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发生不久后，作为佛山市村(社区)法律顾问的李兴涛律师有了一项新任务：要为他服务的公众讲解传染病防治法。受疫情影响无法外出，他在家里录好了讲座视频供大家参考。“在疫情面前，尽一点法律人的绵薄之力。”他说。

这项普法行动，源于广东省司法厅在2月5日发布的《关于遵守疫情防控有关法律规定的通告》，在全省开展疫情防控全民公益普法，包括传染病防治法及其实施条例、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防疫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

这一紧急普法行动得以落地，离不开广东花数年时间培养的8100多名村(社区)法律顾问。

公开报道显示，2012年广东省司法厅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律师进村居活动，动员律师积极担任村居法律顾问。随后，这一活动形成了“一村(居)一法律顾问”制度：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为各村(社区)配备驻村律师顾问，提供相应的法律服务。

其实，在疫情之外，按照司法行政部门的要求，驻村法律顾问不仅要为村民们普法，还要帮助村民和租户做法律服务，如遗产继承咨询、劳动合同咨询、矛盾调解等。他们还有一项关键任务：帮村里做合同的合法性审查。

这项“书面工作”，在广东不少乡村的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也成为观察法治乡村建设的重要窗口。

欠4亿元债务的村

请律师当顾问

位于佛山市禅城区的龙津村就是其中一例。今天看，这些身处珠三角的村庄有着特殊的区位优势，租房、土地出让、招商引资都能带来不错的收益。但在20多年前，日子并没有这么好过。

佛山有陶瓷之都的称谓。“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车辆排着队来装陶瓷运往全国各地的，工业陶瓷量非常大。”龙津村所在的南庄镇的党委委员李迅回忆，当时每一个村甚至村小组都在办陶瓷厂“乡镇企业遍地”。野蛮生长后往往就是淘汰期，“很多村都是负债累累”。

盲目扩张之下，龙津村成立的3家陶瓷厂产品质量堪忧，销售受阻，还要面对退货、赊账等问题。龙津村村集体在这段时间欠下了4亿多元的债务，相当于3000多村民每人背着十几万元。

1998年，开着大奔的“冯老板”被做镇长的同学从企业请回来“救场”。为了提高村企业效率，冯耀泉决定将其转制，不再由村人经手，通过公开招标整体转给其他人经营，既可保障村里有持续增长的收益，也能避免资产流失。而这需要一系列严谨的商业操作。

“我只是高中文化水平，让我写合同也写不出来，肯定要找专业的人。”面对现实困境，冯耀泉决定聘请一名法律顾问。在当时，不要说“驻村律师”，即使在政府部门，法律顾问也未能做到全覆盖。

经人牵线，王肖伟律师担任了龙津村的首任法律顾问。在他看来，冯耀泉对法律的重视，是老一辈里比较少见的。但冯耀泉告诉南都记者，他当时的想法就是，最起码不做违法的事情，每一步都经得住推敲，最终是为了避免纠纷和减少集体损失。

除了帮助规范和把关合同，王肖伟利用专业知识帮助冯耀泉和债权人谈判。“要是开一个债权人大会，就彻底完蛋了，”他介绍，避免债务挤兑崩盘的唯一途径，就是用时间换空间，一个一个案件去谈，“稳住”债权人不去法院起诉，并逐步还款。

经过10年的辗转腾挪，龙津村还清了4个多亿的债务，到今天已达到年收入过亿元。以王肖伟为代表的法律顾问在龙津村处理债务以及后续的乡村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村民参与乡村治理

“把权力全部下放”

在龙津村从“负债村”发展成“富裕村”后，面对庞大的集体资产，如何监督村两委，如何做到决策公开、透明，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就成了下一步乡村治理的关键。“农村基层第一大的就是利益分配问题，很多村的不稳定和村民上访，主要就是因为不公开。”冯耀泉说。

事实上，中央层面近年来也加大对农村基层“微腐败”的整治力度。多个与乡村振兴、法治乡村建设有关的文件，都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如，健全党务、村务、财务公开制度，建立健全小微权力监督制度等。在考核各村的《广东省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活动标准》中，对乡村的公开、决策、监督等也有着较为严格的规定。

对此，龙津村做出了自己的尝试，即建立“党员村民代表责任制”（下称“责任制”）。

对于这个年收入过亿，村民每人每年分红近20000元的富裕村来说，村集体资产和物业的出租、承包、运转等情况，直接关系着村民收入。此前，相关业务全由村干部经手，工作量极大，仅靠村务财务公开也不足以完全取得村民的信任。

而“责任制”的核心，是增加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参与，以此解决以往村庄内部“话语权”“知情权”过度集中于村干部的情况。“通俗地说，就是把权力全部下放给你们，你们自己管、互相监督。”冯耀泉解释。

据介绍，其制度设计是，全村50岁以下的55名党员和63位村民代表结对“参政议政”，分片区对本村小组的出租、承包、合作等集体资产和物业进行跟踪管理，人均负责对接5家厂企店铺，每月探访不少于两次。

按要求，党员和村民代表要细致检查村内厂企店铺的经营情况、环境卫生、安全生产、消防设备、环保处理等并做好记录。其间，还要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代表村集体为进驻企业提供力所能及的实质性服务。

为了确保“参政议政”的党员和村民代表尽责履职，让村民了解村务，龙津村还规定每季度村小组必须召开一次户主大会，由村民代表述职汇报执行情况。述职中还要向村民介绍本小组内的企业经营动态、租金收缴等状况，公开接受村民监督，听取意见，及时反映村民要求和建议。

纳入严格考核体系

确保法治乡村建设落地

在广东，龙津村这样的发展路径并非孤例。有了先行者的影响，近年来，不少农村的法治化程度得到大幅提高。截至目前，广东省已有136个乡村入选7批“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名单。

在观察人士看来，他们在乡村法治上的尝试能得以推广，与近年来国家和地方层面对此愈发重视不无关系。

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对“法治”的关注推向了新的高度。十九大报告进而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均对此作出更为具体的部署。

据广东省司法厅普法与依法治理处工作人员介绍，从2016年开始，广东就把开展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工作纳入法治广东建设的第二个五年规划，并作为省委全面依法治省的重点予以推进。

确保法治乡村建设真正落地一个关键因素，是将其纳入严格的考核体系。据介绍，在100分满分的“法治广东建设考评”中，法治乡村建设占有2.5分；还要通过社会第三方机构评估公众对法治乡村建设感知度和满意度，打分者来自居民、企业、律师、专家学者等。

据介绍，2.5分看似不高，但法治乡村建设涉及的方面、领域很多，其他考核项目中实际上也包含有法治乡村建设的内容，而且这个分值的杠杆作用已很明显。以2018年为例，有5个市得分在90分，16个市得分在85分。也就是说，各地之间的得分非常接近。“2.5分已经可以左右很多名次了，地方要为此做很多工作。”广东省司法厅一级巡视员张荣辉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排名靠后的地区，广东省依法治省办、省司法厅的主要领导，会约谈当地政法委、依法治市办、司法局的主要领导。“通过约谈这种方式，抓好考核结果运用，加上法治督查、法治政府示范创建和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等方式，有效推动了法治乡村建设。”他说。

对于省一级的“民主法治示范村”，广东也有详细的考核体系，并采用动态管理。“不是你评出来创建达标，以后就都达标，并不是一成不变。我们也会动态跟踪、适时复查，不行的予以摘牌。”工作人员说。

基层建设法治乡村的动力，不仅有考核体系带来的压力，也有切切实实改变的感受。“通过这几年的努力，农村社会管理和法治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过去是打架的人多，现在是打官司的人多，这其实是法治意识不断增强的一个标志。”张荣辉说。

采写：南都记者 宋承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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