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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方步舟的人物生平
• 2、黄延秋与外星人同行的事件。大家怎么看？
• 3、故乡读书笔记实用
• 4、天堂蒜薹之歌的作品赏析

方步舟的人物生平 (一)

最佳答案方步舟（1900～1990年），原名项升平，字充如，又名向光如，湖北省大冶市金湖街道办事处项谷文村人。民国16年（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大冶县立工业学校校长、大冶县农民协会秘书、国民革命军二十军三师六团班长、中共阳大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阳新县委书记、鄂东特委组织部长、中共湘鄂赣省鄂东南道委书记兼军区北路指挥部政治委员、中国工农红军十六师政治委员、师长、湘鄂赣军区参谋长、湘鄂赣省委组织部长。

抗日战争时期，自任武（昌）鄂（城）阳（新）大（冶）边区政府主席，历任国民党第五战区第二纵队游击司令、第九战区第八挺进队司令、国民党国防部绥靖总队副总队长兼第六大队大队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定为十八级国家干部。历任安徽省宣城农场副场长、南京市民政局副科长、青龙山农场生产科副科长兼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

投身革命

方步舟民国3年（1914年）毕业于大冶县立高级小学，民国9年毕业于县立中学，民国14年毕业于湖北省外国语专门学校。民国15～16年曾从事工农运动。民国16年，由中共黄石港地方委员会农委书记李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北伐军贺龙部驻扎在黄石期间，以“东征讨蒋”名义进行整军扩军。在周恩来的指导和中共黄石港地委的发动下，包括方步舟（时担任大冶农协秘书）在内的700多名黄石地区革命群众和青年知识分子参加了这支部队。方步舟（参军后改名为项升平）等人被编入侯镜如（黄埔一期生）为团长、李奇中（建国后曾任国务院参事室主任）为副团长的第6团，大冶农民自卫军负责陈珍如为该团三营副营长，殷维建、费国胜任三营九连正副连长。地委领导李襄群（李实）、魏亮生等人都到贺龙部队中任职，全都编入新组成二十军教导团或第六团。

在鄂东南地区

方步舟随国民革命军第20军参加“八·一”南昌武装起义，后随军南下广东，参加潮汕暴动，暴动失败后来到武汉，同年11月与胡朝珠各携驳壳枪1支被中共湖北省委派回阳新、大冶，组建鄂东南地区地方党的组织。他们先在大冶项谷文村的华家山一带，经过10多天的艰苦工作，秘密串联大革命时期的党员戴英奇、戴华丰、刘全山、柯永年、石励金、石坚白等人，经省批准成立中共阳大县委，胡朝珠任书记，方步舟任组织部长，戴英奇任宣传部长。 随后，方步舟、戴英奇到阳新北乡与侯星海、石继民、曹大骏、熊高才、刘怀玉、刘清臣、曹振亚、曹汝实、曹树元等一批党员取得了关系。自此，党的活动又在阳新迅速开展起来。

1928年1月16日，阳大县委通过内线得知湖北省参议员兼阳新县清乡总团团长刘慧臣等在刘氏祠堂续定宗谱的消息后，决定举行刘显堍年关起义。入夜，各路农军按照县委的部署悄悄地包围了刘氏祠堂和“清乡总团”团部。晚10时许，在打入“清乡总团”的党员刘辉刚等人的接应下，农民冲进祠堂，抓获处决了刘慧臣。与此同时，党员刘全山、刘怀玉率领另一部分农军在内应配合下攻进“清乡总团”团部。此次共击毙刘慧臣等土劣6人，全歼阳新县“清乡总团”，缴枪30余支和大批物资。

1929年春，中共大冶中心县委成立，方步舟任委员，至此鄂东南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同时期鄂东南地区的红军武装已发展有五百多人，三百多支枪，被编为鄂东南独立师，方步舟兼任师长。

1930年中心县委改为鄂东南特委，方步舟任委员。同年5月，方步舟随何长工、吴致民、徐策等赴上海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1931年4月，根据湘鄂赣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为了加强边区的武装斗争，平（江）、修（水）、铜（鼓）分区，成立独立红一师；浏（阳）、宜（丰）、万（载）分区，成立独立红二师，鄂东南独立师改名为独立红三师。同年 6月，方步舟改任中共鄂东南道（地）委书记，主持地方工作。

1933年3月，鄂东南道委根据上级指示，决定以湘鄂赣军区红军独立第三师为基础，与赣北独立师、河北指挥部合编为红十七军。8月1日，红十七军在湖北省通山县黄石洞成立，军长张涛，方步舟任政委，下辖第一、二、三师。1934年2月，受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的影响，经过鄂东南地区一系列战斗的十七军，被缩编为红三师第七团。

游击战争初期

1934年，中共湘鄂赣省级机关及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主力红十六师1000 余人在奉新龙门山区,因陷国民党军重围而遭受惨痛损失，师长高永生牺牲，史称“六七月事件”。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也宣告失败，比中央根据地早三个月进入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

同年8月，在参加完省委紧急会议后，担任省委巡视员的方步舟受省委指派，到咏生县和鄂东南联系分散的红军地方武装。他在咏生县找到谭凤鸣率领的独立营后，与谭率部到鄂东南与红3 师第7 团余部取得联系，并把独立营并入第7 团，随后又与省军区参谋长严图阁所率的部队在冷水坪会师，共计部队800余人。9月上旬，省委副书记傅秋涛所率的7人短枪队赶到，向他们传达了省委 8 月紧急会议的精神和关于恢复红16 师的决议及计划。他们一起研究后决定部队边打仗，边扩大队伍，返回黄金洞地区。傅秋涛、严图阁、方步舟等旋即率这支部队南下，由通山向崇阳、临湘、平江方向挺进。部队在经过平江的伍公市、新墙、新市街、南江桥等地时，捣毁了许多国民党区、乡政府，连续打了几个小胜仗，其中击溃了敌新 7 旅一部，在南江桥歼敌驻军 1 个排，俘敌七八十人，缴枪百余支和大批物资，并在沿途动员了许多群众参军，部队扩大到 1100 余人。

1934年11月，鄂东南道委正式宣布恢复红十六师，部队共1200余人，由徐彦刚任师长，方步舟任师政治委员，魏平任副师长，谭凤鸣任师参谋长，袁洪国任师政治部主任，石成富任第 46 团团长，梅子益任副团长。同时，师下还辖1 个特务营，张玉清任营长。该月末，在崇阳、通城之间的老虎洞、老鸦尖与国民党军的遭遇战中，省委书记陈寿昌负伤牺牲，部队减员至700余人，由方步舟、谭凤鸣率领到崇阳金塘休整。

1934 年底，国民党军为集中兵力“追剿”中央红军和红 2、6 军团，不得不暂时放松对湘鄂赣边游击区的“清剿”，将驻扎于这一地区的第 26、第 50 师调往湘黔边境，同时其第 33 师也被北调至湖北阳新、大冶，这样湘鄂赣边游击区的敌情顿时缓解。湘鄂赣省委虽因电台损坏无法与中央取得联系，不明其中缘由，但明显感到敌人兵力的减少和“清剿”次数的减少。于是，省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猛烈扩红， 12 月，红 16 师又发展至 1200 余人。

1935 年初，湘鄂赣省委继年前 1 个多月的扩红运动后，又提出“一二三月扩红战斗计划”，号召最好的党员、最好的干部到红军中去掌握部队，并在前线和后方开展杀敌、扩红竞赛，提出“前线消灭两团敌人，后方动员两团新兵”、“前方飞兵前进，后方跑步扩军”的口号。地方干部积极开展扩红工作，游击区群众踊跃参军，出现了许多母送子、妻送夫加入红军的动人事迹，游击区内再度掀起了扩红运动的高潮，在 1935 年的头 3 个月里，仅西北的修通等县就扩红 700 余人，东南的平江、浏阳、长沙、咏生、宜萍、万载、修水、铜鼓 8县扩红 1200 余人，使红 16 师扩大到 2500 人，1400 支枪。扩红运动的深入开展，推动了红 16 师的发展壮大，先是该师进入湘鄂赣的药姑大山后，于 4 月收编了廖海清带领的一支约有三四百人的绿林武装，并以该部为基干，编成红 16 师第 48 团，由廖海清任团长，赵改中任政委。继而，在省委提出扩红的“红五月冲锋计划”后不到两个月，全游击区又动员了 2500 余人加入红 16 师。于是，6 月下旬在平江县小水岭又成立了红 16师第 47 团。至此，红 16 师 3 个团建制全部恢复。徐彦刚任师长，方步舟任师政委，魏平任副师长兼第 46 团团长，谭凤鸣任师参谋长兼第 48 团团长，钟期光任师政治部主任；赵改中任第 46 团政委；钱林往第 47 团团长，曹茂柏任团政委；袁洪国任第 48 团政委。全师发展到 5000 余人。

同时期红十六师也频频对敌出击，1935年元旦，敌军第五十师戴岳部的一个团，由修水的庐坊向大源开进。红十六师得到情报后。在修水与崇阳交界的大源附近伏击敌人，缴获敌军重机枪四挺，步枪300余支，弹药一部分，俘敌200余人。大源之战不久，红十六师又打败了敌军一零五师一部分东北军张学良的部队，其中一个侦察连全部被红军俘虏。事后第三天，红十六师又袭击了敌军一零五师的一个营，俘敌400余人，缴获轻机枪36挺，步枪200余支。4月，红十六师在虹桥设伏歼灭敌军第十九师成铁侠旅两 个团，俘其 500 余人，缴枪 400 余支。

麦市突围

1935年6月，敌军调动进攻江西的汤恩伯、樊松甫等主力部队，配合驻在湖南的长沙、平江、浏阳，江西的万载、铜鼓、修水；湖北的通城、崇阳等县的敌人，向湘鄂赣边苏区的红十六师进攻。进攻的重点集中在南江桥、钟坪一带。四周形成了大小数十道包围圈，建立了数不清的碉堡群。敌人的总兵力大于红十六师数十倍，他们企图在此次“围剿”中一举全歼红十六师。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险恶形势，红十六师领导制定了应急的两个突围方案：第一个方案是，由钟坪、南江桥出发，经过修水突围，开到修（水）铜（鼓）宜（春）奉（新）边，打下几个县，开辟一个苏区，呆个把月，静观形势变化，能立足就坚持下去，如情况实在严重，就沿罗霄山脉暂时开到湘赣边，以至到中央老苏区，然后视情况再打回湘鄂赣边来。第二个方案是，由通城到崇阳，从通山、阳新、鄂城过长江，到鄂豫皖的大别山。如果在湖北不能突围过长江，就改由湖北到修水、永修、瑞昌、德安。

7 月中旬，按第一个突围方案，红 十六 师掩护着省级机关及由省保卫大队、咏生县区干部和家属组成的特务团共三四千人马向修水方向突围，部队进至修水渣津西北一线时，遭到敌火力的严密封锁，在遭受很大伤亡后，一道碉堡封锁线也没有突破。当夜，红 十六 师折回白沙桥。途中，又同敌军第 四 师激战了四五个小时，红十六师虽给第四师以严重杀伤，自己亦伤亡 300 余人，被迫撤出战斗。

从修水方向突围不成，省委、省军区遂决定采用第二方案，率领部队于7 月 16 日夜改向西行，越过幕阜山，再由天岳关北行进入通城的盘石、云溪地区，在此地将 300 多名伤员分散安置在群众家里后，决定分 3 路由通城的麦市突围，通过麦市河，向崇阳方向进击。按照部署，徐彦刚、明安楼率领第 46 团为中路；严图阁、刘玉堂率领红 47 团为右路；方步舟、魏平和钟期光率领红 48 团为左路；傅秋涛率领省级机关和保卫大队组成的特务团随中路跟进。黎明前，中路、左路顺利渡过麦市河，而傅秋涛部在途中休息时，由于疲倦耽误了时间，没有跟上中路的行动，待赶至麦市河边时，天已大亮，敌人用机枪封锁了河面，无法过去，右路第 47 团和左路第 48 团的 1 个后卫连也未能突过河去。

傅秋涛率领的特务团在麦市河突围不成，即返回通城云溪白石岭，在这里与第 47 团和第 48 团后卫连会合，几部加在一起共有 1700 余人。这时，国民党军发觉红 16 师仍有一大部分没有突过麦市河，立即以 1 个师从白沙岭追来，以 1 个师从天岳关前来堵击。傅秋涛率部从三眼桥、燕岩之间乘夜息声悄步地穿过敌六七个土围子和碉堡，在雷家滩渡过一条河后，终于突出敌围，安然返回黄金洞地区。

徐彦刚、方步舟等率领的中路、左路部队渡过麦市河后，因不见右路和特务团过河，加之敌人以主要兵力迫击未过河的红 16 师部队，他们未遇大股敌人的追击，便在通城与崇阳交界地带等候右路和特务团。五六天后，敌军数路人马包围过来，徐彦刚遂率部队向阳新方向转移。部队进至阳新太子庙后，在下一步向何处行动的问题上徐彦刚与方步舟发生意见分歧。方步舟主张从阳新黄颡口横渡长江，取道黄梅、薪春到大别山去；徐彦刚则认为红 16师是湘鄂赣游击区的主力红军，不能离开湘鄂赣游击区，主张从黄颗口沿长江而下，经瑞昌码头镇，到靖安、奉新一带开辟新的游击区。多数指挥员赞同徐彦刚的意见。于是，部队在太子庙稍作休整后，以红 46 团组成先头部队，由徐彦刚率领，红 48 团和师机关组成后续部队，由方步舟率领，两部先后由太子庙向黄颖口开进。徐彦刚卒 46 团到黄颡口后，找到一些船只，即乘船顺流而下，并拟登岸后，再由这些船返回运载师部和第 48 团。然而，当方步舟率师部和第 48 团赶至黄颡口时，船只尚未返回，追兵已近，方步舟只好率部返回太子庙，并拟经凤凰山向黄金洞靠拢。在途经凤凰山的凤凰寺时，遭敌堵击，后面敌人又挥兵追上，在敌前后夹击下，师部和第 48 团指战贝虽奋勇冲杀，但终因寡不敌众，部队大部伤亡，只有方步舟、钟期光、魏平等十余人突自至大冶龙角山隐蔽起来，方步舟被认为在突围过程中指挥失误而因此降为师参谋长，尔后至 11 月，这支部队余部历经艰险，辗转返回黄金洞地区。徐彦刚率领红 46 团从黄颡口顺江而下后又等待了红48团几日，遭到国民党军围攻，部队溃散。徐彦刚受伤后被歹徒杀死，全团仅存六七十人由明安楼率领于 10月返回黄金洞地区。

西安事变

麦市突围后，红十六师又数次出击，均遭惨痛失败，最后仅剩七、八十人，这时湘鄂赣省委才痛定思痛，开始逐步转变斗争策略，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斗争，经过一年左右时间，形势有所恢复。

“两广事变”发生后，1936年7 月初，方步舟、刘玉堂率领游击队从省委、省军区驻地辜家洞出发，深入敌后作战，取得了一定胜利。于是省委、省军区于 7 月底决定再次复建红 16 师。重建的 16 师没设团的编制，只辖 3 个营和 1 个侦察大队，另有师部直属的 1个重机枪连和 1 个通信排。全师约 700 余人。方步舟任师长，刘王堂任政委，谭凤鸣任参谋长，黄加高任政治部主任。经过几个月的深入敌后作战，红16师击溃敌人8 个团，游击区再一次度过艰难的岁月，麦市突围后的被动局面得到了改变，以平浏为中心的湘鄂赣边游击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红 16 师和各地区独立营、游击队亦更加壮大。

1936 年 12 月中旬，第三次深入敌后的红 16 师返回通城地区后，从群众口中得知通城、崇阳一带敌兵力空虚，方步舟遂派人去通城侦察，去人带回了从国民党报纸上得知的“西安事变”发生的消息。方步舟当即写信给省委书记傅秋涛，建议省委乘机出山，前往鄂东南与红 16 师会合，以领导开展游击战争的新局面。接到方步舟信后的傅秋涛，经省委会议谈论后，立即决定前往鄂东南于红16师会和。

但此时国民党军一面与陕北和谈，一面继续在南方加紧进行对红军的清剿活动，玩弄两面手法。对于国民党军重新调集重兵“清剿”湘鄂赣游击区，方步舟率领的红 16师亦全然不晓。为同省委会师，全师转战于鄂东南的大冶、鄂城、崇阳、咸宁、通山之间。1937 年 1 月，方步舟率红 16 师由通城白虎桥转往大幕山时，行至通山梅州市梅县区与新调来的国民党军新 8 师 1 个团遭遇。交战中，由于敌强我弱，红 16 师受到不少损失，遂撤出战斗。与省委回合后，傅秋涛责怪方步舟不该错判形势以及指挥战斗失利，并决定撤销其红16师师长一职。方步舟不服，与傅秋涛展开争论，因而受到集中批判并被开除党籍。

适值此时，方步舟身怀六甲的妻子在反清剿战斗中由于腿部受伤，被国民党军俘获。敌军送信给方步舟，威胁若不投降便中断治疗，在这种情况下，方步舟终于经受不住考验，于1937年3月21日只身携枪离队，5天后在龙港向国民党军第121师投降，成为了可耻的叛徒。

变节后经历

变节之后的方步舟虽向国民党军要求不做有害我军的事情，但实际上他的行动仍给我军造成了不小损失。由于向国民党军透露了红十六师预定的行军路线，红军再次遭到敌军围攻，仅剩200余人。受其叛变影响，湘鄂赣游击区活动再次陷入低潮，红16师代师长冯育云、湘鄂赣军区参谋长张玉清、红16师政治部主任方天宝、东北军分区司令员聂海如、东北特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赵龙、东北特委组织部长黎荷村、少共书记王佛生，全都叛变投敌，给当地我党组织造成了巨大损失。

方步舟投奔国民党后，出任国民党武汉行辕参议。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并进行大屠杀后，沿江西进，进逼武汉。他再次回到鄂东南重整旧部，组织抗日游击队，称“方部”。后为国民党军队收编，任国民党鄂南第八游击纵队司令、绥靖总队司令等职。武汉保卫战时，被部署在长江北岸，因拒绝调往湖南衡阳整训，辞去司令职务，回家乡抗日，不到数月发展到人枪1000余，下辖三个支队。1939年曾与共产党谈判将其所部改编为八路军或新四军，未果。

在鄂南地区对日军的数年游击作战期间，方步舟部颇有斩获。与新四军地方武装也发生过零星冲突，曾在武昌湖泗区包围袭击新四军梁湖游击大队，游击大队大部分被打散。

1943年，方步舟因保护其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被国民党九战区以“纵匪殃民”罪被捕入狱。1948被保释出狱后在汉口做煤炭生意。

四明山起义

1947年冬，方步舟的同乡兼同学国民党国防部绥靖总队长刘培初，深知方有军事才能，便多次上门拉方当其副手，于是被任命为绥靖总队副总队长兼第六大队大队长。次年方步舟与中共沔阳县委书记陈秀山取得联系，被命令继续留在武汉做秘密工作。

1949年2月，方步舟奉令率部从武汉调防浙江鄞县护卫蒋介石。其实早在开拔之前，经中共江汉地委城工部的策动，方步舟已准备待机起义。在调防后，他也曾数次派人寻找共产党，积极准备起义。但其动向被其手下人向刘培初告密。刘培初知悉欲拘捕方步舟，方步舟乃于4月23日毅然率800余人(整编时为650余人)在浙江宁波望春桥起义，后抵达东部四明山乌岩村（鄞西石岭村）携重机枪1挺，轻机枪24挺，步枪240支，卡宾枪24支，短枪35支，掷弹筒3只（浙东纵队根据地）。 几天后，四明工委书记陈布衣，四明工委委员、宣传部长薛驹亲率四明主力部队来到了乌岩村（今爱中乡政府所在地），借该村一庙宇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当地群众送酒送肉，热情犒劳起义官兵。会上，四明工委授予方部以“光明部队”的番号。 此后，“光明部队”配合县中队，打下了鄞西最后一个蒋军据点黄古林，并参加了解放樟村、梁弄、上虞等地的战斗。绍兴解放后，该部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军64师191团。

此时接管方步舟反正的王建安、谭启龙七兵团觉得不好处理，便将方步舟送到南京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来。“全国解放后，，改名为向光如，任安徽省宣成农场副场长、南京青龙山林场副科长等职。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拘捕入狱。1982年12月改为离休，1990年3月在南京逝世。

方步舟著有《红十六师历史》、《鄂东南革命斗争史》、《抗日战争史》、《读书笔记》、《方步舟诗词》、《愚公评红》、《方步舟自传》。

黄延秋与外星人同行的事件。大家怎么看？ (二)

最佳答案先不要着急说黄延秋是“梦游”或者“癔症”，心平气和的看看发生了什么，再做判断。

很多人不相信黄延秋，其实都是被“外星人”这个名词所误导了。 我们可以这样，先别认定是外星人干的，只看看事件本身的疑点，你就会有新的想法了。

黄延秋，男，1957年生，家住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县北高乡北高村，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

第一次失踪。

1977年，黄延秋才21岁，那个时候 社会 上什么情况，农村什么情况，上年纪的人应该知道的。 总之，富裕生活是别想了，能吃饱饭就可以了。 黄延秋就是这么一个普通村民，老实甚至木讷。黄延秋已经和邻村的一个女孩订婚，还给了人家200元彩礼（那个时代已经不少了），什么都准备好了，就等到日子把媳妇娶回家了。

但是就在这一年7月27日晚上，黄延秋睡着了，再次醒来，他出现在了遥远的南京火车站旁。这时候，忽然出现两个“交通警察”模样的人，给了他一张去上海的火车票，让他去上海的车站派出所，等待遣送。

老实巴交的黄延秋也没敢多问什么，就上了火车，4个小时之后来到了上海站。等他到车站派出所的时候，那两个“交通警察”已经在门口等他了。后来，他们把黄延秋送到了遣送站。

遣送站问了黄延秋的住址，就给他老家发了一封电报，让派人过来把黄延秋接走。

但是，电报地址把村名错写成了新寨村，所以一时没送到北高村。直到10天后，乡政府才把电报辗转送了过来。

电报内容是：辛寨黄延秋在上海蒙自路遣送站收留望认领。时间是7月28日。

也就是说，根据电报的发送时间，黄延秋 27日晚上失踪，28日就到达了上海 遣送站。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

首先，黄延秋一直生活在农村，别说上海，就连邯郸市都没去过，跑这么远，村里人想都不敢想的。

第二，从邯郸市肥乡县到上海，1100多公里，1977年的普通火车最快也就是80公里。黄延秋家是住在偏僻的北高村，到邯郸市坐火车，也需要等 汽车 ，然后坐几个小时车的才能到邯郸，才能买票去上海， 一天两天根本不可能到达的。

总之，村里赶紧安排人，去接黄延秋。到了上海之后，他们还得到了上海浦东高炮三师后勤部部长吕庆堂的帮忙。

这是第一次，黄延秋就这么被接回去了。

第二次失踪。

1个多月之后，9月8日晚上。村委会在黄延秋家南院召开“大搞生产”群众会，村长看黄延秋等几个小伙子无精打采的，觉得他们是白天干活太累了，就让他们先回去睡觉吧。

于是，黄延秋就回去睡觉了。可是，当第二天大家来找黄延秋去干活的时候，他又失踪了。而且，他家的南墙上1.5米的高度，出现了一行像是用镰刀刻的文字： “山东高登民、高延津，放心”。

这一次，黄延秋又一次来到了上海，又是在老乡吕庆堂的帮助下，才于9月11日回到了村里。

（模拟画像）

这次失踪，有太多证人能证明，不同一般。

首先， 9月8日晚上，大家都看到了黄延秋开会 ，回去睡觉，也就是说，这时候他人还在自己家。

然后，9月11日他从上海回来了，上海浦东高炮三师的后勤部长 吕庆堂一家人，都可以证明黄延秋确实到了上海 ，使他们把他送到车站，让他回家的。

3天时间，来回上海，正常来说完全不可能。

而且，这一次黄延秋还是来到了上海火车站，又是忽然出现的两个人帮助了他，带他找到了吕庆堂。

第三次失踪。

几天之后，9月20日，黄延秋又一次失踪了。这一次醒来后躺在一个宾馆里，两个年轻人自称要带他游览大城市。

后来，他们背着黄延秋向北京方向飞去，从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北、北京，一千多公里的路程，一个小时就到了。

后来，他们还去看了戏，去了天安门广场。又飞了很多城市，最终在9月28日回到了家。

这3次失踪闹得沸沸扬扬，在那个时代，大家想不到什么外星人之类的， 都觉得黄延秋是被小鬼缠身了。

事情惊动了县政府，公安人员专门派人调查，看他是不是 造谣生事，传播迷信，破坏生产。 但是，整个讯问过程，黄延秋思维清晰，表现很正常，所以公安人员也只是录了口供，没有什么处罚。

1977年底，原邯郸地区地委书记李庆堂回忆说，他当时接到了肥东县公安局、宣传部、武装部联合写的一个报告，反映调查疑似封建迷信活动的情况。但是李庆堂觉得这件事和阶级斗争联系不上，就没有上报， 但是当时的而资料还在原地委的档案中。

除了第三次失踪没有确凿的证据，第一次第二次都有证据， 电报、上海遣送站的证明、吕庆堂一家人的证明、上海部队方面对黄延秋的调查报告……

如果说造假，涉及了这么多人这么多部门，显然几乎不可能。

2002年12月14日，专业调查人员还带着黄延秋一同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302医院，对黄延秋发生在25年前的经历，进行了催眠调查。

催眠中黄延秋所说的，除了细节更清楚、明晰之外，没有不实之处。但是，让人想不到的是，在催眠进行到最后一次的时候，黄延秋突然被25年前背他飞行的高登民叫醒，从催眠状态中醒了过来。

……

我们先不去谈什么“梦游”和“癔症”的怀疑， 就单单是黄延秋失踪的那一系列证据和调查报告，都证明他确实以几乎不可能的去了上海。 这一点，是“梦游”和“癔症”能解释的吗？

还有，这一切都黄延秋有什么好处？以他当时的经济实力，根本无法承担这些“ 旅游 ”费用，他绝对不敢乱花钱瞎跑的。

那个时代，还没有网红的概念。黄延秋不会想到这么出名的，尤其是还差点被当成破坏生产的迷信传播者批斗。

其实黄延秋事件， 抓住一个重点就行：他是怎么在短时间内去的上海？想让专家先解释这个问题。

如果不是外星人呢？有没有别的可能性？

黄延秋与外星人同行的事件。大家怎么看？

黄延秋是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旧店乡东北高村人，在1977年7月27日至1977年9月20日被传出与外星人有三次同行，引发了不少的热议，因为至今人类在外星人方面的研究都没有任何的突破，更加别说与外星人三次同行了，这是一个疑问。

但是对于这次事件的发生，对于本人来说，确实描述出来三次事件，并且曾经在央视节目之中也被播报出来过、

黄延秋先后三次神秘失踪，如今也是被列为我国UFO三大悬案之首的神秘事件，至今虽然有记录，但是并没有说明具体的结果，下面我们来看看情况。

黄延秋三次神秘失踪

第一次、发生是在1977年7月27日，黄延秋是正在举行成婚的时候，本来苏哦是在结婚的晚上入驻新婚房间，但是突然在夜晚的时候失踪了，人们四处寻找10天仍杳无音讯。结果呢，居然他是在东北高村北侧3公里的辛寨村，所以非常的奇特。

这里有点令人不解的是，上海遣送站发报的时间竟是在黄延秋失踪后仅10小时。东北高村离上海市1140公里，当时乘直快车也需22小时到达，而且还必须到45公里外的邯郸市才能搭上火车。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第二次、发生在1977年9月8日，这是在上一次失踪之后，回到了自己家里又一次的失踪，据他后来说在失踪之中，半夜醒来发现自己竟然躺在1000多公里之外的上海火车站广场。

第三次、发生在1977年9月20日，也是在又一次回到村之后失踪了，并且是他在回家的路上突感头晕便没有了知觉，醒来时发现自己在一家宾馆里。

这就是三次失踪的事件，可以说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会事情。这就是黄延秋三次神秘失踪，都说是与外星人存在关系，但是较真的说出外星人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又不知道情况了，所以这次的事件真的很奇特，当时引发了全国性的热议，解读专家认为需要今后科学证实。

那外星人是否真的存在？

从如今 探索 的情况来看，确实也无法说明“黄延秋三次神秘失踪”的事情，虽然说与外星人存在关系。但是如今在 探索 方面的发现，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与地外生命存在关系的东西。所以无法说明是否与地外生命有关，也就是说黄延秋三次神秘失踪如今还没有办法证实与地外生命存在关系。并且科学家们如今也是建立在继续 探索 的问题上。

虽然怀疑在太阳系之中的天体上存在外星人或者地外生命的可能性有，但是至今都还没有任何的发现，这才是最为关键的。所以说到底地外生命是否真的有，未来我们也将继续 探索 ，只不过多久能够确定下来就是一个未知数了，所以我们其实还是挺期待对地外生命或者外星人的 探索 结果，因为我们都想知道第一个地外生命或者外星人的存在，并且它们的外貌是不是与我们地球生命类似。

地球出现与外星人事件相同的可疑事情很多？

确实，自从我们对地外生命的 探索 以来，外星生命或者外星人的发现一只没找到，但是在地球上出现了很多类似于外星人相关的可能性事件，就是我们常说的“不明飞行物”，虽然在2020年美国也公布了相关的视频和照片，但是也无法识别这些视频之中的物体是什么，所以很多人怀疑与地外生命有关，但是有没有特别性的证据。

所以地球上很多事情都说与地外生命有关，但是到了关键的时候，我们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证据来证实，这就形成了“未解之谜”状态，所以终究是否存在地外生命或者外星人，至少如今还是没有办法说明的，这就是大概的情况，就算是未来地球出现与外星人事件相同的可疑事情增多，我们也没有办法解释。

所以包括黄延秋与外星人同行的事件，虽然说专家无法证实，科学界如今无法证实，但是未来也许真的能够找到答案。

黄延秋事件确实是一件非常离奇的事件，被称为是中国UFO三大悬案之一。黄延秋的家住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县北高乡北高村，他是个非常普通的地地道道的农民。1977年7月27日至1977年9月28日这二个月中，黄延秋出现了三次失踪事件，每次失踪他都是突然失去了知觉，醒来后发现到了很远的地方。第一次莫名其妙去了上海、第二次又去了上海，第三次他被二个人背着，从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北，北京一路飞了9天，也玩了9天。第一次离家的时候，人们发现在他家的墙上出现了一行文字:：“山东高登民、高延津，放心”字样。但是至今我们从来没有找到这两个人。第三次飞行他记忆中的天气情况，和当时当地的天气情况也基本吻合。

这三次失踪都很离奇，而且都有证据，还有证人。但是三次飞行结束后，黄延秋就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再没有出现奇怪的经历，他也有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2002年12月14日上午九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302医院黄延秋经过了催眠调查，三次催眠结果发现他过去的叙述没有撒谎，都是他经历过的。但是第三次催眠遇到了诡异的情况，他被曾经陪伴飞行的高登民唤醒，让他不要让人来寻找他们，这个过程也让医生们毛骨悚然。

对于黄延秋的事件，有很多争议，有的科学家认为黄延秋患上了梦游症，有的科学家认为黄延秋有多种人格，所以出现了幻想的症状，还有些科学家认为他患上了癔症。但是这些结论都很难对于这三起事件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其实，就这事件的本质来讲，能否被列为第三类接触事件还值得商榷。再一个，事件发生于1977年，如今已经是41年过去了，想要得知事件真相，已经很难，或者说根本不可能。

目前，人们了解关于这起事件的来龙去脉，99%都来自于网络，我想很少有人真正是从他本人口中得知的吧，我们从网络上得知的关于这起事件的信息，大多为二次加工后的故事， 其真实性不能保证。

就黄延秋本人来讲，他所说的这个故事的关键情节是否有可能存在伪造的成分呢？有些人常常拿测谎仪来说事， 测谎仪可以测人是否说谎，但是测谎仪测不出来一个坚定相信这起事件真实发生的人所说的故事真假，如果连自己都已被欺骗，那么测谎仪还测什么呢？

正如前不久，有位自称是时间旅行者的年轻人，他也一样通过了测谎仪测试，因为他相信他自己正是时间旅行者。

判断一个事件、故事的真假常常需要充足的人证与物证，但对于这类第三类接触事件来讲， 物证才是最为关键的证据，显然尤为重要 ，因为如果可以确定物证并非地球所有，那么便可以百分百确定它是第三类接触事件了，可是就这起事件来讲， 并没有物证。

当然这起事件并不是个例，目前已知的种种关于外星人的事件都没有物证，仅凭人证与只言片语，那么自然就会 失去可信度 。

至于我怎么看这起事件，我保留对这起事件的好奇，但我也保留自己的个人观点，就是在缺少人证与物证的前提下，在不确定当事人所讲述的关键细节真假的情况下，我不认为这是一件真正意义上的第三类接触事件。

另一起发生在辽宁的孟照国事件，有飞碟降落的现场，有另外的目击证人，还有孟照国本人对他被外星人带入飞碟内部的陈述，因此被定义为ufo事件是恰当的。而黄延秋的三次离奇失踪，都很确定，是由两个和我们一样的人在背着他飞行，既没有飞碟，也没有外星人，把它定义为ufo事件，本身就是对事实真相的一种误导。

其次，专家们对当事人黄延秋从测谎，到精神病鉴定，脑部ct扫描，再到心理排查，催眠实验，无非是想证明这件事情是子虚乌有的，完全是他臆想出来的天方夜谭。然而当这些检查都不足以支持他们的观点，或者说并不能证明了黄延秋在说谎后，黄延秋在做梦，或者梦游，便成了此事的最终解释，这个结论做得非常武断，漏洞百出，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

黄延秋前两次的失踪，既有电报作为物证，又有村干部，公安部门，部队军人作为人证。并且在第二次失踪，黄延秋来到部队时，吕海生也亲眼目睹了，的确有个穿着不合体军装的人在陪着他，这就不是用梦游或者臆想能解释得通的。

和前两次不同的是，黄延秋的第三次失踪完全是在清醒的状态下进行的。这一次他用了九天时间，以高于当时火车数十倍的，几乎飞遍了大半个中国的九个城市。在北京还不买票看了京剧《逼上梁山》，在天津看了电影《苦菜花》。

据黄延秋描述，这两个人身高180cm，年纪看上去有20多岁，在背着他飞行时，能感觉到他们的体温，他们不吃饭，偶尔吃一点水果。而且不论到了哪个城市，均能以当地的方言与人沟通，进饭馆请他吃饭，以及住旅馆时，都以现金结账。在住宿登记时，还能出具省级的介绍信。这完全就是熟悉国情的地球人的行为，与外星人和ufo毫不沾边。

那么他们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带着黄延秋飞行呢？在第二次失踪时，黄延秋家的土墙上，出现了几个似乎是用镰刀刻的字：山东 高登民 高延津 放心。这个两个神秘人物公开了他们的籍贯和名字，明确告诉大家，事是他们做的，这倒是很符合山东人耿直的性格。他们的山东老乡武松，不是也在墙上写过：“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么？不过，和武松闯了大祸跑路不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告诉大家，他们是好人，没有恶意。有趣的是，专家们居然想到通过户籍管理部门去查找这两个人。找得到才怪呢，你想想，以他们这种神通，必是化外高人，能屁颠屁颠地跑下山，参加咱人间的人口普查吗？

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了一则与黄延秋事件类似的故事：“天狐也，有术，能摄此人于千万里外。凡名山胜境，恣其游眺，弹指而去，弹指而还”。天狐都能修得如此神通，神仙更是不在话下。《隋唐演义》中叶法善带唐玄宗游西凉府，唐玄宗闭眼后，只觉两脚腾空，如在空中行走，片刻之间，已从长安来到西凉，也与此事类似。

那么作为神仙或者修炼的高人，带着黄延秋这样一位普通的农民飞行，目的是什么呢？

如果不是有宿缘，就是修炼到一定程度的人，借此测试自己的功力。之所以选择黄延秋，是因为他实诚，听话，思想单纯，这样就可以保证在行动时，不会增添不必要的麻烦。所以说，黄延秋很可能只是高登民和高延津的一个测试工具，他们并不想因为此事过多地泄露他们的秘密。

25年后，由北大医学专家对黄延秋做第三次催眠，试图获得更多的信息时，神秘飞人高登民再次出现了。他通过意念与黄延秋对话，唤醒了黄延秋，中止了这次催眠。

人类目前依然还很无知，不能解释的事情不代表没有。

不说黄秋延 孟照国日行千里 穿墙过户无阻碍事件，就说我们平常司空见惯的事情也很多不可思议，比如精虫包含的基因信息，这条像小蝌蚪一样的家伙需要通过显微镜放大十几倍才能看到，而且97%的组成部分是水，可以想象包含遗传密码的地方有多大。

打个比喻，包含一个婴儿成份的基因密码组成，是你看到的一个针尖的百分之一还小的一小撮吧，它还得带胎儿的记忆功能，发展出完全的五官四肢，五藏六腑，还得带免疫功能造血功能，指甲头发剪掉又重生功能，就好像那比针尖在小的压缩物质，你拼命吹气，最后吹成一个人形娃娃，这已经不简单了，这个人形娃娃初碳水化合物喂大可以接受，但它作为男婴，他又复制与携带了无数的精子基因，十五岁成长后每次打飞机，一次释放三亿条，理论上每一条又包含了下一代男人所需要的基因密码，简直无穷无尽。

而我们与我们的祖父，从人类开始那一年，基因都是相同又能重组的，那么，包含了这么漫长的记忆能力的小蝌蚪基因储存量，大到无法理解无法想象了。只能用神奇来解释。

回到原文，它与外星人没关系，共同点是神秘。

而背黄秋延的两个人，是不是外星人还很难说，不能是超能力的地球人么？！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林副统帅高兴的对大家说：同志们，大家好，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今天，已经发展到了人类 历史 上的巅峰了。你看，天上飞有飞机，水里游有潜艇，与远方通话有电话，晚上看不见有电灯，哈哈哈哈！

我们看不到电波信号，但我们的手机却联通四面八方，我们的今天完全让四五十年前的人无法想象，我们同样无法想象四五十年后的事情。

何况人类 历史 还远没结束。

很反感那些对自己不能理解事情就一棒子打死并且谩骂胡说八道的人，我们坦然承认自己的不足，宽容一下别人不同的识见，做到谦虚谨慎，心平气和真的有那么难吗！

在我心里我也不怎么相信这是真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一杆子把他拍死呢！

虽说科学是个好东西，但把科学不能解释的都归于造谣或做梦，这只能说明现在科学的局限性，或者说科学这东西还在半路上游走，解释不了也不要去否认， 这才是尊重科学。

那些天天在推崇科学的人，是在拖科学的后腿，恰恰是在猥亵科学。

我虽烂民一个，更深的道理不懂，但是我知道应该尊重自然规律。自然规律，科学把他讲通了吗？显然，现在最高级的科学家也不敢说，自然规律现在的科学已经解释通透了。

如果一个人经历多了，你就会发现你的一生，仿佛是冥冥中注定。所以，很多成功人士都相信，人的成功，是运气+努力。运气，科学怎么解释。唯一解释就是刚好遇上，和虚伪的运气无关。

我一个朋友以前开出租车的，他就讲，如果你当天在路上遇到死人出殡，恰恰又跟在他后面，你今天的生意肯定是非常好。而且，这不是他一个人这样实践得来的，所有的出租车司机都有这种说法。请问，科学至上的同志们，你解释一下

为什么民间有一种说法是，人霉喝水都塞牙缝，这虽然是玩笑，但肯定有道理。

我觉得科学未来应该分为感知科学和天妙科学，感知科学就是现在的能看，摸，吻的；天渺科学就是现在我们未知的，不为现在科学所了解的或控制的，哈哈

我们应该以科学为理论，实践为指导，对一些未知现象，不否认也不肯定。今天不能解释的留到以后，总有一天会有真相的，可能那一天很长，很长，，，

大家觉得呢？我是个有故事的人，我推崇科学，但不信现在的科学已经能够解释一切，大家认为呢？可以探讨

大家发现没有？ 自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尤其是近十年，在全世界范围内，几乎都没有再听说过什么UFO，或者各种外星人来了的传说？

（传说中各种各样的飞碟。总有一款合适你。）

而各种UFO（不明飞行物）的传奇，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西方各国开始流传；八九十年代， 中国大地上也流传着各种UFO的故事， 甚至还诞生了若干非常有影响的猎奇杂志《奥秘》《飞碟 探索 》，《奥秘》还曾经发行量一度达到过百万册，可想而知多有影响力。

那些UFO的传说，既包括在天空中看到的不明飞行器，有鼻子有眼的，也包括看到了外星人，被外星人掳获，以及是像题主说的这种：本来在一个地方，醒来莫名其妙出现在另一个地方，离奇生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应该是外星人把他们抓走了。云云。

开头的这个故事，是发生在1977年的。那时候，极少人有相机，交通仍然不太方便，资讯也很不发达—— 故事如何？全靠一张嘴。没有任何辅证，或者可靠的辅证。 所谓的“北京UFO研究会有文字记录”，指的也是当时当事人自己的口述。

这些不明飞行物的记录，没有任何一桩是能被证实的。

那我在文章开头说的，没什么近些年来几乎再没有听说过有UFO了呢？首先，是因为 智能手机和数码相机普及程度极高， 一有什么异样，无数的手机都对着拍，马上就能辩别出来这是什么了。谣言还没来得及诞生就被掐死在萌芽状态了。

其次，科学技术发展， 遍布地球的卫星数不胜数，实时监测相当完善， 现在一颗大一点的陨石进入大气层都能预测到，很难想象还有外星的飞行器穿越大气层进入普通人的视野，那些卫星们却一无所知。

(天文学家称8.17南京飞碟视频是造假作品)

还有，普通人通过大量的好莱坞电影，既普及了很多外星球的知识，也补充了很多对于外星球的想象，仅仅是那些面目模糊的UFO，已很难刺激他们了。 大家也懒得再去编造相关的故事了。

回到题目：“黄延秋”在1977年被外星人掳掠走的事，我认为，是当事人的胡编乱造。

感觉啊！这事蹊跷的不是一点半点，首先就是无数机关个人的证词，这个没法串供的，即使有，也不可能所有人都口径一致吧？也没有一个人出来说自己是被人指使了这么说的……

很多不可能的事情放一起就神秘了，相比较国外的各种说法就显得单一多了，很多老外说被外星人绑架也就是自己的一面之词，对比一下就发现了，老外说的没黄延秋说的那么简单，就是快速的远程“旅行”，整个事情我看了好几遍，有一些疑惑的地方，但仔细看看，又冒似过的去，小问题没有交代清楚也是情有可原的，毕竟他也很莫名其妙……

从牛逼的科学家口中，我们得到一个结论，研究科学是严谨的，但研究着就会发现除了没有“顶棚”的科学，再往上就是神学了，也就是解释不了的但有真实存在依据的科学！

举例说，AI的进化越来越快，一代验算我们的世界用3年，二代用一年，4代5代6代呢？可能到不了那么多代，验算现有所知成就用10分钟，再然后呢？AI进化和人类同步，然后呢？我们肯定不会让AI取代或者“统治”人类，但我们又能做什么呢？经过无数代科学家的共同努力，才到了这个时代啊？AI用很短的时间就能掌握我们现有的所有数据。并且，如果AI来独立研究 科技 的话，什么飞碟那种飞行器不就很正常的研究出来吗？人类进化史不就瞬间飞跃了吗？如果人类还能控制AI的话……

我们不要迷信，也不要固执的认为有些事情在自己的逻辑里通不过就是错的，就是编造的！思维要像宇宙那般广阔才行啊！我们只是看到一点光而已！

所谓黄延秋与外星人同行的事件，一看就是假的！

在1977年那样的年代，很多事情都无法查证，既没有摄像头，也没有车票实名制。单凭一些人的口头描述，根本不足为凭。所谓的神秘失踪和神秘旅行很有可能就是杜撰的。而所谓北京UFO协会虽然为其背书，但是也不能证明整件事情的真实性！

时代已经进入21世纪，每个人都应该相信以观察、实验和定量化理性思维为基础的科学。而不是任何毫无道理的玄学。如题中所说的一个晚上就跑到千里之外，不要说1977年，就是现在也必须坐飞机、动车（高铁基本没有晚间的班次）。 而在当时，则完全不可能。因而题主为了让这一切看起来合理，又扯上外星人，这就更是离谱了。直到现在人类竭尽全力也没有发现任何外星人的踪迹，因此杜撰所谓灵异事件，又谣传外星人。显然是反科学的，我们必须予以坚决反对！

故乡读书笔记实用 (三)

最佳答案故乡读书笔记实用7篇

看完故乡后，相信大家都增长了不少见闻，需要故乡读后感好好地作记录了。你想好读后感了吗？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整理的故乡读书笔记实用，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故乡读书笔记实用（篇1）

故乡是什么味道的？是甜蜜的或是苦涩的？是梦幻的还是虚无缥缈的？故乡的情，故乡的味道是复杂的，鲁迅先生在《故乡》中这样告诉我。对！是复杂的！

故乡是甜蜜的！

有着高大宽阔的大院，有着快乐的生活，有着良好的家境，有着美丽的山水，还有一段快乐的回忆——我对闰土儿时干练、憨厚、英武不凡的印象，和那去之不来的快乐相处的时光。听他讲雪地捕鸟的技巧；听他说潮汛时看跳鱼儿的乐趣；听他讲夜里管瓜刺猹时的激情和猹的狡诈；听他说沙滩拾贝时兴奋、欢快的心情；听他为鲁迅描绘的那一幅幅美丽的画卷……

可是，现在一切都变了，变得复杂了，变得陌生又飘渺了……

鲁迅从两千余里之外，冒着严寒，要回到别了二十多年的故乡去，冷风拍着船体，吹进船舱里，没有一丝活气的村庄在鲁迅眼里被完整地勾绘出来。

一切都是陌生的。

故乡又是陌生、飘渺的。

萧条的街道顶替了往日的热闹，在瓦楞上颤抖的枯草、凄凉荒芜的老屋，记忆中故乡一切不返，鲁迅迎来了一个陌生的故乡、邻居，以及一个陌生的、不同往日的闰土，时光的洗浴，让鲁迅和闰土间多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深蓝天空下，站在瓜地里的那个少年的身影变得模糊，刻薄的邻居说着刁钻的话，这一切让鲁迅心里多了一道悲哀的伤痕。

船在开，景在移，鲁迅在文中最后部分离开了故乡。

故乡情是复杂的，既甜蜜，又陌生。对故乡，大家都有一份难以说明的故乡情。对故乡，鲁迅选择了封存，封存在他的回忆里；对故乡，鲁迅抒发了他悲哀又怜情的愁苦之情，抒发了他向往股权的美好，回忆了曾经拥有的甜蜜的沉醉之情。对于告别了故乡，奔向未来的他，一句“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太多了，便成了路”就写出他对希望的期待……

月是故乡明！读了《故乡》的你我，是否也沉浸在那朦胧的故乡情中呢？

故乡读书笔记实用（篇2）

读过鲁迅的《故乡》，先生所描写的故乡也许并不美丽，也就是这并不美丽的故乡，寄托着先生的希望。“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的故乡，同样也寄托着我的希望。

伴着长长的车鸣，汽车钻进了一片浓雾。

故乡的晨曦躲在一片远山中，从密密的山路一直飘到了沉睡的荒地上。它唤起了石桥上的尘埃，它驱散了一夜的静谧，它的云雾弥漫在隐约的纱衣下，绽放出了羞涩的微笑。

在这片微笑下，我看不到闪烁的霓虹灯，听不到车水马龙的喧哗。这里是那么清宁、清静与恬静。井台咯吱咯吱地呻吟，牛羊脖子上的铃铛叮当作响，田野沟壑梯梯坎坎纵横交错，如家乡老人饱经风霜的脸。

土豆、红薯和自家腌制的咸萝卜处处飘香。铁环中偶尔溅起的泥土扑在农家小孩灿烂的笑脸上，这一切是那么和谐。既柔弱但又坚硬得容不下丝毫的破坏。

石阶的尽头延伸到树林的深处。这是一条多么幽深的石阶，上面或许沾染了少许青苔，但抹不掉家乡人走过的无数亲切的脚印，无数艰辛的汗水。

涓涓的流水似乎永不干涸。细流冲刷着河底坚硬的河石，但河石仿佛蕴育着大山的雄伟沉默，永远地沉思在细流的撞击中，年复一年。

故乡普通得如同饮食中的小白菜，它既没有桃花满山的艳丽，也没有远飘万里的果香。但它在我的心中却有说不出的神秘，为什么井中的水总是那么甘甜？为什么那位哑巴老奶奶绣的花衣总是那么漂亮？为什么这里的小米饭总是那样香甜？为什么故乡人总是那么淳朴与亲切？

我不明白大山下孕育着怎样坚挺的脊梁，但我明白地底下涌动着无比热情的土壤。我不明白天空下隐藏着多么善良的愿望，但我明白溪流中流淌着永不言败的精神!

无数次地站在那离别的树下，汽车疾驶而过的声音时时萦绕在耳旁，但浓浓的乡音已掩埋了这聒噪的繁华。这种神秘的感觉笼罩着我，说不清也道不明。

故乡读书笔记实用（篇3）

读完鲁迅先生的《故乡》这篇文章，我最想说说文中的闰土了。

鲁迅在文中回忆闰土时讲了一个活泼能干的少年形象：“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是一个典型的南方英俊少年形象。在家族的一次大祭祀中，闰土和鲁迅认识了，并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虽然他们家境不同，那时，闰土的家境虽然不是很好，但是他知道许多事，见多识广。而鲁迅家境很好，是个地主少爷。却整天被困在四角的天空里。闰土向他讲了许多稀奇的事：獾猪、刺猬、猹、角鸡、鹁鸪……使鲁迅难忘。

但二十年后，当他们再见面时，闰土竟然还叫他“老爷!”书中是这样描写的：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二十年了，怎么这样叫以前是以哥弟相称的好朋友。鲁迅感觉他和闰土间隔了一层透明的屏障。是永恒的，不可破碎的。

在那时，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等导致闰土十分贫穷，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从书中的外貌描写可以看出，闰土家境十分不好，再加上六个孩子，唉!

鲁迅的《故乡》还表达了一个意思：自由。自由是美好的。是啊，没有了自由，就算给我1000个亿我都不换，在《少年闰土》片段中，鲁迅写道：啊!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从这一句中我感受到鲁迅在那时是多么渴望自由啊!

比起现在，我们自由的生活，无忧无虑，丰衣足食。一到下课就和同学们闹，不可能像闰土和鲁迅呢样有着隔阂。

故乡读书笔记实用（篇4）

最近，不知道为何，突然想读鲁迅的书来，关于小说，关于散文，是赫然一棒的顿悟，还是回首过往的一时冲动呢？说不清，道不明。反正我是看了，还有种温故知新的感觉。“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还记得这段就算童年也向往的画面吗？

没错，这是初中时的一篇课文《少年闰土》——节选于鲁迅先生的《故乡》。那时候，我们坐在教室里一边朗读，一边发挥自己的想象，在脑海里构造自己心目中的闰土，想到那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嘴角不禁流出口水……教我这篇课文的老师我也还记得，他姓何，总是喜欢一身西装革履，却不是严肃得令人畏惧的；眉清目秀，文质彬彬，一股子书生气，而又不像鲁迅的私塾先生那样“之乎者也”，严肃得厉害。他见人总是面带微笑，你跟他交流总能感受到一种慈祥，就连偶尔生气时的拧起眉头也不觉得恐惧。

当时，老师讲解课文还是会深入其中的主旨和情感的，毕竟要面对考试，其实更重要的是，逐步地培养我们的理解能力，如果不讲都懂，那还要什么老师呢？所以每当何老师讲到这里的时候，同学们都兴味索然，就像刚刚沐浴阳光的花儿霎时蔫了。好学生坐在那儿，也是勉强逼着自己认真听讲，至少得装出个听懂了的样子来，免得挨批，可终究是一知半解，懵懵懂懂的，艰涩乏味，枯燥的像一碗白米饭。至于我，这种滋味也一直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有时买本辅导书作参考，好在何老师点名回答问题时秀秀自己的悟性，博得老师的表扬沾沾自喜。一开始感觉不错，后来渐渐地也烦腻了，心里有种愧疚，甚至觉得羞耻，尤其是被人发现后，我便有所收敛。

故乡读书笔记实用（篇5）

归乡了，又回到了故乡。

故乡变了，那阴晦的气氛弥漫在了黄昏的天空，风扫湖面，荡起一道道波纹，而气氛却压抑得令人窒息。好一派荒凉的景色。

“到乡翻似烂柯人”

读了鲁迅先生的《故乡》，回想起旧时代的荒凉，眼前便不由得浮现出这么一幅景象，若近若远，若即若离。恍惚间，把我带回了那封建社会的黑暗——“叫，老爷”。闰土的一席话，不仅让作者，也让读者深感悲哀;

朋友们都被时间隐去了，被仆人取代了，那儿时纯真的友谊，再难寻觅。

正如文中所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路是靠人们的感觉、信仰、精神走出来的。然而，走上这条路，就再也不能回头。看见昔日的故乡变得如此荒凉、昔日的亲人、朋友们已变得如此冷漠、昔日的景色早已被人忘却……不变的只有那一轮皎洁的明月和那璀璨的群星。

“月是故乡明”

在那里我看到了人生的物是人非，世态炎凉——不正如现在的我们么唯一的的区别就是，我们的面前早已有了前人踏好的足迹——踏好的路。甚至，还有一些血淋淋的足迹，在那坑洼不平的路上，或少或多，或远或近前，徘徊着，彷徨着，迷茫着……

而如今，我认为这句话应该更合适：世上本有路，人走的多了，反倒没路了。想当前，一篇《赤兔之死》轰动文坛，确是篇佳作，而此后跟风之作如雨后春笋之势，人人都走上了返古的老路，五千年历史都不够后人习作用例了。

路，要靠自己走，每个人都应该靠自己走出一条路;

以前的人没有路，靠自己走出一条条路;

现在的人有路，便不费心思去找路了;

作为我们，更应在这个世界中走出自己的路。在旧社会的黑暗之后，走出自己的奕奕光辉。

故乡读书笔记实用（篇6）

最近，我读了鲁迅先生的名著之一《故乡》。读了这本书，我心中顿时有了千万个想法。于是，我打算与大家一起分享这本书。

这本书可以分成三部分，分别是：回故乡、在故乡、离故乡。

在“回故乡”这部分中，讲了主人公在从异乡回故乡接亲人的路上，对即将到达的故乡感慨万分。

“在故乡”则讲了主人公到了自己原来住的大房子里，见到了母亲后，讲了许多话，母亲让“我”去看望一下亲朋好友，并且说“我”儿时的好友闰土也会来。顿时，“我”立即回想起了儿时的自己与他，并在脑海中浮现了一幅闰土在大海边的沙地上看瓜刺猹的画面。之后，来了一个临近开豆腐店的杨大嫂，以前美貌的她，现已成了一个自私、尖刻、势利，爱搬弄是非，爱唠叨，庸俗的小市民了。杨大嫂本想从“我”的搬家中捞点东西，却因我的不肯而生气的走了。

过了几天，闰土来了，他的模样已与儿时变了许多。虽然他家里有着一块耕地，而且连第六个孩子都会工作了，但承重的税收依旧压着他的肩。并且，他的性格也与儿时变了个模样，变得善于奉承了，竟将儿时叫“迅哥儿”的“我”改叫成了“老爷”，顿时使我感到自己与闰土之间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

“离故乡”中讲述了“我”在走的路上，对自己所许的愿望？让后辈“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感到渺茫……

读了这本书，我感到了当时社会环境的腐败，中国清政府、国民党政府的愚昧、落后、贫穷、软弱无能，以及当时列强、地主的蛮横无理，到处搜刮民脂民膏，使广大的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困苦，越来越贫穷，导致了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气、活力、纯真被活活地扼杀了。所以，当时的人们是多么渴望打破封建社会的尊卑秩序，渴望建立超越庸俗的物质关系的新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呀！

在鲁迅先生的这本书中，让我们体会到了旧社会的腐败，令我们更加体会到新中国的美好制度！

故乡读书笔记实用（篇7）

看完鲁迅先生的《故乡》，我顿时觉得有些失落。鲁迅的儿时好朋友闰土，经过漫长的时间不见，竟与鲁迅存在着一层“可悲的厚障壁”。刚要与闰土再见面时，鲁迅是多么期待！而使他沉在心中多年美好的记忆又从新浮起。可见到闰土后，却发现闰土与他疏远了，鲁迅感到非常难过，也为这个间隔而感到失望。

我想，闰土也并没忘记和鲁迅儿时的快乐时光，只是他觉得不能像儿时那样“不懂事”，他们有着阶级的差异，在那时，他们有着大人们所没有的天真。仔细品味他们的话，小时候的“闰土哥”“迅哥儿”以及长大后的“闰土哥”“老爷”这其中有着多么微妙的变化啊！变的是闰土，他忘记了童年的真诚的友谊，这样，他就失去了一件宝贵的东西。

《故乡》中描写了“回忆中的故乡”和“眼前的故乡”，两方面形成鲜明对比，突出了主题。这个对比又是由一系列的对比描写组成，包括少年闰土与中年闰土在语言、外貌、行动和心理上的对比；杨二嫂由“豆腐西施”变成“圆规”的对比；少年闰土跟“我”的友谊与中年闰土跟“我”的隔膜的对比；“我”跟闰土的隔膜与宏儿想念水生的对比；以及苍黄的天底下萧瑟的荒村与月夜西瓜地的美景的对比，等等。通过这一系列对比，不仅表明在苦涩严峻的现实生活面前，作者梦幻破灭的悲凉心情，更抒发了对人与人不再隔膜的“新的生活”的期盼，从而充分表现了小说的主题。

虽然鲁迅书上说他离开自己的故乡没有特别不开心的，但是他的心里还是挺舍不得那儿的，舍不得那儿的人们，舍不得那儿的环境。舍不得那儿的点点滴滴，他一定很痛苦，因为他深爱自己的故乡！深爱自己的祖国！他希望自己的故乡自己的祖国能快

点强大起来，人民富裕起来！

最后，鲁迅通过自己的想法结束了这篇文章，他想告诉我们，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中一定要时时装着自己的家乡自己的祖国，因为她是我们永远的母亲！

天堂蒜薹之歌的作品赏析 (四)

最佳答案小说以“蒜薹事件”为经，以高羊、高马、金菊、方四叔、方四婶的生活经历为纬，深刻地、多角度多侧面地描写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当时当下的生存状态，以及由此引发的悲剧故事。并剖析了农村文化的落后、思想的贫乏、生存的窘迫，以及导致“方四叔车轮下惨死”、“金菊上吊自杀”种种悲剧发生的原因。并未按读者习惯的模式来进行叙述，而是从“蒜薹事件”发生后，警察抓捕高羊与高马开始，把高马与金菊的恋爱故事与现实中的高羊被抓、高马逃亡交叉叙述。当读者在扑朔迷离而又生动具体的描写中感受着警察的卑鄙无耻、乡助理的以私循法、县长的渎职害民、税务与工商的营私舞弊的场景中，整个情节的面纱也被逐渐揭开。

一、“蒜薹事件”本是可以避免的，却发生了。“蒜薹”价格的不断提高，使天堂县领导者看到了其中的利益，于是天堂县决定大面积种植蒜薹。然而决策者却忽略了后期一系列问题。当因蒜薹滞销，百姓心急如焚的时候，领导不但没有及时出面解决问题，反而自己躲了起来，拔掉电话线，不露面。同时暗中抓紧对百姓盘剥，增收更种名目的税费。当百姓砸碎玻璃、割破沙发表示不满的时候，他们仍旧不出来解决问题，反而增高院墙。天堂县的县长仿佛是一地的土皇帝，掌握一方的霸权。中国有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古话，可是就因是县长的车出了命案，就可以赔几千元钱就解决问题，这就更加深了百姓的怨恨。

二、“高马、金菊”的悲剧爱情“蒜薹事件”饱含的是政治的批判，而高马和金菊的爱情则是当代农村真正的悲剧。悲剧和时代错位，或许正因为不该发生却发生了，也才更血淋淋的刺痛人心。高马、金菊的悲剧爱情是和当时城市中自由的爱情相对照的，且潜在着城与乡，文明和愚昧的比对。造成高马和金菊爱情悲剧的根本原因是农村经济的不发达。百姓生活穷苦，为了繁衍后代，不得不采取换亲的形式。在旧社会，换亲的发生似乎很正常，然而当换亲发生在80年代，就显得不可思议了。恋爱不自主、婚姻不自主，这早已在“五四”启蒙时代讨论过的话题，又重新摆了眼前。“五四”启蒙的不彻底，值得深思。时间流走了七十多年，只可惜，陋俗依在。虽然城市的街道满是些簇拥搂抱的自由恋爱的男女，而乡村中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可思议之余，我们感叹的是生存的无奈。只有金菊成为这“三换亲”的牺牲品，才能给四十多岁的“大哥”找到媳妇。她任由着父亲、母亲、兄弟的摆布，嫁给她自己并不爱的人。她，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作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像物一样，被交换着。当她爱上了高马的时候，她才为她自己活着。然而她为自己幸福努力的时候，换来的却是社会的不接受，甚至连她的父兄都不承认她是他们的亲人。她以自杀的方式逃避这个世界，用死的反抗来捍卫些什么。她至死也没让她和高马的孩子来到人间，尽管这个带有灵性的小孩咒骂着父母，迫不及待的想要来到世界。她用切身的体验向孩子解释世界的残忍。金菊在死后也不得安生，方家兄弟对于钱财的贪婪，给她举行了阴婚。阴婚的背后却是落后、愚昧的乡村文化传统。

警察抓捕的马脸青年被扣在马路边的树上，又被过路的车撞死；蒜薹未卖出，四叔却在归家路上被乡委书记的车撞死；看守所里的所谓的死囚不过是因不公待遇而打人一棍，却被判死刑而且上诉未果最后被执行枪毙；金菊在高马被捕后来到高马四壁空空的家中，带着即将临盆的孩子吊死在高马家的门框上；四婶因老伴横死且未得到公正判决而在冲击县府时放火泄愤，在牢里犯病也未得到相应医治，虽然最后保外就医却因换婚亲家掘了金菊的坟而上吊自杀。只有高羊因为胆小怯懦、逆来顺受的个性而得以在劳改中苟且偷生。其他的蒜农也遭受着法律的“公正判决”。虽然在小说的结尾，上级党组织发现并纠正了天堂县的官僚主义作风，相关人员也受到了处分，但农民们的穷困与不幸却还是未见到曙光。作者以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站在农民的立场，毫不留情地用笔把农民们的辛酸与屈辱描述得淋漓尽致，让读者在惊心动魄的画面中感到到现实的残酷与可悲。

值得称道的是，在作品中，作者虽然写出了有着阿Q式个性的高羊、循私枉法的乡助理、害民扰民的税务工商等各色人等以及让人痛恨的披着共产党外衣而不顾人民死活的县长和县委书记等人，让人感到了时代的沉重，同时也塑造了具有反抗精神的高马，同时，虽然用墨不多，但那个军人出身的郑老汉的儿子在法庭上的辩护，也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其实，那个军人的形象，正是作者的良心，也是千百万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的群众的心声。而对那些穷困的百姓，作者也并未一味地肯定，而是写出了他们的愚昧与自私。因此，作者是在批判着现实的黑暗的同时，也在批判着人性的丑陋。作者以他犀利的笔锋，撕开了现实与人性的双重表皮，并把真相赤裸裸地坦露在读者的面前，令人振聋发聩。 人物心理分析

一、人物心理的衬托

在小说中高马与金菊作为一对恋爱的人，内心的心理活动是相当丰富的，莫言对他们的心理状态也进行了充分的表现，细腻的刻画出了他们内心的状态。在刻画他们的心理状态的同时，作品中出现了一个活泼的红色马驹形象，红色马驹与人物的心理变化密切相关，通过其活动，从侧面衬托出了人物的心理状态，也增加了作品的内涵。红色小马驹第一次在作品中出现是在夜晚的打麦场，小红马驹在打麦场的边缘来回跑，发出嗒嗒的声音。循环往复的声音造成了一种节奏感和紧张感，这种氛围与高马当时的心情类似。在众目睽睽之下，高马一次次试探性地向金菊靠近，像“闹革命”一样，稳扎稳打，试探成功，然后前进，形成了像打仗一样的节奏感。同时，在众人聚集的地方，要想要牵金菊的手是有风险和压力的。金菊已经定亲，在农村，这就相当于已经确定了她与对象的夫妻关系，对定了亲的金菊表示爱意，是会遭到村人的鄙视的。同时，金菊是否喜欢自己，高马不敢确定，因为两个人就聊过一次，以后的一年，每次高马想与金菊说话时，金菊都会避开。如果金菊不喜欢自己，自己贸然抓她的手，金菊在人群中大喊的话，高马就会身败名裂。所以，高马在众人聚集的地方牵金菊的手存在着很大风险，其当时内心也紧张到了极点，就连四婶的一声咳嗽都能让他打一个冷战，浑身凉透。马驹跑动发出的嗒嗒声与高马内心的紧张感内外呼应，将高马当时的极度紧张状态形象地表现了出来。牵手后的第二天晚上，高马在金菊家门口等待金菊赴约，不确定金菊是否愿意出来与自己见面，高马内心忐忑。小马驹时而跑到沟里，有时而半真半假的吃麦秸，正如焦急等待爱人出现的高马，内心焦急、烦躁。金菊家的大门一声响，高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高兴的是终于有人出来，而且很可能就是金菊。这时候，小马驹紧张而又兴奋地飞跑，马蹄弹起的泥土打在麦秸垛上发出响声，掩饰不住内心的狂喜。这也是高马听到金菊家的门打开后的反应，是否是金菊？这是一个关键而令人紧张的问题。如果走出来的是金菊，那么自己的爱情终于得到了回应，又非常值得高兴。所以，此时的高马既紧张又兴奋，与红色马驹的行动相互衬托，高马内心的状态通过小马驹的行动得到外化，有了一种活泼的动态美。

二、希望的象征

恩格曾经说过“人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其它实体的支持，但这些实体不是高级的实体，不是天使，而是低级的实体，是动物。”小红马驹在作品中屡次出现，不仅反映了人物的内心活动，还在金菊与高马受到委屈或者毒打的时候给予安慰，充满了温暖色彩，给他们以行动和生存下去的动力与希望。所以，对于金菊与高马来说，小红马驹代表了希望，是希望的象征。高马看了金菊的婚约以后，准备到金菊家讲明强迫婚姻的不合法性，这无异于是“自寻死路”。作为方家的签订换亲婚约的破坏者，高马主动到方家，这已经是自投罗网。如果再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向方家讲明换亲是违法的，应该自由恋爱，成全他和金菊，这无异于火上浇油，打斗是非常可能发生的。同时，作为影响婚约实现的不安因子，高马出现在方家，并进行游说，这在方家人看来无异于是对他们全家的一种挑衅与侮辱，方家岂能善罢甘休！高马是非常明白到金菊家的危险性的。但是，他爱金菊，不愿意让金菊嫁给有病的刘胜利。所以，他内心非常犹豫，方家父子的凶狠让他却步，金菊的眼泪促使他前进。到了金菊家门口的时候，枣红小马驹出现在打麦场上，但是老马的嘶鸣使他飞快地跑走了。高马变得头晕目眩，本来满满的信心和说服金菊家人的愿望消失得无影无踪，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红色马驹与高马内心的信念相联系，它的离去也暗示了高马内心希望的消失。挨打后的高马被扔在巷子里，红色马驹的抚慰让他不顾自身的伤痛，第二天就到了乡政府，寻求政府部门的帮助。不仅如此，小马驹还给金菊以希望。在金菊给四婶送饭回家的时候，肚子里的孩子要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绝望的金菊把外界的蒜薹、鹦鹉等说成是恐怖的东西，以此来阻止孩子想到世界上看看的愿望。小红马驹将头伸到金菊旁边，用舌头舔着金菊，对绝望的金菊进行安慰。金菊为了让自己决心坚定，推开它的头，免得自己的冷漠口气被动摇。当高马发现金菊自杀之后，精神处于崩溃的状态，在砍杀鹦鹉精疲力尽之际，听到马蹄声亢奋得难以自持，恳求小马驹不要走，但是，小马驹还是离他而去，消失在黑暗中。高马开始陷入疯狂与崩溃，开始仇视权力的掌握者。即使被诬陷（把马脸青年的罪名都安到了他的头上），他也不再在乎，一副无牵无挂，反抗到底的样子。小马驹的出现，使金菊和高马充满了对于爱情的希望，小马驹在他们遭受毒打的时候给予温情的安慰，在金菊对人间绝望的时候带来温暖与关爱。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小马驹是希望的象征。小马驹存在的时候，高马与金菊有坚持下去的勇气，小马驹离开后，高马陷入了绝望。

三、爱情的见证

在《天堂蒜薹之歌》中，红色马驹最初出现在打麦场上，是高马准备牵金菊的手的时候，最后一次出现是在高马发现金菊死后内心绝望的时刻，高马与金菊的爱情从萌芽到发展，到抗争，到最后金菊放弃生命与爱情，在他们恋爱的每一阶段，红色马驹都出现了，并见证了两人爱情的发展。高马第一次做出爱的行动，在打麦场上准备抓金菊的手的时候，红色马驹在打麦场嗒嗒地跑着。高马约金菊见面的时候，红色马驹见到金菊出门，高兴地飞跑，欢欣鼓舞。高马被方家兄弟打晕扔到巷子里醒后，首先看到的是站在面前的红色马驹，它用嘴巴蹭着高马的手背，对高马起到了安慰作用。两人私奔被带回，红色的马驹出现在苍马县的辣椒地里，看到了两人遭受的毒打的场面。最后，红色马驹也经历了金菊吓唬肚子里的孩子，不让他出来见识外面的世界，并最终放弃自己的生命，走向死亡的过程

叙事手法

小说的正文是叙述者全知型的叙述。小说打乱了故事顺序，灵活运用了互文、倒叙、插叙等手法，分别叙述了高羊、高马和方四婶一家的故事。

《天堂蒜薹之歌》铺设了两条情节的发展线索：一条是高羊的经历，另一条是高马与金菊从恋情的萌发到爱情毁灭的悲剧。第一章从蒜薹事件发生后警察抓捕高羊、高马逃脱开始写起，露出了这两条线索的头绪。第二章的故事时间则回到了蒜薹事件的前一年，即高马与方金菊恋情的萌发时。第一、三、五、七、十二、十四、十六、十八、十九等章节叙述了高羊在蒜薹事件前后的经历，是现在进行时的叙述，高羊被捕，押解到乡政府，乘囚车去县里、被关押在看守所，狱中生病，法庭受审等都是按时间顺序进行的叙述。在顺时叙述高羊的经历时，也穿插了高羊的回忆:少年时的苦难、母亲的去世、失明的女儿、分娩的妻子、刚出生的儿子等家庭情况。第二、四、六、八、十、十一、十三、十七等章，主要讲述了高马和方金菊的恋情，是过去完成时的叙述，换亲、私奔逃婚、被捉遭打、金菊上吊、高马参与蒜薹事件等，都是倒叙。两条时间线索在第十三章重合在一起，被追捕的高马回到家看到上吊自尽的金菊后，满腔悲愤，委托邻居处理完后事，似乎了却了心愿，于是便束手就擒。经过短暂的重合后，第十四章又是倒叙，叙述了方四叔遇车祸而亡的经过。最终，两条时间线索在法庭审判时汇聚到一起。这两条时间线索齐头并进，推动着故事的发展，而方四婶的故事则在这两条叙事线索的相互交织和推进中，得以完整地展现出来。这两条线索虽然以高羊、高马为中心，实际上是讲述了三家的故事。这种分别叙述人物故事的方法，与古代章回小说中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叙述手法非常接近。在叙述中，叙事现场的现在时和人物对过去经历回顾的过去时交叉出现，错落地呈现出人物命运遭际的变化。这种叙述角度的多重转换，在结构上的时空交错和剪辑，更能显示出叙事的魅力。在《天堂蒜薹之歌》的叙事结构力中，叙述者以自己的良知、对官僚主义的义愤和对农民遭遇的同情，如实地说明了蒜薹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小说的最后一章，也就是第二十一章，是《群众日报》的通讯、述评和社论，交代了对蒜薹事件的处理结果、由此事件引发的思考，包括应当吸取的教训。这一章既批评了天堂县委、县政府领导严重的官僚主义、漠视群众利益的失职行为，最终导致的蒜薹事件发生的错误，又批判了砸、抢、火烧县政府大楼的不法行径，指出了不能用无政府主义反官僚主义，对少数不法分子惩处的必要性，从官方的立场和角度对天堂蒜薹事件进行了叙述。在小说的每一章前面，有天堂县民间艺人盲人张扣演唱的歌谣片断。张扣是蒜薹事件的经历者，他的这些歌谣呈现出蒜薹事件的前因后果、官逼民反的过程。张扣的唱词对官僚不顾群众的利益致使蒜薹大量腐烂的行径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义正词严，悲愤满腔，酣畅淋漓。作者在第二十章写了张扣因唱《天堂蒜薹之歌》遭到威胁被害致死的结局，这是民间的角度和立场。从这三个角度、三种立场所作的叙述，都是某种意识形态话语。张扣的唱词是民间意识形态话语，按现在的说法也就是“草根”话语；叙述者是精英意识形态的代言人；《群众日报》上的文章则是典型的官方话语。他们以各自的立场和各自话语的叙述，形成了一个众声喧哗的大合唱。是非曲直，有待读者评说。同时，这三种叙述话语也形成了三个文本。这些报纸上的通讯、述评和社论以及张扣的唱词，与小说融为一体，构成了一个多重文本。暗合了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结构现实主义的手法，以跨文体的形式，颠覆了传统的小说文体模式。

莫言在《天堂蒜薹之歌》中，镶嵌进其他文体类型，如张扣的唱词属于民间说唱的韵文文体，也是一种口头传唱的文学语体。第二十一章《群众日报》中的文章都不是文学文体，其中的新闻报道属于新闻文体，述评和社论属于政论文体，在语言表达形式上也具有各自文体的特点。而小说的正文则属于传统的小说叙述文体。这多种文体被组合在一个叙事结构中，构成一部跨文体的小说。这些不同的文体形式，虽然处于同一小说母体之中，但依然保持了各自的独立个性，具有各自文体的话语风格，同时，又没有影响小说整体结构的稳定性。通过这种不同文体的穿插、组合，突破了小说传统文体的规范，使读者在多种文体的相互参照中，感受到这种全新的文体形式带来的一种陌生和新鲜的审美体验。小说中的这些不同的文体所形成的文本，既有文本之间空间上的组合关系，又有此时的文本与彼时的文本在时间上的聚合关系。如叙述者的叙述与报纸的文章都是在蒜薹事件后的叙述，是过去完成时;而张扣的唱词则是即时的、现在进行时。多重文本的相互交叉、相互指涉、相互影响、相互印证，展示出互文性景观，也使蒜薹事件得以立体式的呈现。多重文本的结构方式，使传统小说的封闭文本变成了一个开放的文本。张扣的唱词和《群众日报》上的文章，既起到补充小说正文的作用，又可以独立存在。读者可以将每章之前张扣的唱词联系起来，作为一个独立的阅读单位来阅读；也可以直接阅读报纸上的文章，即第二十一章。对这两个文本的阅读，都能获得对事件经过的大体了解，并可以与小说的正文互相印证。这种开放的文本，能使阅读主体的创造性得以发挥。小说就这样从三个不同的角度、三个不同的立场，用三个文本将天堂蒜薹事件全面、立体的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三个文本哪一个更接近于真相，现代主义认为客观的叙事话语并不能将事件置于一个透明的空间中，这就为这一事件提供了多样性叙述的可能。莫言也没有打算再现“蒜薹事件”的过程、进而以揭示事件真相为旨归。小说的写作并不能完成对真相的揭示，但用巴特的话来说，它却创造了一种“现实效应”。这种“现实效应”也可以说是小说创作中的逼真性。为了满足逼真性的要求，作者可以进行虚构。因为事件的再现是现实的和可能的混合体。可以说，这三个文本站在各自的立场，从各自视角，运用各自的话语方式的叙述，都丰富了读者对“蒜薹事件”的认识。

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莫言综合运用了联想、回忆、幻觉、梦魇等西方现代派手法，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并与民族传统的叙事方式交融在一起，使其叙事方法显得错落有致而丰富多姿。如方四叔遇车祸身亡后去乡里讨说法的情形，就是通过方四婶在牢里的回忆呈现出来的。第十章金菊与尚未出生的腹中婴儿的对话，第十二章高羊在梦中与母亲的相见与对话，第十三章高马与金菊尸体的对话，显然不是传统的叙事方式，而带有浓重的现代派色彩。还有第七章，高羊在监牢里被中年犯人强迫喝自己的尿，使他回忆起少年时喝自己尿的经历，到第十二章又联想到娘死后被关在大队部，治保主任强迫自己喝尿的遭遇。由喝尿而引发的两个生活片断的回忆和联想，就交代出他因出身地主而遭遇的种种苦难和屈辱，也勾勒出高羊几十年的生活道路的变化。第十五章方四婶在牢里梦中与方四叔会见，醒后回忆起方四叔死后两个儿子种种无耻、卑劣的表现，这些回忆、联想、梦魇等都是在正常叙事过程中的停顿，是在瞬间完成的，并未影响故事的行进。这些人物意识的流动，是在别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出现的，可以说也是虚写。但这种虚写却可以作为实写的补充，将正常的现实叙事中尚未写出的一些事件呈现出来，使得所叙述的故事更加完整和缜密。虚写与实写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叙事整体。瞎子张扣是小说的叙事结构中不可忽视的一个角色。他是“天堂蒜薹之歌”的创作者和演唱者。同时，他又是小说中的人物，是一个被叙述者，高马与金菊恋情的萌发，就起始于观看张扣的演唱会。第十六章描写了张扣在广场上唱出了方四叔惨遭车祸的冤情，也为民怨鼎沸的群众指出了去找县长的出路。第二十章交代了张扣因言获罪而惨死的结局。这一人物在小说中的作用与贾平凹《废都》中捡破烂的老头有些相似。收破烂的老头唱的流行段子，显然也有着批判现实的意味。但是这一角色却游离于故事情节之外，与小说的整体结构无大的关联。而张扣却是小说结构中不可或缺的方面，其重要作用是《废都》中收破烂的老头不可比拟的。张扣的作用又与《红楼梦》中的癞头和尚和跛足道人相像，一僧一道是《红楼梦》中推动情节发展的枢纽，每当宝玉陷入困境时，两人都会出现，在情节的发展中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但张扣却没有僧道二人的预知前生后世的能力，在情节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也不明显。但他是蒜薹事件的经历者和参与者，当蒜农聚集在广场时，他唱出了“孩子哭了抱给亲娘，卖不了蒜薹去找县长”，成为蒜薹事件的鼓动者，自觉地为老百姓代言。他的歌谣中既有群众因种大蒜而致富的欣喜，也有对基层官员横征暴敛的愤恨，但更多的却是因政府的作为致使蒜薹滞销腐烂而激发的满腔义愤。

想要成长，必定会经过生活的残酷洗礼，我们能做的只是杯打倒后重新站起来前进。上面关于该事件导致死者家属50多人找到乡政府,但被乡政府以蛮横的态度驱散。的信息了解不少了，酷斯法希望你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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