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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纠纷刑法解释类型、刑法解释类型包括
类推解释、限制解释和扩大解释的区别 (一)
贡献者回答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禁止类推解释，而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的界限并不仅仅是用语界限问题。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生命，其理想基础是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主义。罪刑法定原则禁止类推解释，但不禁止扩大解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扩大解释的结论必然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因此，如何区分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就成为重要问题。
关于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界限，从理论上可以列举许多：其一，从形式上说，扩大解释所得出的结论，并未超出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而是在刑法文义的“射程”之内进行解释；类推解释所得出的结论，超出了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是在刑法文义的“射程”之外进行解释。其二，从着重点上说，扩大解释着眼于刑法规范本身，仍然是对规范的逻辑解释；类推解释着眼于刑法规范之外的事实，是对事实的比较。其三，从与立法者的意思的关系上说，扩大解释，是为了使立法者的意思明确化；类推解释，是在立法者的意思之外主张解释者自己所设定的原理。其四，从论理方法上说，扩大解释是扩张性地界定刑法的某个概念，使应受处罚的行为包含在该概念中；类推解释则是认识到某行为不是刑法处罚的对象，而以该行为与刑法规定的相似行为具有同等的恶害性为由，将其作为处罚对象。其五，从实质上而言，扩大解释没有超出公民预测可能性的范围；类推解释则超出了公民预测可能性的范围。尽管如此，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的界限仍然难以区分。例如，“卖淫”是否包括同性之间有偿的性行为、“同居”是否包括通奸行为、“财物”是否包括财产性利益，就存在疑问。笔者认为，区分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界限，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某种解释是否类推解释因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在考虑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处罚的必要性。一个行为的处罚的必要性越高，将其解释为犯罪的可能性越大，但如果行为离刑法用语核心含义的距离越远，则解释为犯罪的可能性越小。因此，处罚的必要性越高，做出扩大解释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如果行为超出了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则不管处罚的必要性有多高，也不得解释为犯罪。因为即使危害再严重的行为，如果事先没有将其可罚性告知国民，就不得对该行为定罪科刑。“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大体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一般人都能预想到的含义（核心部分）；第二种情况是一般人都难以想到的边缘部分；第三种情况是上述二者的中间部分。在第一种情况下应当肯定构成要件符合性；在第二种情况下原则上应否定构成要件符合性；对于第三种情况，则应通过考虑处罚的必要性来决定。例如，盗窃、诈骗数额较大的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具有处罚的必要性，所以，对“财物”有作广义或扩大解释的必要性。
第二，要通过一般人的接受程度来判断是否会侵犯国民的预测可能性，进而判断某种解释是否类推解释因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一种解释结论能否被一般人接受，常常是判断解释结论是否侵犯国民的预测可能性的重要线索。因为当解释结论被一般人接受时，就说明没有超出一般人预测可能性的范围；当一般人对某种解释结论大吃一惊时，常常表明该解释结论超出了一般人预测可能性的范围。例如，旧中国与国外刑法都将非法侵入住宅罪的构成要件规定为：“无故侵入他人住宅或者经要求退出但仍不退出。”我国的新旧刑法均只有“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表述，但刑法理论千篇一律地将本罪定义为“未经允许非法进入他人住宅或者经要求退出无故拒不退出的行为”。然而，将不退出解释为“侵入”是存在疑问的，可是人们却习以为常而没有异议。由此看来，一种解释结论被人们接受的程度是一个重要问题。但要强调的是，就某种解释结论而言，不仅要考虑刑法学家、司法人员的接受程度，更要考虑一般人的接受程度。因为一种解释结论能够被一般人接受，就意味着这种解释结论没有超出其预测可能性。犯罪可以大体上分为自然犯与法定犯。一般人容易认识自然犯的可罚性，故对有关自然犯的法条作扩大解释，不致侵害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一般人难以认识法定犯的可罚性，故对有关法定犯的法条作扩大解释，容易侵害国民的预测可能性。所以，相对于对有关法定犯的法条的扩大解释的允许程度与范围而言，对有关自然犯的法条的扩大解释的允许程度与范围，可以略为缓和、宽泛。
第三，解释结论与刑法的相关条文内容以及刑法的整体精神相协调时，不宜认定为类推解释。当扩大解释与相关条文产生冲突，与刑法的整体精神相矛盾时，很容易形成类推解释。例如，当刑法条文一直明确将两种现象分别规定时，如果某个分则条文只是规定了一种现象，那么，原则上就不能将没有规定的另一现象解释成刑法分则条文所规定的现象，或者说不能将该分则条文的规定扩大解释为其没有规定的现象，否则，会被人们视为类推解释。例如，刑法第六十七条所规定的准自首的主体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第三百一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犯罪主体为“依法被关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第二款规定的对象为“押解途中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第四百条规定的是“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这说明，刑法严格将罪犯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相区别。因此，当刑法明文将犯罪主体限于“依法被关押的罪犯”时（刑法第三百一十五条），不能将“罪犯”解释为罪犯、被告人与犯罪嫌疑人，否则便有类推解释之嫌。不过，刑法对“犯罪分子”、“犯罪的人”、“有罪的人”的规定，则并不限于已被法院依法判决有罪的罪犯，因而可能包括被告人与犯罪嫌疑人。这种解释不是类推解释，甚至不是扩大解释。再如，将盗窃罪、诈骗罪对象的“财物”解释为包含财产性利益，与刑法的相关规定（刑法第二条、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九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四条等）是协调的，不会产生任何矛盾。又如，刑法第二百五十九条是将“同居”与“结婚”并列规定的，而且法定刑相同，这表明“同居”与“结婚”的危害相当。如果将通奸行为解释为“同居”，则意味着通奸与结婚行为相当，这显然是不协调的。
第四，某种解释结论符合发展变化的社会生活事实，因而符合刑法用语含义的发展趋势时，不应认为是类推解释。任何用语的含义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生活事实的变化而变化的。当社会生活中仅有女性向男性卖淫时，将“卖淫”解释为“女性以营利为目的，与不特定男性发生性交或实施猥亵行为”即可。当社会生活中出现了男性向女性提供性服务的事实时，解释者就不能固守先前的解释结论，而应将“卖淫”解释为：“以营利为目的，与不特定异性发生性交或实施猥亵行为。”但是，当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同性恋现象时，法官必须重新将“卖淫”定义为：“以营利为目的，与不特定他人发生性交或实施猥亵行为。”概言之，社会生活事实发生了变化，相关的用语含义也随之发生变化。这种随着社会生活事实的变化与用语含义的发展趋势所作的解释，不能称为类推解释。因此，组织男性为男性提供性服务的，当然成立组织卖淫罪。
第五，某种解释是扩大解释还是类推解释，应当根据本国的刑法及其用语进行判断，而不能根据外国刑法用语得出结论。例如，日本学者牧野英一认为，具有事务管理可能性的利益或价值也是财物，根据这一学说（事务管理可能性说），像债权这样的权利也是财物。这种观点之所以没有得到日本刑法理论与审判实践的普遍认可，是因为日本刑法明文将财产罪的对象区别规定为财物与财产性利益。既然如此，当然不能认为财产性利益属于财物。不难看出，日本等国刑法理论与审判实践之所以认为“财产性利益”不包含在“财物”的概念中，是因为其刑法明文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并列规定。在我国刑法没有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并列规定的情况下，就不可能照搬日本的解释。直截了当地说，在刑法明文区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的情况下，不可能将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但在刑法没有明文区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的情况下，反而可以将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反过来也能说明这一点。例如，德国、日本刑法没有规定抢夺罪，而是将通常的抢夺行为解释为盗窃，将利用机动车抢夺的解释为抢劫。用我们的眼光来看，德国、日本的刑法理论与审判实践似乎在进行类推解释，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在刑法没有规定抢夺罪的情况下，完全可能将抢夺行为解释为盗窃或抢劫。再如，我国刑法常常将伪造与变造并列规定，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伪造并不包含变造（但也有例外）。但俄罗斯刑法分则条文只使用伪造概念而未使用变造概念，但刑法理论仍然认为伪造包含变造，而这种解释并不被认为是类推解释。所以，在国外属于类推解释的，在中国不一定属于类推解释；反之亦然。
从论述可以看出，某种解释是类推解释还是扩大解释，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用语含义问题。换言之，某种解释是否被罪刑法定原则所禁止，要通过权衡刑法条文的目的、行为的处罚必要性、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刑法条文的协调性、解释结论与用语核心含义的距离、刑法用语的发展趋势等诸多方面得出结论。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是用语的问题，而是如何考量法条目的与行为性质，如何平衡保护机能与保障机能的问题。相同类型的行为，既可能因为其处罚的必要性小，而不被解释为犯罪，也可能因为其处罚的必要性大，而被解释为犯罪。所以，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并无绝对的固定界限，只有相对的区分标准。
刑法的解释 (二)
贡献者回答一、刑法的定义
刑法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法律，在我国属于基本法之一，其地位仅次于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法——宪法。
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这是为一般人接受的刑法的形式定义。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给刑法下定义应揭示其阶级实质，也称实质定义，故刑法是指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利益，以国家的名义规定什么行为是犯罪并科以什么样的刑罚惩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二、广义刑法与狭义刑法
刑法有广义刑法与狭义刑法之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为狭义刑法，即中国的刑法典，它是由最高立法机关颁布的完整而系统的有关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的规定。广义刑法是指规定犯罪与刑罚的一切形式的法律规范，其中包括刑法典，同时还包括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形式。单行刑法是针对某种犯罪或某几种犯罪和刑罚单独制定的专项刑事法律。例如1998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附属刑法是指非刑事法律中的其他法律、法规中有关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规定，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中关于法律条款的规定。
一、刑法的属性
从前述刑法的实质定义已反映出刑法的本质属性——刑法的阶级性。刑法从其产生就是同阶级与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上有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后，才有所谓反对统治关系的犯罪。由于刑法是反映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的意志，是规定什么样的行为是犯罪，应给予什么刑罚处罚的法律，因此它的阶级性表现得最为鲜明。历史上的刑法可以概括为两大类：一类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剥削阶级类型刑法，包括奴隶制国家的刑法、封建制国家的刑法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刑法；另一类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刑法，即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体现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意志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中国刑法属于后一种类型。
刑法除具有阶级性这一本质属性外，还具有社会性、文化共同性、规范性、强制性等非本质的其他属性。
二、刑法的特征
刑法作为法律中的一个部门，同其他法律部门相比，具有以下特征：
（一）刑法在保护的利益与调整的对象上其范围比其他法律部门广泛
刑法所调整的是由于犯罪而引起的各种社会关系，所保护的利益包括国家的安全利益，社会的公共利益，法人和自然人的经济利益、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社会的管理秩序等极其广泛的范围。其他法律所保护的只是特定的社会利益，调整的是某一方面特定的社会关系，范围较窄。例如，民法所保护和调整的只是一定范围内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财产关系及与财产关系相联系的人身非财产关系。
三、刑法的任务以及实现任务的方法不同于其他法律部门
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的方法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对违反刑法的追究刑事责任。其他法律则各有自己的任务以及实现其任务的方法，例如，民法的任务是调整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在法律上权利平等，如一方侵权，则承担民事责任，用民事赔偿等方法解决。
四、刑法的强制力程度较其他法律的强制力程度严厉得多
具有强制力是所有法律的共同特点，任何违法者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受到应有的处罚。例如，违反行政法规，则承担行政责任，受到行政处罚，行政处罚中最严厉的莫过于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的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但是，违反刑法构成犯罪的人所承担的刑事责任，受到的刑罚处罚则是相当严厉的，对犯罪分子可以剥夺其财产、自由，甚至是生命。刑法的这种强制力，是其他法律所没有的。
任何一个国家的刑法都毫无例外地承担着惩罚犯罪，维护国家统治秩序的任务。我国刑法明文规定了其任务，即刑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这一规定从以下四个方面指明了我国刑法承担的具体任务：
一、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国家的安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实现，是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涉及国家生存发展的大问题。对犯罪分子的叛国行为、分裂国家行为、颠覆国家政权的阴谋活动等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必须用刑罚的方法坚决予以惩办。因此，我国刑法将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列为首项具体任务。
二、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
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是公共财产的主要成分，他们是我们国家日益繁荣强盛的物质基础，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的基本保证。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生活资料；包括依法归个人、家庭所有的生产资料；包括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合法财产；包括依法归个人所有的股份、股票、债券和其他财产，它们是公民正常生活和从事生产、工作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是公民个人创造幸福生活的物质保证。无论是公共财产，还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都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都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都受到法律的保护。
三、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人身权利是公民的最基本的权利，它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人身自由等，它是公民享有其他权利的基矗刑法规定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拐卖妇女儿童等犯罪处以严厉的刑罚，确保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
民主权利，是指公民依照宪法，法律规定享有参加国家管理、社会政治生活的权利以及其他民主权利，如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批评权、控制权、申诉权、宗教信仰自由权，等等。刑法坚决维护公民依法享有的民主权利，规定以刑罚的手段惩罚破坏选举、报复陷害、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等犯罪。
其他权利，是指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以外的权利，如婚姻自由、家庭成员应享有的平等权、受抚养权等。刑法规定了暴力干涉婚姻自由、重婚、虐待、遗弃等犯罪，使公民的其他权利也切实受到保护。
因此，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不受犯罪分子的侵害是刑法的重要任务。
四、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社会秩序是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安宁，保障人民正常工作、生产、生活不可缺少的条件，社会秩序也是国家继续发展和改革的必要保证。经济秩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完善和发展的必要保障。社会秩序、经济秩序都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刑法在分则中设“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专章，惩罚破坏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的犯罪活动，以实现刑法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任务。
接受生活中的风雨，时光匆匆流去，留下的是风雨过后的经历，那时我们可以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另一种安慰。所以遇到说明问题我们可以积极的去寻找解决的方法，时刻告诉自己没有什么难过的坎。酷斯法关于刑法解释类型就整理到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