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牛奶怎么做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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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牛奶怎么做奶油 (一)
最佳答案舜二十五年,东北人的老祖宗肃慎到中原进贡,提溜的见面礼是“弓矢”。舜直拍脑门子,东北那疙瘩人太实诚了,拿这玩意儿就想换我的粮食,我缺那几把破弓吗,你们不知道我是个发明家吗?
当时有四个罪大恶极的人,史称“四凶”,舜正愁收拾不了他们,见东北人如此淳朴,就把其中的共工流放到幽州。《周礼职方》云:东北曰幽州。
肃慎的武器舜都看不上,舜又治不了共工,显然共工的武力值要高过肃慎。一言不合就怼山,这生猛脾气谁能收拾得了?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淳朴的东北打共工来了之后,就种下了彪悍的基因。
尧舜是圣主,后世君主就有必要向他们学习,犯二的、混不吝的、罪大恶极的,这类人没法整,改造好了也只不过是个清新的流氓,上古圣贤是咋处置的?一翻书,哦,搬家到东北,那就接着来吧——这就是“流”。
按罗继祖先生的说法,有据可考的东北流人要从西汉算起(共工算是传说):受到赵飞燕姐妹牵连,赵氏家族的新成侯赵钦、成阳侯赵被流放辽西。此家族繁衍至今,成为辽宁望族,即今日之尼古拉斯赵氏。
当时的“流”只是惩戒手段,不是“刑”。《吕刑》中的“五刑”是额上刺青、削鼻、剁脚、阉了(女的幽闭)、砍头。直到隋朝《开皇律》开始,“流”才和笞、杖、徒、死并列为五刑。笞和杖,身子骨弱的几下子就挂了,落个残疾更是生不如死;徒刑能活命,但太憋屈。相比之下,“流”好哇,尤其适合江洋大盗,东北就东北呗,有手艺还怕走江湖?
清末囚犯
除了江洋大盗,还有什么人来呢?元代的规定:抢劫盗窃的,拐卖妇女的,私刻官印的,挖坟掘墓的,造谣传谣的,买卖假币的(元代宝钞,纸币),统统都是要往东北送的——没什么好货色,向尧舜看齐,也不能这么祸祸东北啊。
二
隋朝将“流”入刑,但相当长的时间里,不是往东北“流”,而是往南。
唐代气温高,流放东北相当于避暑待遇,哪有那好事;两宋就更别提了,东北也不归你管啊。直到元成宗年间,东北才正式成为流放目的地,当时的原则是“流,则南人迁于辽阳迤北之地,北人迁于南方湖广之乡”。
明代,“流”也属五刑之一,但执行起来有些变化。轻一些的“流”,一般都改判为徒刑,重一些的“流”则变种为充军,同时也遵循了“南人流北,北人流南”的原则。
充军一般都发到辽东边卫。宣德时期(1398-1435),山东巡按御史张聪说“辽东军士多以罪谪戍”。那么辽东有多少兵呢?嘉靖时期(1507-1566)的山东巡按御史张问行说,“辽东二十五卫,原额军士一十五万六千九百余”,“原额”指的就是宣德时期。按七成算,至少10万罪犯。
海西女真很忧虑:名义上是屯田戍边,开发大东北,可执行起来咋就变味儿了呢?不行我们自己开发吧。
有人会问,清代总会好点儿吧?会把那么多罪犯弄到龙兴之地来?
雍正七年,有个叫谢振宗的青年,老爹谢雨亭是山西的一个知县,老丈人是平阳知府。老丈人欠国家亏空二十多万,谢振宗的老婆向着娘家,就诬告说老谢家借走了三万,谢雨亭由此下狱。老爹被坑,老婆坑人,谢振宗也就豁出去了,跑到北京伸冤。倒是找信访部门啊,他不,闯皇宫告御状,还用大铁锤把天安门内的石狮子脑袋打碎了。叩阍越诉,流放东北,倒是没追究他破坏公物,至于拎着大铁锤闯皇宫的罪过……流放就流放吧,不亏,在雍正朝,这命就算白捡的。
单说雍正朝,谢振宗这类没事找抽型的东北流人就有好几个。年过七十的前内阁学士杨瑄私自在乾清门遛弯,不奉诏入阙,流放;前内阁学士蔡升元死了,留下了貌美小妾,侍讲学士戚麟祥六十多岁了居然还有兴致倒了个二手,越礼僭分,流放。
有使劲儿作的,就必然有冤枉的。
有一个叫戴梓的科学家,据纪晓岚记载,他曾创制过一种连发28响的“连珠火铳”。有一次,荷兰人进贡一种“蟠肠鸟枪”(据考是有来复线的枪),戴梓看了看,没费劲就造了十支,康熙也幽默,让荷兰使者带回去学习研究。还有一次,南怀仁吹嘘说冲天炮只能由西洋制造,康熙让他造个试试,他鼓捣一年没鼓捣成,戴梓八天就造出来了。
就这样一个奇才,被诬陷(据说就是南怀仁干的)而流放。流放期间,“性豪迈不羁,饮可数斗,议论风生,举座倾倒,家无担石,而意兴愈豪。”
三
彪悍的东北流人,有的是犯浑,有的是找抽,即便是被冤的戴梓,也是霸气外露的角色,但还有类流人,老实巴交,怎么也不像彪悍人物,可他们,生生把人生活彪悍了。
张贲,祖上做过明朝吏部尚书,顺治十四年科场中举,无奈那场考试就是著名的丁酉北闱科场案。他列入“首恶”25人名单,本要流放尚阳堡——好歹是个大城市,今属铁岭——不知道动用了什么关系,被释放了。12年后,不知道因为啥又犯事儿了,终于如愿地被流放到了宁古塔。
清朝流放重犯之地,宁古塔
流放两次,逃了一次,张贲算是命好。历史上,真有流放两次的。
三藩之乱时,陈梦雷在耿精忠那儿当过官(按他的说法是在敌营当卧底),因为“附逆”被流放尚阳堡17年。回京后在老三胤祉手下做事,编成了《古今图书集成》。转到雍正朝,老爷子73岁,按说功成名就退休算了,可雍正打击迫害兄弟,捎带把他也收拾了。再次回到第二故乡,又呆了19年。
个人被流放两次,够倒霉吧?还有一家子祖孙几代跟流放结下不解之缘的。
桐城方家,这个家族没法儿介绍,简单说,这家的孩子,秀才起步价,举人一般般,进士一大把。这样的名门,也栽了。方拱乾的儿子方章钺参加了顺治年间的南闱科场,赶巧主考姓方,有人检举说这里保不齐有内幕。事情查是查了,主考的方老师和桐城方家根本没关系,但顺治正因张贲那场北闱科场案闹得气急败坏,查清楚了也当没看见,直接把方拱乾一家子流放东北,几年之后才被“赎”回家。
方拱乾的大儿子叫方孝标,跟随老爹过了几年的流放生涯,回家后著书立说,年过八十善终。可他死后,同乡戴名世“南山案”案发,一查,方孝标也有份,死了不饶,挖坟掘墓,挫骨扬灰,儿子孙子流放。
方孝标的儿子叫方登峄,在戍所读到了祖父方拱乾当年写的诗——据说方拱乾“流放一千日,得诗九五一”——方登峄便赋诗一首:“五十年前罹祸日,征车行后我生时;岂知今日投荒眼,又读先生出塞诗。”
顺便说一句,康熙好歹饶了方家两个人:一个是方苞,另一个是方登峄的孙子方观承。方观承因年幼免于流放,成了留守儿童,能活下来就不易,据说三十岁时在京城当算命先生勉强度日。别以为方家就这样败了,方观承竟在乾隆朝做了二十年直隶总督,死时家里仅“有书数十笈”。
可见,流放东北的不都是土匪大盗,“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这些文人艺术家们,同样给东北带来了彪悍的基因。
四
流放东北的文人艺术家有很多,我们介绍一个不著名的:杨越。
他本是浙江的秀才,卷入清初“江南三大案”中的“通海案”。“通海案”是借着郑成功反攻大陆的由头牵扯出的,有一个叫魏耕的反清之士,确实和郑成功、张煌言有联系。有个无赖向魏耕要钱,说是帮他招募反清敢死队。魏耕没钱,推荐他去找钱缵曾。钱缵曾识破无赖诈骗,没搭理他,这无赖就向清政府告密了。
清兵抓了钱缵曾,一个叫祁班孙的人得信后,派人保护魏耕逃跑,被抓,这就把祁班孙牵扯了进来。而钱缵曾入狱后,也没什么反侦经验,竟然写信把幼子托付给杨越和李兼汝,白白坑了两个朋友。
大狱里,满清十大酷刑招呼钱缵曾,让他供出杨越和李兼汝,“刑极惨毒,终不言”。杨越听说了后,自己跑府衙去了,爷来了,别打我兄弟。
杨越和祁班孙、李兼汝一同流放,你们不是和郑成功海上突击队有瓜葛吗,那好,去吉林水师营当水兵。
祁班孙是澹生堂祁家的后人,家里有钱,他行贿守兵,脱身跑回苏州了。据说他无限怀念东北的小鸡炖蘑菇,说“宁古塔蘑菇足称天下第一,吾妾所居篱下出者又为宁古塔第一”。
但他就没想想,他这一跑,守卫更加严,杨越和李兼汝哪有机会脱身?李兼汝五十多岁了,一直靠杨越养活着。后来李兼汝思乡心切,日夜啼哭,杨越冒死将他藏在大缸里,帮他逃跑了。
杨越没法儿跑了,他顽强地在东北活了下来,而且活出了尊严。他教当地人耕种、盖屋、做生意,后来觉得没实现人生价值,就开了学堂,“教之以礼义”。当地人“莫不敬之亲之”,亲切地称呼他为“杨马法”(尊敬的长者)。
杨越在戍所还遇到了熟人,比如南闱科场案中流放东北的吴兆骞;此后他又交了几个朋友,其中有两个和《鹿鼎记》有关,一个是沐剑屏的叔叔、明黔国公沐天波的弟弟沐忠祯,另一个是受庄家“明史案”牵连流放东北的书商朱方初——要不是何铁手搭救,杨越本应能见到庄三少奶和双儿。史籍记载,杨越帮助了太多太多被流放的朋友,他因“义”被流放,又因“义”被铭记。
杨越病逝于东北,按律,流人不得返葬,但他的儿子在兵部、刑部软磨硬泡了455天,终于得到归骨还乡的批准。灵柩离开时,当地人“哭声填路”——杨越的儿子叫杨宾,《柳边纪略》的作者。
流放东北的人中,有豪爽豁达的,尚义任侠的,耿直倔强的,也有二虎吧唧、不着四六的,这些都构成了今日东北人的文化基因。
——貌似少了点啥?
幽默,东北人的幽默。
这就不是清朝时的事儿了,宋朝。
那时候东北来了一大团流放人员,为首的两位,堪称东北史上最大牌流放犯——正是徽钦二帝。流放途中,宋徽宗作了首词,其中一句:“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
被流放不忘切磋文学二人组,宋徽宗(左)、宋钦宗(右)
宋钦宗也不甘落后,吟诵一阙《眼儿媚》:“宸传三百旧京华,仁孝自名家。一旦奸邪,倾天拆地,忍听琵琶。如今在外多萧索,迤逦近胡沙。家邦万里,伶仃父子,向晓霜花。”
谁任命的奸邪,谁卖姑娘求和,被流放了想起从前的日子好过了,还有脸切磋文学,这爷俩咋这么逗呢?
这种不要脸的幽默精神,就此深深地扎根于白山黑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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