魂叫过来见见面，结果找不到。那个法国人说，阴间没有，他到地狱里去了。他的夫人一听就很不高兴，怎么可能到地狱去？我的丈夫是一个大善人，修桥补路慈善事业做了那么多，怎么会到地狱里去呢？搞得那个法国人也没有办法，他说我真的就是看到他在地狱里面。

最后才了解到，他的儿子也刚刚死，就把儿子叫魂过来，他的夫人问他的儿子，你的父亲到哪去了？儿子说下地狱去了。怎么下地狱了？他是善人啊。他的儿子说，是啊。他现在是善人，但是他原来做了一件很恶的事情，父亲原来在清朝作官，那时候家里很贫穷，陕西一带有水灾，朝廷派他去赈灾，给了六十万两银子让他赈灾，他竟然把这些银子全都贪了，导致了很多人死亡。导致灾民死亡，这是个大恶。由于这个事情，他死后直接下地狱。他贪了这么多银子之后，可能想平衡一下自己内心的罪恶感，然后就修桥补路，做慈善事业，但是无济于事啊。他的善以后会有点善报，但是他贪赈灾的银两是要下地狱的。这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

现在很多人，如果他相信因果法则，他就不敢去贪了。你贪了是要下地狱的。这是不该你得的财，这就是灾祸啊！自古以来讲，人举头三尺有神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怎么能逃得过呢？所以儒道释三家都讲因果报应的道理，异熟果，三世因果，善恶一定是对应报的。只不过是有时间的迟速快慢而已。

所以不能由于眼前没有看到果报，善人好像没有得到好报，恶人好像没有得到恶报，你就不相信因果。这是鼠目寸光，看得很有限。由于我们鼠目寸光，不相信因果法则，因而就不相信净土法门，这个损失就太大了。你不相信因果法则，就不相信世间的善法。你不信因果，一定会造恶，一定会没有敬畏感，不怕一切，肆无忌惮。

我们中国现代为什么这么多人不讲道德？其根本的原因就是不相信因果。要重振我们中国人的道德心理和道德行为，一定要从因果和轮回的教化开始。不相信因果就不相信世间的善法。不相信净土，就不相信出世间的大法，这两者都失去了，那这一生可以说就白过了。不仅仅是白过的问题，而且作了亏本的买卖，你想下辈子再保持人身都是不可得的，一定是下三恶道的。

《龙舒净土文》

哪里有民间中医，对于肺癌领域有擅长的。 多年经验的？ 麻烦知道的可以介绍一下。 肺癌晚期 (二)

优质回答陕西的李可

广西中医学院的刘力红

美国佛罗里达的倪海厦（有条件就要去找他）

皂荚丸

皂荚，又名皂角，干的打成末，取90g，枣子500g蒸熟捣成泥，两个和在一起吃，每天两次，每次一勺（家用的小汤匙），本来是要搓成丸的了就先这么吃吧，清除肺部脏东西的。吃完这个药会拉稀，黑黑的，腻腻的，属正常排毒反应。

苇茎汤

网上有倪海厦的讲义什么的，倪海厦讲的 金匮要略 的doc版本百度文库有，免费下载，下下来，如果你懂一点，研究一下，如果病人出现瞬间昏厥，建议准备好 李可 老师的 破格救心汤 ，愿早日康复！

还有，看病不能看广告，神佛也不是一天就能拜出来的。

中国政治制度的起源? (三)

优质回答第二章 中国政治制度的起源

一 传说时代的社会生活

1 ,母系氏族时期的形成.公元前5至4万年左右,即山顶洞人时期,我国进入了母系氏族社会.此后至1万年之间,生存方式主要是向大自然索取食物,如狩猎,采集和捕鱼等.据说因当时食物的主要来源靠女性的采集物,如坚果类,植物类,占食物来源总量的70%,而男人的狩猎和捕鱼只能作为蛋白质补充,只占30%左右,所以,这个漫长的时期为母系氏族时期.

2,母系氏族的社会群体.有些像现在的猿群,数量都不大,且都为流动性.最初是族内婚,不分辈份,不分亲疏.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后来血缘群间有了较多的交往,则实行族外婚,女人生下的子女留在母亲氏族内.男人则与另一个或几个其他母系氏族通婚.当时地广人稀,每平方公里1人,全球的人口不过334万.尽管大家都沿水而居,但遇到的氏族仍然有限,外婚制,亦不分辈份.直到文明前夜,才实行对偶婚制.一个氏族与几个氏族通婚,这个氏族的同一年龄段的男女与另一氏族相当的男女结成夫妻,他们的子女则视所有的同龄长辈为父亲或母亲.当然,对某个人来说 ,可能在众妻子或丈夫中有一个主妻或主夫.当时日子相对很好过,人们像猴子一样,天天"含哺而嬉,鼓腹而游",这是由于当时正处于一个相对温暖的气候期,据说黄河流域像现在的南方,不仅植物茂盛,且动物繁多,有原始的大象及其他现在在南方才能见到的动物.黄土高原还是绿色高原,根本见不到黄土.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根本没有你的我的的观念.都是大自然的,是大家共同享有的.

3,农耕文明的开端.1万年左右,虽然仍然是母系社会,但由于人口相对增多,气候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导致动植物减少,人类生存压力增大,单靠向大自然索取食物不能生存了.人类只得自己生产食物.在适宜植物生长的地区,由女人在采集时首先观察到植物的生长规律,开始尝试种植.她们把采集的植物种子,像撒化肥一样随意地播撒,然后就顺其自然等着收获.收获也不懂得用工具,而是像采集一样,只把能吃的部分采下来.待粮食有了些剩余,就开始喂男人打猎时捕获或拾来的小动物.村子里还有陶窑,用于制造日常打水煮饭用的陶罐,连埋藏小孩子也用大陶罐.衣服则是用兽皮或其他植物纤维纺织而成.此外,人们还有了爱美之心,用兽牙骨,贝壳,小石头做成各种项链及其他装饰品.由此,形成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

4,姜寨生活方式与组织形式.从1万年到6千年的母系氏族时期,由于原始农业的形成和发展,人们开始了半定居生活.据考古发现,中国当时的农耕氏族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如陕西临潼发现的姜寨遗址,居住区位于中央,为防止野兽或其他氏族的骚扰,周围有濠沟环绕.村东隔濠沟是全氏族的墓地,村西是不大的窑场.居住区中心是面积的广场,广场四周地势稍高,有5组建筑群:东西南方各一群,北方两群.每群建筑物以一大型房屋为主体,附近都分布着十几座或二十几座中小型住屋.各组房屋的门都朝向中心广场,房屋为半穴居式,室内有火塘和整套的生活用具.可供三至五个对偶家庭居住.每组房屋都围绕着一个大房子,室内面积较大,两边是床位,可住2,30人,床位后面还有可供许多人议事,举行宗教仪式的地方.全村共有5座这样的大房子.总共算起来,这个族群约有90至120人左右,分5个氏族,合成一个胞族.所有的房子,周围的土地及简单的工具和饲养的牲畜,都为全族人所共有.就连陪葬品都.这时虽然还没有明文规定的组织制度,甚至文字还没有成熟,但已经开始了对氏族族众的管理,他们靠的是图腾和风俗习惯.凡违背了氏族风俗习惯或触犯了图腾禁忌的人,都要被处死或逐出氏族.

氏族的权力机关是氏族民主议事会.氏族的一切重大事情都由全体成年男女共同讨论决定.而氏族首领则根据个人的能力表现,由全体氏族成员推举产生,她只是一个管理者,完全是为大家操劳的女家长.母系氏族后期,由于战争开始出现,所以,氏族的军事首领由男人担任.此后,随着战争愈演愈烈,男人的社会地位也越来越得以提升.

二,从氏族到国家

1,中国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与母系农耕氏族部落的充分发展.周边的环境.东南为世界上最大的大洋——太平洋.且无小岛可作跳板.西南为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和高原——珠穆郞马峰和青藏高原.西北为大片的草原,戈壁和原始森林.总之四周是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之内,是东低西高呈阶梯状的地貌,除长江,黄河两大河流外,还有辽河,淮河,珠江及其他大大小小的河流.气候则是从热带到暖温带,大部分处了北纬30-35度暖温带宜农区内.地大物博,人口却并不众多.在漫长的母系氏族农耕文明发展时期,农耕氏族群落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遍布了沿各水域的宜农地区.这个时期便是老子形容的小国寡民时期: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也是孔子形容的大同社会阶段: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2同质农耕文化的兼并战争.当人口随农业的发展而缓慢增长时,相对人口压力的矛盾就爆发出来.我们的祖先为争夺更为肥美的土地,开始的兼并战争.农耕社会的战争不同于游牧文化的战争.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以牛羊为食.部落不大,却因要与更为严酷的大自然和野兽不断抗争,非常英勇好斗,讲义气,重朋友.当他们遇到天灾人祸,便像狼一样掠夺富有部落的财产.这是动物性的生存方式.他们的战争都是以小家族为单位,按照个人作战时的勇力,杀人多寡来分配战利品.从古就实行扫荡三光政策.而中国本土的农耕部落,因相对稳定聚居.大家结成的是外婚制的群落联盟.农耕生产生活方式决定,要把战胜的一方杀了,虽然能夺到一点吃的用的,但土地就会荒芜.不如把他们变成纳贡的兄弟,成为友好邻邦.因此,战胜的一方取得的是宗主权——大家都以他们的祖先为共同祖先;纳贡权——大家都要向他们进贡粮食和土特产;统帅权——他们可以统一管理水源,调遣附属部落的队伍保卫自己的家园.而战败的一方不是从肥美的土地中被赶到荒蛮之地,就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向宗主国纳贡.但他们的氏族或部族长们还统领着自己的族众,如果他们的部族势力强盛到足以和宗主国抗衡地地步,便自然会起来反抗并取而代之.

3最初的国家雏形——炎黄子孙的国度.最初将星星一样松散的部族凝聚成一个整体的便是炎帝和黄帝.他们先将各自周围的小部落通过兼并战争聚合起来,当在东方的炎帝和在西方的黄帝领土发生争端的时候,开始的炎黄大战.黄帝先吃了败仗,后来他又联合更多的部落,终于战胜炎帝.所以,他被称之为中华民族的共祖.但实际我们经常说自己是炎黄儿女,炎帝还在黄帝之先.后来,这两个大部落就成了中华民族鼻祖的象征.黄帝当了各部落的首领后,带着百官去巡察被他征服的部落.每到一地,先是祭祀当地部落的祖先,然后再带领这些祖先的后代共同祭祀天地和黄帝的祖先.这样,就收服了人心.其实就是建立了统一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权威.当然,他还要时时防止被征服部落的庞大,防止他们篡夺自己部落的领导权.此时没有国家的边界,却有了国家机构的大致雏形.此后,伴随着农耕部落的兼并战争,中华民族及国家就像滚雪球一样,从人口到疆域越来越大,各部落之间从氏族到部族到部落联盟到最初的部落联盟国家.当国家的扩张到了四周很难逾越的边界时,我们的统一国家也就有了大体的边界.在这个漫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共祖的大一统观念和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这个过程大约用了2-3千年的时间.最后以夏王朝的建立为成功标志.

三,政治制度的雏形

1,政治制度产生背景.原始社会末期,我国出现了几个较大的部落联盟.一是东方的古夷人部落联盟,主要由太昊,少昊,伯益,皋陶,颛顼,帝喾等6部分组成.居于黄河下游直到东北的,称为东夷,居住在江淮之间直到江南的称淮夷.二是西方以炎帝为宗主的古羌人部落联盟.主要由四岳,烈山氏,缙云氏,冯夷等部组成.他们的活动中心在关中,晋南,豫西,鄂北的广大地区.三是北方以黄帝为始祖的古戎狄部落联盟,主要散处于我国的北方.四是以三苗为主的古苗蛮部落联盟,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战争首先爆发于西方炎帝联盟与东方蚩尤之间.战争十分惨烈.炎帝力量不支,只得与北方黄帝联盟,方杀蚩尤于中冀,以甲兵释怒.随之又爆发了黄帝与炎帝间的战争.黄帝先不敌炎帝,打了败仗后,"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 "教虎 熊罴作为作战的生力军.然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再后来,中原部落联盟在尧,舜,禹主盟时,与南方苗蛮部落联盟进行的长期的战争.经过这一系列的兼并战争,逐步形成了最初的政治制度.

2,政治制度构成.首先是传承的联盟首领选举制.由各部落推举最贤能的人担任主盟首领.这个首领主要职责是管理协调各部落联盟间的关系,安排农业生产生活,保卫本联盟的安全.他的工作非常辛苦.不仅要带着大伙打仗,还要带着大伙生产,治水.像大禹就赶上发洪水,为了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即使有些特殊的待遇,比如舜在接班前,尧就送他娥媓,女瑛两个夫人来考验他会不会贪图安逸.但这些特殊待遇与辛苦比起来,太微不足道了.但有一点,联盟以外的人是不能当联盟首领的.换言之,首领只能在联盟之内传承.

其次是联盟集体领导制.由于联盟是由大大小小的部落组成,各部落都有自己的父家长,由这些父家长代表自己的部落参加联盟会议,所以,整个联盟领导集团便是由大大小小的部落父家长们组成.凡联盟大事都由大家共同讨论决定.当然每个人说话的分量一是看他所在部落的实力大小,二是看他说的是否符合整个联盟的长远利益.而最后由联盟首领定夺.

再次是城镇统治中心制.中国最初的政治军事中心,都建立在大大小小的城镇中.这是中国城市与西方城市的最大不同.西方城市大都是经济中心——是人们交换商品聚会娱乐的场所.而中国的城市则是政治文化中心——它是政治地位,权力的象征,也是军事防御重地.直到清末的县衙府治,仍然如此,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农业大国.商品经济极不发达.

最后是天赋祖权制.这是整个中国政治统治的核心思想.中国人的祖先死后,即不上天堂,也不下地狱,而是变成老天爷左右的神,同他老人家一起,保佑孝顺的子孙,惩罚不孝的子孙.这个老天爷便是农耕文明特有的大自然之神.靠天吃饭,老天爷就是大家的衣食父母,他的威力无边.其次就是土地爷.粮食都从地里长出来,农民宁可丢了命,也要保住土地.人死了,魂升于天,魄归于地.入土为安.所以,中国最初的等级便表现在墓葬中,稍稍富有的上层,他的陪葬品就多些,到了原始社会末期,有了战俘和奴隶,陪葬的也从陶器工具变成人殉.表示他死后在另一个世界里仍然可以统治这些人,让他们伺候自己.天赋祖权制决定了以后的统治思想的核心便是以孝以德治国.大凡上为祖先着想,下能保育其子孙的父家长,便是有德之人,就能获得人心,就有资格统领他的部众,追求整个群体的长远利益.否则就是无德之王,就会失去人心,并迟早自绝于人民.

至于最初的刑罚,主要是皋陶的昏,墨,贼三种杀头之刑."己恶而掠美为昏,贪以败官为墨,杀人不忌为贼".

陕西“变态色魔”王万明伏法记：一生致21人死亡，后来怎样了？ (四)

优质回答1957年，一个婴儿摔倒在地，伴随着孩子的哭声，亲人的笑声，为他取名为王万明，意思是光明、开明、光明。谁知道呢，在他们成长之后，会做出违背亲人期望的事情，愿意下地狱，变成吃人的恶魔。他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他是陕西历史上最大的连环杀手。他的名字是王万明，他伤害了51名妇女，其中21人死亡。

1981年，王万明，因为侮辱他而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因为表现良好而被判监禁。然而，谁能想到，给了这个重新做人的机会，王万明不但没有抓住，反而愈演愈烈，再一次给了魔鬼，刑期增加到了19年。以为他能在监狱里忏悔，但谁能想到魔鬼会逃跑，消失。他在互联网时代躲了12年，连续犯罪，毫无悔意。他于1986年越狱，消失了5年，然后再次出现在西安阎良区的一个果园里。

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寡妇，娶了她，生了一个儿子。越狱后，他犯下了一系列残忍的谋杀案。他认为如果他有了家庭和孩子，王万明就会翻开新的一页。谁知道呢，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魔鬼还在他心中，在1992年6月2日开始了一系列的犯罪。来自西安市裕华区的18岁女孩王莹莹被犯罪分子羞辱致死。由于当时的条件有限，凶手没能及时抓获。前两年，王先生犯了八宗罪，杀了六个人，后两年，又有六人受伤，三人死亡。1997年4月8日晚上，另一个18岁的女孩 jia 在距离村长不到100米的麦田里被杀。

八个月后，附近的一个村庄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案件，死因和现场都一样。面对这些无耻之徒，尽管当时条件有限，陕西省公安厅还是迅速成立了专案组调查此事。但是罪犯是如此的古怪，以至于他有一段时间没被抓住。两个月的沉默之后，他再次作案，另一名年轻女子被强奸并杀害。从那以后，罪犯在9个月内犯下了8起罪行。

这个数字太离谱了，特别小组已经加紧努力，收集所有相关的犯罪案件和犯罪轨迹。1998年12月，当王万明再次在一个地方进行犯罪活动时，一名幸存者认出了他，并立即报了警。警察立即报警并逮捕了他。在法庭上，王万明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但他没有表现出悔意。面对如此肆无忌惮的恶行，法庭宣判了死刑。根本就没有什么恶报，不是恶报。

国家不会对犯罪者手下留情，法律也不会对恶意犯罪者手下留情。强奸犯是很多罪犯都鄙视的那种人，那种卑鄙的人，那种邪恶的人，那种不配活下去的人。

佛教两乱是什么 (五)

优质回答最有名的是“三武一宗”，即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以及周世宗柴荣。

【北魏太武帝灭佛】

北魏为了统一北方，巩固在中原的地位，以全民为兵。那时，由于沙门历来可以免除租税、徭役，所以锐志武功的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四三八)下诏，凡是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服兵役。他还听信宰相崔浩的谗言劝谏，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排斥佛教，并渐次发展为灭佛的行动。

崔浩出身于著名世族，博览经史，善于阴阳五行及术数之学，历仕北魏道武帝、北魏明元帝、太武帝三帝，官至司徒，经常参与军政机要，深受太武帝的信任；结识寇谦之之后，信奉道教，受其法术。寇谦之早年就热中仙道，修持汉末张陵、张衡、张鲁创立传承的五斗米道，随方士入华山、嵩山学道修炼，自诩曾有太上老君授他天师之位及《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在明元帝末年，寇谦之从嵩山入平城，结交崔浩，常通宵达旦听崔浩谈论古代治乱史，为之叹美。后来，寇谦之把儒家学说和佛教经律论及斋戒祭祀仪式吸收到道教中来，重新改造五斗米道，期使北魏帝王容易接纳。

太武帝始光初年，寇谦之献上道书，但当时朝野信奉者很少，崔浩于是上书劝谏太武帝，使太武帝因而信奉道教，并派人奉玉帛牲畜去祭嵩山。太武帝又在平城东南建立天师道场，自称太平真君，并亲受符箓，兴建静轮天宫，奉祀太平真君，改年号为太平真君，成了十足的道教徒。

太武帝的废佛行动，始自太平真君五年（444年）的弹压沙门，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养沙门，并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门，若有隐瞒，诛灭全门。翌年，卢水的胡人盖吴在杏城（陕西黄陵）起义，有众十余万人。七年，太武帝亲自率兵前去镇压，到达长安时，在一所寺院发现兵器，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大为震怒，下令诛杀全寺僧众。崔浩趁机劝帝灭佛，于是太武帝进一步推行苛虐的废佛政策：诛戮长安的沙门，焚毁天下一切经像。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

当时太子拓跋晃监国秉政，一向笃信佛法，再三上表，向太武帝劝阻，虽然都不被，但也由于如此，废佛的诏书得以缓宣，而使远近的沙门闻讯逃匿获免，佛像、经论亦多得密藏；然而魏国境内的寺院塔庙却无一幸免于难，史称太武法难。废佛后不久，寇谦之病死，崔浩后来也因撰《魏史》，书中蔑视胡族而遭腰斩，其族人被诛者百余人。废佛后六年，太武帝驾崩，文成帝即位，下诏复兴佛教，佛教才又逐渐恢复发展。

【北周武帝灭佛】

宇文邕（543—578），字祢罗突，是宇文泰的第四个儿子。他当了十八年皇帝，死时仅三十五岁，史称北周武帝，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统帅。周武帝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代英主，可惜正当他打算“平突厥，定江南”，实现统一全国理想的时候，病逝于出征前夕，令后人唏嘘。

这样一名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怎么会反佛呢？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首先我们要回顾一下周武帝的出身——宇文护，又名萨保，是宇文泰的侄儿。西魏时，曾任大将军、司空。556年，宇文泰病重临终之前，曾对宇文护要求他辅佐少主。宇文护表面许诺。但第二年，他立宇文觉为帝，建北周。宇文觉“性刚果，恶晋公护之专权”。宇文护见他不服，不久将他毒死，另立宇文毓为帝，为北周明帝。北周明帝在位四年后，宇文护又将他毒死，改立北周武帝——宇文邕。在武帝掌权之前，大权为宇文泰的侄子宇文护掌握。宇文护大力推行佛道，因此当时的武帝也对佛道极力的推崇，这可能也是明哲保身迫不得已之举。

北周武帝灭佛，同时也灭了道。这也是和当时北周武帝后来推行的一系列的改革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北魏末年，社会动荡。公元 515 年爆发过冀州沙门法庆聚众造反之事，其众多达 5 万，法庆自称“大乘”，鼓吹“新佛出世”，所至即毁寺、杀僧、焚经、烧像，故此对当时的僧俗地主统治阶级形成了极大的威胁。北魏镇压了“大乘起义”后不久，在公元523年，又爆发了规模更大的“六镇起义”，接着各处纷纷出现反魏起事，群雄并出。当时北方地区的僧、道阶层过于庞大。根据《魏书》称，正光（公元520－525年）以后，不少原属国家的编户民众，为避苛役重赋，相继投入空门；此外，其时社会政治动乱的加剧，亦令普通百姓寻求相对安全的宗教实体之庇护。以致全国的佛寺竟有3万之多，僧、尼数目则有200万之巨，这在当时北中国的人口比例上，达到了极高的程度，约占全国总人口数的16分之1。士这促使封建国家政权采取极端手段，以扩大经济来源来充实国力。

天和二年（567），有一个叫卫元嵩的人给周武帝上书，认为“唐、虞无佛图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国，则会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民。”因此，他建议周武帝灭佛。

公元572年，周武帝诛杀宇文护，把大权收归己有之后，于次年十二月，又召集道士、僧侣、百官再次讨论佛、道、儒三教的问题。这一次，“帝升高坐，辨释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把佛教抑为最末，事实上已是灭佛的前奏。当时有些佛教徒不知周武帝用意所在，还一个劲地争辩不休，说明佛教当在道教之上，心里很不服气。而另一些明眼人却看透了周武帝的心事，指出：“若他方异国，远近闻知，疑谓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深诚可怪。”他们认为周武帝这样做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因为“但顽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给民，岂能富国”。

武帝不怕死后下地狱的威胁，于建德三年（574）五月十五日，周武帝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

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后，针对继续发展的佛教实体，立即推行灭佛政策，毁寺4万，强迫300万僧、尼还俗，相当于当时总人口数10分之1 的人重新成为国家编户，这对兵源和财力的封建朝廷来讲，其意义之重要不言而喻。

周武帝灭佛，时间较长，涉及面广，触动深，成绩可观，这一点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因此当时有人称赞说：“帝独运远略罢之（指灭佛），强国富民之上策”。灭佛事实上也起到了“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定妖戎，国安民乐”的作用。正因为北周成功的灭佛运动，才使它国力大大增强，为北周灭齐乃至北周统一北方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佛道二教极度兴盛的南北朝时期，周武帝独树一帜，毁佛断道，但并不屠杀僧侣，显示了其统治的高度灵活性。纵然周武帝个人十分认可甚至是推崇宗教思想，但当宗教的发展与国家机器的运作发生冲突时，他能清醒认识，挈重量轻，果断抉择而不拘泥于传统，实为难能可贵。对比同一时期，即北齐、江左政权的各位封建君主，大多不能正视宗教特别是佛教过度发展给国家带来之不利而盲目推动，更可衬托周武帝统治政策之灵活。

但这一事件对佛教沙门来说，却是将北魏太武帝及北周武帝和唐武帝的毁佛政策，并称“三武之祸”。

【唐武宗灭佛】

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敕迎佛骨（即所谓舍利）于凤翔法门寺。先在宫中供养三天，然后送京城各寺，供僧俗礼敬，从而再次掀起全国性的宗教狂热。是时，“王公士民瞻奉舍施，唯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养者”(《资治通鉴》卷二四○)。

对此，韩愈从儒家立埸出发，予以坚决反对。他上表认为，佛教只是夷狄之法，非中国所固有，只是在后汉时才传入中国，因而不合先王之道。又说，佛教的流行使“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对封建统治有害而无益。他着重指出：“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臣君之义，父子之情”，故不宜敬奉。于是他断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世之惑。”(《谏迎佛骨表》，《韩昌黎全集》卷三九)并表示，“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此表正与宪宗的奉佛心意相抵触，且历数前代奉佛之君运祚不长，因而招致宪宗的盛怒，欲处韩愈以极刑。后经裴度、崔群等人的说情，最后被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反佛是在佛教势力达于鼎盛的情况下进行的，具有比唐初傅奕反佛更为深刻的影响。史称韩愈“素不喜佛”，信奉孔孟之道。他有感于安史之乱后藩镇力量强大，中央政权削弱，又有感于儒学的衰微和佛、道的蔓延，曾写下《原道》、《原性》、《原人》等论文。他在这些论文中认为，只有大力扶植名教，提倡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限制佛、道的传播，才能有效地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他在《原道》中指出：“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意思是说，佛教背弃纲常名教，有碍国计民生，不合文化传统，务必予以排斥。

为了达成排佛目的，韩愈提出了儒家的“道统”，把它作为民族文化的主线，以与佛教各宗派的传法世系相对抗。他自认得了儒学真传，以继承和发扬从尧舜到孟子的道统为历史使命，要效法孟子辟杨、墨的精神来辟佛、道。基于此，他特别推崇《大学》的理论体系。《大学》将治国平天下列为头等大事，并与个人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而佛教提倡出世主义，既违背封建伦常，又否认国家至上观念，所以佛教是不可容忍的。

韩愈反佛的出发点和立论根据，是为了强化中央政权的政治经济利益，确立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比傅奕涉及的社会和思想问题要深刻得多。为了实现他的儒家政治理想，他在《原道》中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口号，试图以行政手段彻底废除佛教。这一思想为此后唐武宗的灭佛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他所提出的儒学独尊和儒家“道统”，则对宋代理学的形成有明显影响。

宪宗在唐中期还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此后朝政腐败，朋党斗争，国势日衰，而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数继续上升，寺院经济持续发展，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实力，加重了国家的负担。唐武宗继位后，在整顿朝纲、收复失地、稳定边疆的同时，决定废除佛教。他在废佛敕书中写道：“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梁、齐，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他认为，废佛是“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的唯一办法。这是武宗决心灭佛的主要原因。

唐武宗尚未即位时，已偏好道术。即位后，即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宫，于三殿修“金箓道场”，并亲临三殿，受法箓。在日益偏信道教的同时，武宗开始了对佛教的整顿。而赵归真因曾遭京师诸僧的诮谤，常感“痛切心骨，何日忘之”(《宋高僧传》卷十七)，这时便利用武宗对道教的偏信，于宫中“每对，必排毁释氏”(《佛祖历代通载》)。他向武宗荐引了道士邓元起、刘玄靖等人，以声气相求，同谋毁佛。道教徒的煽动，加强了唐武宗灭佛的决心。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迅速衰退。以往那种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完全开放的勇气和信心丧失殆尽。佛教作为异族宗教，自然也就在被排斥之列。会昌三年(843)四月，朝廷“命杀天下摩尼师，剃发令著袈裟作沙门形而杀之”（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会昌四年三月，以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而“归真乘宠，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帝颇信之”（《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

唐武宗灭佛，实始于会昌初年，而至会昌末年达到高潮。早在会昌二年(842)，武宗已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充入两税徭役”(《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会昌四年七月，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命其僧尼全部还俗。

会昌五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又令勘检所有寺院及其所属僧尼、奴婢、财产之数，为彻底灭佛作好准备。同年四月，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全面毁佛运动。僧尼不论有牒或无牒，皆令还俗；一切寺庙全部摧毁；所有废寺的铜像、钟磬悉交盐铁使销熔铸钱，铁交本州铸为农具。八月，下诏宣布灭佛结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同时还“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以使“不杂中华之风”。

会昌灭佛给佛教以沉重打击。据日僧圆仁目击记述，山东、河北一带的寺院，到处是“僧房破落，佛像露坐”，“寺舍破落，不多净吃；圣迹陵迟，无人修治”(《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的景象。在江南地区，也是“刹宇颓废，积有年所”(《修龙宫寺碑》，《金石萃编》卷一○八)的状况。其后不久，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对佛教又是一次冲击。由于寺院经济被削夺，僧尼被迫还俗，寺庙遭毁，经籍散佚，致使佛教宗派失去繁荣的客观条件。因此，佛教需要新的权势者的倡导，采取新的生存和发展形式。

【后周世宗灭佛】

在这几次灭佛事件中后周世宗灭佛，是最有影响的一次。其实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政权都前后采取过一些禁佛的措施，但其中周世宗灭佛则是比较大的一次。从现有的资料上记载，周世宗此次灭佛，并没有大量屠杀僧尼、焚毁佛经，而是带有一种整顿佛教的性质，还保留着很多寺院与僧尼。但由于整个中国佛教的发展，已经走向了勉强维持的阶段，经过这一个打击之后，就更显得萧条衰落了。在这一背景之下，三教之争，就更趋于缓和，从这之后，儒佛道三教之争，已不像过去那么尖锐，也不像过去那样明显，虽然还是有，但相对而言，规模都比较小。

【影响和评价】

佛教史上有三武一宗之厄，称为“法难”。指中国历史上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五代周世宗等四位皇帝排斥打击佛教的事情。

北魏王朝是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属于当时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之一。拓跋氏本“与西域殊绝”，不知佛教。后来在经略燕赵、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才逐渐接触到中原文化和佛教。北魏太武帝原与北魏前二帝一样，并好佛老，对沙门道士皆致精敬。太武帝拓跋焘尤崇道教，进行道教改革、使之跃升为正教而居功甚伟的道士寇谦之常在左右，公元439年，太武帝诣道坛受符录，改年号为太平真君。他遵奉道教，开始灭佛的前奏。使之灭佛的直接原因是公元446年，奏闻长安一佛寺内藏有兵器，他怀疑寺僧与聚众起义的盖吴通谋，在崇奉道教的宰相崔浩的竭力怂恿下，诛杀长安的沙门。不久，太武帝又通令全国，焚毁寺院经像和坑杀僧人。

北周皇族属于鲜卑族宇文部。北周武帝宇文邕最重儒术，早年也信奉道、佛二教。在他掌握政权以后，欲定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的位次。儒教居先不成问题，但佛道之争却愈演愈烈。公元574年，周武帝亲自召集沙门道士进行辩论，辩论十分激烈，智炫甚至当场顶撞周武帝。于是周武帝作出将佛、道一并禁毁的决定。“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并禁诸淫祀，非祀典所载者，尽除之。”（《北史·周本纪》）同年设立“通道观”，欲以儒学的“圣哲微言，先贤典训”来“济养黎元，扶成教义。”汇集儒释道三方面的学士名流120人，研究三教的哲理。公元577年，周武帝灭北齐后，又在齐境内“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四十千，尽赐王公，充为宅地。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

唐武宗未即位时就不喜佛教，而偏爱道教。即位后宠信道士赵归真、刘玄靖等，甚至在宫禁内筑仙台。道士赵归真等人常攻击佛教“盛谈无常空苦，殊为妖怪，未涉长生无为之理。”“时帝志学神仙，师归真，归真乘宠，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帝颇信之。”（《旧唐书·武宗本纪》）唐武宗于会昌五年（845）下诏灭佛，史称“会昌法难”，拆毁寺庙佛像四万四千多所，僧尼还俗二十六万多人。将寺庙内钟磬铜像用来铸钱，铁像铁器等铸成农具。第二年，即会昌六年，武宗服道士的丹药中毒而死。

在佛教史中称“三武”之厄。110年以后，即公元955年，五代时期后周的周世宗又下诏废天下无敕额之寺院，毁铜像，收钟磬钹铎之类铸钱。

合周世宗，称“三武一宗”。

所谓“三武一宗”四次“法难”，原因很复杂，且各不相同。如果把它们都归结为经济原因，是过于简单化了；要把它们都归结为儒学之宗教排他性的体现，更是十分荒谬、无知而浅俗的无稽之谈。三武之厄中，也可以说都含有宗教之争，但它们直接起因是道、佛二教之争，尤其是会昌法难，道佛之争更是相当激烈而明确的。

在前两“武”之法难中，确实与儒学有涉，但这种关涉主要表现为政治，而不是宗教。北魏太武帝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鉴于当时汉人即将鲜卑族视为“胡”或“戎”，而他欲一统天下，成为统治以具有高度文化传统为主的汉族组成的整个中国的皇帝，所以要推崇儒学和道教来标榜自己。他称佛教为“胡神”、“胡经”，以明自己非“胡”。其灭佛诏令中说由于“鬼道炽盛”，致使“政教不行，礼义大坏”；“王法废而不行”，而他自己“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俨然是一个汉族之王道正统的形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推尊儒学，并没有把儒学视为宗教，反而认为儒学必与鬼神和迷信相对立。太武帝于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的诏令中说：“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孳。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魏书·世祖纪》，同书《释老志》载为太平真君七年、即公元446年。）这里，“方伎”乃神仙道教之源；而“谶记、阴阳、图纬”不唯道教所有，也在两汉以来的儒学中兴风作浪。太武帝的灭佛不仅针对佛教，也把混进儒学的“妖邪”和其他蛊惑人心的“师巫”一并扫除，客观上起到使儒学纯正化的作用。

约四十年以后，历史上著名的北魏孝文帝推行的汉化改革，是太武帝政策延续的必然结果。孝文帝时，对以儒学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文化和传统了解更加深刻了，对“五经之义，览之便讲。”（《魏书》本纪）所以他非但不排斥佛教，而且“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同上）在理解深刻的基础上，他扫荡谶纬妖祥的措施更加彻底，使太武帝排佛的更深层意义也彰显出来。孝文帝于太和九年（485）下诏说：“图谶之兴，起于三季。既非经国之典，徒为妖邪所凭。自今图谶、秘纬及名为《孔子闭房记》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论。又诸巫觋假称鬼神，妄说吉凶，及委巷诸卜非坟典所载者，严加禁断。”（《魏书·高祖纪》）由于种种原因，混杂在儒学中的污垢渣滓反而需要经过出身少数民族的英主来扫除涤荡，在这里又以寄寓于偶然性的方式表现出历史的嘲讽。

如果说谶记、阴阳、图纬、妖邪、师巫、鬼神、吉凶等相加就是任继愈、李申、何光沪等先生所说的“儒教”的话，那么北魏太武不仅灭佛，也灭“儒教”。至孝文帝则不灭佛教，而专灭“儒教”了。

北周武帝的排佛与北魏太武的灭佛有相似之处。从历史看，周武帝也表示自己不在五胡之列，故无心敬佛。为了表现与汉文化的认同，他不但崇儒，本来也是偏袒道教的。但在建德三年（574）五月他所召集的佛道辩论会上，经道安、甄蛮、智炫等人的揭发，使周武帝认识到道教的教义虚妄和迷信方术，所以连道教一并罢黜。但他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没有杀人；对高僧量才任用，委以官职；鼓励继续探讨佛、道的哲理，这些皆表明对汉文化和儒学认识的深刻。

唐武宗灭佛的主要原因是道、佛之争，经济在其次，是一次典型的宗教斗争，但与儒家无关。而五代周世宗灭佛则主要是经济原因促成的。周世宗即位后，继承后周建立者郭威的改革政策，在劫后余灰、民生凋弊的情况下，欲一统天下，采取了均定赋税，发展生产等措施增加财政收入。是时中国乏钱，他想到毁铜像铸钱的方法。周世宗谈到其灭佛的理由时说：“吾闻佛说以身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有所惜哉。”既然佛可以舍身救人急难，为什么不舍铜像救天下呢？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强词夺理，但可以看出其主要原因在经济，而不是其他。事实上，周世宗也未敕禁绝佛教。佛教在五代的衰败，实为战乱所致。

所谓三武一宗之法难，背景非常复杂，情况也不一致。魏太武与周武帝灭佛仅限于北方，南方佛法依然大炽。周世宗时也未统一天下，势力有所不及。但无论什么情况，要把它们说成是作为一种宗教的儒教的排他性的表现，纯属凿空之论，无根游谈。

经历这些大规模的灭法运动，中国佛教的两大重要支派（南传佛教、西传佛教）受到严重打击，此后再也不复国教气象。中国佛教的大量文化遗产、艺术作品也在这些运动中毁灭。禅宗佛教因其特殊的教规（自耕自食），在这些运动中损失最小。此后迅速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宗派，与此后随蒙古、满清入主中原而来的藏传佛教，隐然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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