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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纠纷经济犯罪形势分析总结！经济犯罪案件最新
- 1、经济犯罪是否会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消失
- 2、浅谈如何做好经济犯罪防范工作
- 3、试分析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 4、中国经济的反市场形态原因分析 要写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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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犯罪是否会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消失 (一)
答近二三十年来，世界上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经济高度发达，公民物质生活水平很高，然而，却没能给社会带来安定与幸福，犯罪率急剧增长，公民缺乏基本的安全保障，直接影响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构成愈来愈严重的问题。
最为地道的早已进入现代化成熟期的经济高度发达国家的美国，依然像处于现代化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一样，犯罪率增长势不可遏。据美国《纽约时报》今年7月份的最新消息，该报对美国22个城市调查结果表明，其中竟有17个城市的凶杀案比去年同期有所增长，增幅最大的城市比去年高出75%。近几年美国官方数字显示，美国一些指标犯罪的犯罪率均居发达国家之首，其中杀人、抢劫和强奸之类暴力犯罪发案率比欧洲各国的平均水平高出4-9倍。
西方另一发达国家西德，仅毒品犯罪案件，去年就发生94,000多起，比1988年增长10%，西德的另一位犯罪学家对像瘟疫一样愈演愈烈的青少年犯罪现象忧心忡忡的断言：现代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青少年已是“犯罪的一代”。
至于法国这个老牌资本主义“文明国家”，其暴行之烈已是震惊朝野。巴黎记者对最近发生的两起重大珠宝抢劫案，司空见惯而“处事不惊”，用平淡轻松的笔调作为报道的尾声：“类似抢劫案在巴黎屡有发生”。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资本家害怕没有利润获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适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可见，物欲的膨胀，利益的驱动是犯罪产生的必不可少的原因之一。但经济的发展势必会带来犯罪的增长吗？
在国际范围内的犯罪学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 同步增长论：犯罪现象的变化趋势必然是伴随着经济的增长而相应增长。
（二） 相对增长论：经济发展过程伴随有相应的犯罪增长的现象，或经济发展过程中犯罪现象呈总的增长趋势；但是，经济的增长未必引起犯罪现象的必然增长，相反，经济停滞、萧条乃至衰退时期仍有可能出现犯罪的增长趋势。
（三） 未必增长论：少数学者持有此观点。认为无论经济增长还是下降，犯罪均呈现总的下降趋势。即使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犯罪有时会有所增长，那也是偶然的，暂时的。
在我国，许多学者对经济与犯罪的关系提出过各种见解，主要有：
（一） 正比论：犯罪率与经济发展成正比。即：经济落后，犯罪率低，而经济发展，犯罪率高。
（二） 同步论：犯罪率上升趋势与经济发展趋势成同步状态。近似于“正比论”。
（三） 代价论：认为社会要现代化，就难免付出代价：犯罪率上升就是要付出的代价之一。
（四） 反比论：认为犯罪率与经济的发展成反比。其理由是，经济落后，人民贫穷，就会“饥寒起盗心”；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社会就稳定，犯罪率自然会下降。
从这几种观点中我们看出：除“反比论”外，前三种观点都在肯定我国经济形势大好的同时，承认犯罪上升的事实，毫不讳言的指出了我国社会形势严峻的一面。但这一阶段的理论观点略显肤浅，不够科学和全面。“反比论”只是对犯罪规律的理想描述，但不能解释为何目前经济状况比50年代和60年代好而犯罪率却高的多的现实。“正比论”和“同步论”承认当即犯罪现象相对严重的事实，但陷入这样一个窘境：经济发展是无限的，犯罪率也将会无止境地上升。照此观点看，人类社会的前途岂不暗淡无光？因此这两种看法也是站不住脚的。而“代价论”只看到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对社会稳定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或副作用，要付出代价，而忽视了经济发展对社会稳定的积极影响和促进作用。
由此可见，犯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的代谢产物，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消极现象。但是，不能就此推出，经济的发展与犯罪增长之间有某种固定的比例关系。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与犯罪增长不是一种直线相关关系，或被描述为正相关关系或负相关关系。“正比论”、“反比论”、“同步论”想证实的那种“此消彼长”或“此长彼长”的关系，是违反事实的。
我们说经济发展与犯罪增长之间不存在直接的相关关系，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其他形式的关系。二者之间存在一种不确定的间接关系。而其中市场经济对社会稳定的正负效应是这种间接关系的中介物。
正效应是指发展市场经济对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是首先应该肯定的。这主要表现在：（1）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旧体制下的僵化机制，使国民经济充满活力，使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这就为社会稳定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2）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人民生活得到较快提高，安居乐业，那些起因于生活贫困的犯罪就会大为减少。（3）市场经济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甚或企业改革，浙江一方面增强广大职工对本企业的主人翁责任感，将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挂钩，坚守企业内部各种不利于治安的因素；另一方面也将促使企业管理人员正确使用职权，减少滥用权力等腐败行为的发生。（4）市场经济不仅推动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也必将得到飞速发展，这就可以安排大量剩余劳动力就业，稳定社会秩序。（5）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必将促进法治的完善，提高法的严肃性，市场经济和社会治安将得到法律的有利保障。
负效应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对于社会稳定同时又具有消极作用，承认并研究这种负效应是十分必要的。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其内在的某些属性和副作用必然会刺激犯罪的产生和增长。主要表现在：（1）市场经济具有盈利性，生产经营目的不是为了自我消费，而是为了盈利；资源配置、投资决策等都受到盈利左右。并且生产者对价值和超额价值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在这种情况下，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在一定程度上泛滥开来，致使一些人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甚至铤而走险，违法犯罪。（2）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市场经济是靠“一只看不见得手”在调节，生产经营者搞独立决策和追求盈利，会导致生产经营活动的盲目性和短期性，表现为利润丰厚的项目往往招致供应者队伍的迅速膨胀，造成经济危机，发生经济形势的波动，打破一些人的心理平衡，引发各种潜在的犯罪因素。（3）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市场经济的主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决定了市场经济的竞争性特征更为激烈。竞争愈激烈，利己动机就愈激烈。优胜劣汰是竞争的必然结果，竞争中劣汰者为了不被淘汰，可能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手段，这必然破坏社会发展的和产生犯罪。（4）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商品的生产和交换突破了小小封闭的地域范围，一切生产活动都卷入到全国乃至世界的大市场中，商品的大流通，人、财、物的大流通，是繁荣经济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对社会稳定也有着不利的影响。这种大流动为违法犯罪活动提供者诱发因素和条件，提供了犯罪的可乘之机和侵害目标，同时也给管了控制和侦察破案加大了难度，导致了犯罪的增长。
从几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目前仍处于不完善状态，并必将对我国的犯罪产生影响。还有学者从三个方面阐述了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的特点：1.
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属于起飞式的发展，这种发展意味着指的飞跃，必然引起各方面的新旧交替与冲突，导致空隙和矛盾的增多。2. 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属于诱发赶超型的发展，在已现代化国家和现代化城市生活的示范下，社会及个体的供需矛盾变得格外突出。3. 我国经济发展具有特殊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不仅引起生活水平、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差异，而且已引起某种法律性的冲突。并且，在考察社会活动的基础—经济状况的发展和认真研究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得出结论“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对社会犯罪现象的上升必然发生影响”。正是这种对社会稳定的负效应强于正效应，使我们当前的社会犯罪率一直上升。
但同时，犯罪率的这种上升不是如前所述简单的“正比论”，我们也应看到，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中，产生的正、负效应是同时存在的，因此经济发展对犯罪的作用是二元的，不确定的，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相伴随的既可能是犯罪增多，也可能是犯罪减少。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正、负效应交互作用的结果，是两种作用力的合力。如果市场经济对社会稳定的正笑盈盈超过负效应，那么，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将是犯罪减少，而不是犯罪增多。
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 减少犯罪的主要方式即是使正效应超过负效应，而这种遏制方式，不仅要从经济体制的完善入手，而且要从社会，文化，价值取向等各个角度进行考虑。
首先，提高政治的核心即权力关系制度化的程度。因为权力关系制度化程度越高，权力关系中人与人之间就越平等。这种平等主要体现在制度、规范、准则对人的强制和人对制度、规范、准则的服从，而非人与人的强制与服从。这项实践具有广泛的基础：一是社会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促进了社会的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根本法律制度的建立，权力刑事过程中各种非制度化因素的淡化，是人们更多的尊重法律；二是由于政府采取有了的措施严厉打击利用权力关系中的优势危害社会利益的行为，使广大的权利服从者更加笃信权力公共运用中的正效应；三是各种权利之间监督机制的健全与完善，提高了权力运行的技术水平。
其次，提高经济关系民主化的程度。即在经济物质利益关系中，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能占有掌握有效的社会资源，诸如权利、金钱、声望、文化、道德等，因为民主化的经济关系体现着最根本的社会资源分配的平等化程度。当然，这种民主化，并不意味着绝对平等，它只是一种结构平等，并不排斥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获得经济优势，从而减少犯罪率。
最后，现代化的推进，必然伴随着文化的现代化，一个成熟的社会结构的演进必然是政治、经济、文化三者的同步进行。从塑现代文明观念、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剔除其糟粕，在文化观念彻底改革和恢复理性的基础上克服观念崇拜，是全面控制犯罪的基础，也是我们走出社会在自身的无序和混乱中消耗其能量的状态的一盏明灯。
浅谈如何做好经济犯罪防范工作 (二)
答职务犯罪因其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而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由于职务犯罪不仅侵害了单位的正常活动（正当性、公正性、廉明性），有的还给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少则数十、数百万元，多则数千、数亿万元，因而这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较之其他犯罪更为严重。预防职务犯罪，就是调动社会上一切积极因素，运用各种手段和采取社会性和专门性的防治措施，限制国家工作人利用职务犯罪的原因与条件，以达到防止、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发生的目的。它是事前预防，即古人所说的“防患于未然”。学校原本是“清水衙门”。改革开放以后，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学校内部的职务犯罪也屡见于报刊杂志。由于导致职务犯罪的原因多方面的，要达到减少和消除职务犯罪，应从多层次、多角度、多方面进行系统预防，把预防犯罪的全局理顺，建立起配套成龙的教育、预防、制约、监督等机制，使之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对职务犯罪从源头上进行治理，以挽救意图犯罪者，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免受损失。一、加强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学校干部的自我约束能力1、加强法制教育，提高学校干部的法律意识要加强法制教育，使学校干部充分感受到法律的神圣和庄严，使潜在的犯罪人员充分感受到法律的威慑力，认清犯罪行为及其必然的法律后果，严格遵守法律、忠于职守，避免违反刑事法律的规定。要有效地预防职务犯罪，必须端正学校行政人员的思想。做为学校的行政人员，既是一名领导干部，又是一名教师，“为人师表，教书育人”，“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提倡从政道德，用良好的师德师风武装行政人员的思想，培养学校行政人员高尚的思想品德和大公无私的优秀品质，是从根本上预防各类职务犯罪的有效措施。学校的领导干部应努力做到：省身以严，修德以谦，用权以慎，为政以廉。省身以严，就是严格自我约束和自我完善，做到“外无愧于人，内无愧于心”。修德以谦，就是在成绩和荣誉面前保护良好的心态和清醒的头脑。用权以慎，就是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我们的干部必须弄清手中权力的性质，只有弄明白了这一点，才会正确看待和运用手中的权力。为政以廉，就是固守清廉，一身正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现象生活中不平衡的事到处都是，哪个单位都有，每个人都有，许多违法犯罪的工作人员，遇到不顺心的事，心理不平衡时，总想通过歪门邪道找回失衡心理，结果误入歧途，所以，我们要帮助工作人员学会自治、自立，实现自我的心理平衡。保持心理平衡，不可盲目攀比。4、教育工作人员切忌侥幸心理因为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想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不论犯罪分子隐藏的多深，伪装的多巧妙，最终会暴露无遗。二、健全制度，建立纪律制约体系，消除产生犯罪的机会健全制度，对学校领导干部的从政行为进行规范。采用纪律制约来设置权力防线，才能有效的抑制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应当注重分析本单位的工作流程、制约情况、薄弱环节，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制定工作程序、监察制约以及责任制度，使工作有章可循、监督制约有力、责任落实到人。应当特别重视的是，规章制度的制定完善仅仅只是预防职务犯罪发生的前提和基础，规范运作、严格执行既有的规章制度才是有效预防职务犯罪的关键。各部门应坚决做到有章必循、违章必究。一个法治国家，追求的是法律至上；一个高效有序的单位，也应当以规章制度为开展工作的标尺，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做到令行禁止，使制度成为本部门、本单位工作的生命力之所在，而不是一个花瓶、一件摆设。实行教育收费公示制度，发放收费明白纸必须加盖学校公章，所有收费必须使用正规票据，严禁私立收费项目或提高收费标准；严把图书资料征订关，实行分管领导审查把关、主要领导审批制，坚决杜绝乱征订现象；严格财务管理，加强预算管理，实行“一支笔”审批制；控制非事业性支出，招待费、应酬费应控制在公务费2%以内，学校福利发放费用控制在勤工俭学纯收入的30%以内；全面实行大宗物品采购公开招标制度；规范基建项目、经营项目管理，实行招标竟标，堵塞各方面漏洞；加强人事管理，全面实行教师全员聘任制，教师专业技术职务实行“评聘分开、竞争聘任”。要加强管理、利用严密的管理制度来约束、规范工作人员的行为，这是预防职务犯罪的重要方面。三、建立监督管理机制，遏制产生犯罪的条件建立监督管理机制就是要求学校行政人员要自觉置于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接受监督管理，防止公权私用，通过有效的监督以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事实证明，没有制约的权利是犯罪产生的根源之一，因此，必须增强监督管理意识，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强化监督管理机制，加大监督管理力度，发挥监督管理功能，努力做到权力行使到那里，监督制约措施就实行到那里。（一）强化民主监督。规范、健全教代会制度，发挥教代会的功能，是加强学校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重要渠道。教代会一年要召开二至三次会议，对学校重要的管理规章制度出台予以审议和通过。学校财务收支情况每年至少一次向教职工代表大会报告。教代会要推行民主评议领导干部制度，学校领导干部每年在全体教职工大会上进行述职述廉，教职工代表根据德、能、勤、绩等方面进行民主评议。通过民主评议，一方面为广大教职工直接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提供广阔天地；另一方面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发奋工作。对学校政务、党务、财务通过公开栏进行全面公开，如学校收费情况、财务结算、收支情况、党员考核、教师出勤、教师量化考核情况、教师评优评先、专业技术职务评审、福利分配、中学招生政策、招生计划、程序及录取名额、录取分数线等以不同形式进行公开，授受教职工和群众的监督，增强权力运作的透明度，以提高办事效率，促进办事公正。（二）强化审计监督。对学校财务采取“报送审计”和“就地审计”形式。强化月审计，对学校收支宗行“收入月审报，支出月审核”制度，学校所有收支单据必须经会计中心审核后方可下帐；强化专项审计，根据工作需要，对学校某段时间的财务或重大事项进行审计；强化离任审计，实行先审计、后离任。（三）强化信访监督。教育局、学校要设立举报电话，学校内要设立校长信箱，接受群众举报。实行主要领导批阅信件制度和领导接访日制度。对于群众来信反映的问题，坚持出一件、查一件、处理一件。对违法违纪行为视情节分别给予谈话诫勉、警告、免职、移交监察机关或司法机关处理处分。
试分析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三)
答一、2008年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2008年社会建设将面临一系列的突出问题和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7个方面：第一，食品和住房价格增长过快，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受到一定影响；第二，就业总量过剩和结构性短缺继续同时存在，高校毕业生就业瓶颈亟待破解，城镇新成长劳动力、农村转移劳动力和下岗失业人员仍然是主要矛盾；第三，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尚未扭转，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较低，远低于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水平；第四，劳动合同书面签订率低、劳动合同短期化和用人单位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等劳动关系不和谐问题仍然突出，落实《劳动合同法》面临挑战；第五，由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案迟迟未能出台，实质性的体制改革尚未能启动，所以医疗卫生问题尚未根本改观，医患矛盾呈现增加之势；第六，社会秩序问题出现新变化，经济犯罪案件持续攀升；第七，经济高速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持续增加，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涉及民生的环境污染问题增多。中国目前环境损失占当年GDP的8％—13％，环境可持续指数在144个国家中排在第133位。
二、2008年社会发展的基本态势
总的来看，2008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将继续保持良好态势，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加快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进一步加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在各项工作中进一步得到贯彻落实。
1．2008年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史上的界标。这不仅是因为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而且因为将首次由中国举办奥运会，日本和韩国首次举办的奥运会都曾成为它们现代化历史上的里程碑。2008年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庆的筹备之年，中国人民将为迎接21世纪的第一个建国大庆做好各项工作。2008年，经济将在防止大起大落中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GDP总量将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三位，国际经济社会地位将进一步提升。2008年也是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的关键之年，中国将围绕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目标，进入加快改善民生、促进社会更加公平和谐的社会建设新阶段。
2．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将加快推进。2008年国家财政在社会建设方面的投入将继续加大力度，向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环境保护等方面财政支出的倾斜将进一步体现，社会建设的各项要求将全面落实。《劳动合同法》的正式实施和生效，将进一步改善劳动关系，使和谐劳动关系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医疗体制改革将走向更加注重公益目标的道路。
3．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对外开放。中国将在世界人民面前展现30年改革发展的成就，展现一个文明古国和经济大国文明昌盛、团结和谐的形象，增强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和互动，促进中国走向世界和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
三、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政策建议
1．增强科学宏观调控力度，防范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可能风险。2007年以来，中国股市超常发展，大量居民进入股票市场，股市异常变动成为一个能够对社会稳定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另外，食品和住房价格持续走高，对相当部分中低收入居民的生活消费产生较大影响。环境污染，特别是城市饮用水的安全，也在日益成为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因此，2008年要加强科学宏观调控的力度，特别是要大力防范经济的大起大落，特别关注物价、股市、金融和环境等领域的风险。
2．继续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切实提高劳动者报酬的比重。财政收入近几年均以20％的增长，2007年是财政收入增长率持续超过GDP增长率的第15个年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由“九五”末期的10．3％上升到“十一五”初期的18．4％。而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和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出现了下降，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从“九五”末期的13．3％下降到“十一五”初期的11％。应当认真分析这种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强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强化税收调节，打破垄断经营，创造机会公平。要继续推进公务员工资制度和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特别是扭转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3．加快《劳动合同法》配套制度建设，减少规避和滥用。《劳动合同法》一经生效，就产生了一些旨在规避该法的行为。要大力加强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进行宣传解释；同时加强对实施条例的制定工作，将该法对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保护以及对用人单位的合法利益的保障予以操作化；要尽快制定出台其他配套法律法规，规范和妥善处理新的劳动争议事件。
4．进一步加快城乡统筹和一体化进程，促进城乡均衡发展。目前，统计上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4％左右，但是，通过比较城镇户籍人口比重与城镇常住人口比重两个统计指标，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2006年达到约15个百分点。全国目前有2亿多在城镇居住半年的统计上的城镇人口仍然是农业户籍人口。这种状况无论是对进城农村人口还是对城市本身的发展都是很不利的，也是很不公平的。目前农民工子女在上学、看病和住房等方面还面临种种困难，城市必须把农村进城的常住人口视为新的市民，在农民工聚居区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要进一步加快城镇化进程，在实现人口数量转移的同时，实现转移人口的身份转变，从而促进进城农民工与城市的融合，促进城乡公平发展。
5．继续加大反腐败工作力度，设计反腐败重大制度建设。2007年反腐败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效，成立了国家预防腐败局，为加强国内反腐败制度建设和国际反腐败力量合作创造了新的条件。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加强反腐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继续加大反腐败力度，加快推进包括财产登记和干部收入公开制度在内的重大反腐败制度的研究和设计，为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希望
中国经济的反市场形态原因分析 要写论文 (四)
答中国当前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关键一环是国家作用与政府行为，只要制造租金的各种社会条件没有改变，政府继续作为投资主体起主导作用，则具有可操作性的、市场经济所必需的金融条件就无法形成，而各种反市场规律的经济现象将继续存在。
反市场规律的经济现象
1市场需求不旺与最终消费率下降
90年代初的经济泡沫消退以后，市场疲软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如何刺激消费成了中国经济的一个主题。积压物资的日益增多，成了企业三角债清偿难的一大主因。早在1996年底，中国的积压物资价值已达5000多亿元，有人分析，今年第二季度的库存商品有所减少，但分析者显然忽视了一个因素：目前的库存下降与企业开工率下降二者密切相关，到1998年，中国半停产状态的企业达21.3％，停产状态的企业达0.9％，比1997年的状况还要严重。
在商品库存增加的同时，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额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1981年以来，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基本以平均每年0.6个百分点的幅度下降，已由1981年的67.5％降至1997年58.8％，大大低于70％的国际平均水平；居民消费率由53.1％下降至47.5％，比起60％的国际水平也明显偏低。目前最终消费率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对于一个只能以内需为主的国家，消费率过低、储蓄率过高将成为再生产正常循环的严重障碍。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也逐年下降。据权威部门透露，1998年已是自1994以来连续第四年下降，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估计接近40％，较1997年下降了15.5个百分点。消费偏淡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2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持续攀升
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为210.6亿元，1997年则升至46279.8亿元。城市居民储蓄余额，1984～1988年平均增加582亿元，1989～1993年平均增加3800亿元，1994～1998年则高达7700亿元。今年3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57814.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储蓄存款持续高增长是在国家宏观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失调、商品需求不旺、失业现象严重、居民预期收入危机感增强等综合作用下的产物。从存款结构看，在当前的57814.7亿储蓄存款中，有一万多亿为公款私存、灰色收入或黑色收入，60％左右为定期存款。在国家逐渐推行存款实名制和不断加大金融监管的情况下，预期1～2年内，20％左右的公款私存部分将较快地从储蓄存款中剥离出去；另有39％的存款为目的性存款，到期后将提作他用。较乐观的分析认为，这些因素都有利于银行储蓄业务发展，一旦这些因素得以消除与缓解，银行储蓄业务必然受到震荡性的萎缩冲击。也就是说，存款不会总是这样持续攀升。
3庞大的生产能力过剩
在最终消费率下降与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攀升之间，二者一直被看作是此消彼长的简单因果关系。但数据表明，在储蓄率上升的同时，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也在一直上升。如果从各类商品的需求弹性来看，消费不畅并非百姓持币观望，而是社会供给远远大于需求。而支撑着社会庞大无效供给的是中国某些行业生产能力的严重过剩。
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840美元，与发达国家相差达40多倍；按人均个人收入来计算，差距更大。据调查，在农村，彩电、洗衣机、电冰箱这三大件还有80％的空白，除缺电少水、没有电视信号接转站等原因外，占人口主体的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购买力不强是最根本的原因。由此可见，目前这种“过剩”根本不是需求不旺引起的商品过剩，而是投资误导与其他政策性因素形成的巨大产能过剩导致的商品过剩，是在中国还存在数千万贫困人口尚未温饱的基础上形成的低水平“商品过剩”。
中国目前庞大的生产能力过剩，主要是90年代产业结构再呈趋同态势的结果。一些经济学家早就就此问题发出警告，国家每年也颁布了投资已达饱和的行业名单。但由于中国各级政府具有资源配置功能，且每年以经济增长指标为考核官员业绩的主要方面，再加上地方、部门与个人的利益驱动，这一警告基本上没能对地方政府“拍脑袋”决定投资方案的行为模式起到阻遏作用。
中国的错误似乎总要重复出现两次。80年代中期的彩电大战、冰箱大战就是因为各地产业结构严重呈趋同态势而引起。到了“八五”时期，各地投资热点又惊人相似：广东沿海等地受香港产业转移以及珠江三角洲出口导向战略等因素影响，加之利益驱动与信贷、财务等约束机制不完善，珠江三角洲内产业结构严重趋同。到目前这一趋势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蔓延，并迅速扩展到全国其他地区，现在许多非农产业的生产能力都严重过剩。
从下表列出的13个行业的生产能力看，利用率最低的是高速公路，只有12％；最高的是房地产业，其利用率也只有67.9％。而上述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行业，不少是各地支柱产业同构所造成的。在零售商品额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出现这种生产能力的闲置，说明中国的投资体制存在严重问题。可以说，造成中国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原因主要是投资误导，资源配置不当，而投资误导的主角是地方政府。一方面，地方政府一直利用其对资金的影响与控制，追求投资的最大化，以此推动经济的发展。这就出现了几个地方政府同时作出相同的投资决策，不止一次造成某些“热门”产业的出现，结果是用不着多久，热门产业变成了“夕阳产业”。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提供优惠政策鼓励外方直接投资，最常见的办法是给投资者以补贴，使得他们能在与原有企业的竞争中胜出。过去五年中，中国利用的外资达1860亿美元，其中相当比例是投资在生产能力已经过剩的产业中，如汽车、石化以及零售业。巨大的生产能力过剩局面说明我国的企业投资体制与改革前相比，还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改革前的投资体制下，企业受到资源约束，即投资所需要的资金约束，负责投资的官员们认为什么领域需要投资，资金就投往何方。改革要达到的目标本来应该是让企业的投资受到需求约束，即市场上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上述情况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作为投资主体时的利益不一致，这种不一致是造成中国目前产业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
4反市场规律的悖论：商品过剩与消费者主动选择权的缺失
中国的商品过剩是在产业技术水平落后、生产率普遍低下、产品竞争力不强基础上的过剩。按照一般常规，在过剩状态下，买方会在买卖双方的竞争中逐渐处于有利地位，生产领域中会逐渐优胜劣汰，流通领域中消费者权益会不断强化。但中国的市场形态却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情况，完全不是一个买方有主动选择权的格局，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商品过剩状态的买方地位完全不同。在目前的市场形态下，消费者主权缺失，在商品过剩的状态下发生这种情况，在世界经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财政启动为何难以奏效
从1998年开始，震动全国的豆腐渣工程不断出现，甚至三峡工程也出现严重问题，希望小学最后也成了豆腐渣工程。近几年全国每年因建筑工程倒塌事故而造成的损失在1000亿元左右。目前，仍有20％的工程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检查机关近几年查处的10多万件贿赂案件，涉及建筑业的竟占63％。而国家于1998年增发了1000亿国债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对比两个1000亿元，“豆腐渣工程”刚好抵消了国债投入的作用。据披露，1995年以后竣工和1996年在建的50万元的2514万个工程项目中，约40％的项目处于失控状态，或不进行公开的投标而搞“地下交易”或“暗箱操作”，于是就出现了“大楼盖起来，干部倒下去”的怪现象。
上述情况说明为什么近两年加大财政投入启动经济却启而不动。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不能只看财政资金投入的总额达到多少，必须要追索它的流向和流程。在吏治腐败的情况下，强化政府财政措施就意味着形成巨大租金，产生不经济的寻租活动。财政资金往往会通过政府各级部门流向寻租者，如目前相当普遍的工程层层转包现象即是明显例子。财政投入流失的另一渠道是各级政府部门的截留。如1998年对国有粮食部门进行审计，发现和查处严重挤占挪用收购资金等违反财经法规案件1181起。过去六年来，中国粮食收购款总共产生了2140亿元的大窟窿，其中800多亿元是挤占挪用，其余皆为亏损挂帐。由于寻租人与参与截留财政款分肥者均是高收入群体，对住房及一般生活消费品的需求早已满足，部分“成功者”甚至早已达到“小车一部，房子两所，老婆一正一副”的生活消费水平，因此这部分资金一般都转化为银行存款或进入证券市场，难以转化为消费需求。
寻租及截留的款项到底占财政投入多少？无法估量，据估计，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扶贫及各种政府拨款，约有40％左右在使用过程中流失到个人口袋里。换言之，上述事实只证明了一点：在政府未能形成防范寻租行为的有效机制时，加大财政投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结果，只是使财富流向政治力量强的阶层手中。
倾斜的市场供给
今年5月份，政府以公开托市的手法介入股市，并于6月发表《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公开动员全国居民参加炒股，亦即动员人民参加一种公开的、合法的大规模赌博，同时配合以6月10日的降息。股市在政策的主导下飚升，又开始新一轮通过纸币进行财富重新分配。政府的目的显然是要将钱赶到“市场”去消费，一些经济评论与传媒的标题已到如此程度：花钱就是爱国。但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并未能将股市的繁荣维持多久，因为启动股市以后，这种经济泡沫必须通过多层次的投机才能获得虚拟升值，而多层次的投机又必须靠不断增大货币投入才能维持。与此同时，居民存款也未出现大规模的下降，这意味着“赶钱”的措施收效甚微。
这就得回到一个基本问题——中国市场中的供需结构特点这一方面来分析。
与发达国家有别的是，中国政府实际上居于各种资源配置的中心地位。
完全竞争性产品市场有大量非国有企业参与，追求的是效率；而公共服务部门则多由国家垄断，它们的存在有多个目标，既有经济的（如就业），也有非经济的，如国家安全，加强社会控制等。这里仅从消费者需求出发来分类：
第一类：需求弹性小的商品与服务，如水、电、煤气、医疗、教育、社会保险（养老、医疗、失业）。这类商品与服务不管是经济形势好还是不好，百姓总得消费。社会保险是社会福利，在中国还刚起步，其费用的缴交属国家强制性。其余数项，基本上是属于垄断性“商品”或服务，“市场”完全向商品的供给者倾斜，买方没有主动选择权。由于缺乏竞争，这些行业存在普遍的无效率与浪费，向消费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质量低劣，但因其垄断性，这些年来其价格还一直上扬，尤其是教育与医疗，在改革前是作为社会福利分配给职工的（长时期以来，职工的工资只含有基本生活费，并无这类费用包含在里面），而近年来这几项改革相继推出，逐步转移为个人支付，与此同时，教育费用与医疗费用的大幅度上涨，已大大超出了百姓的承受能力。笔者曾对一些家庭月收入一万元、家庭固定资产几百万者进行过口头调查，他们对这两项费用的上涨幅度都深感难以承受，在对国内外教育进行“成本”与“效益”比较后，大都选择让孩子出国留学接受教育，一半家庭在中学阶段即让孩子出国。以此观之，只要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局限于收费与扩大规模这两项上，这些流出去的钱决不会再回流。
第二类，需求弹性较前一类大的商品。这一类商品有两种情况，一是虽为百姓所需，但在城市已达到市场饱和的产品，如电冰箱、电视、洗衣机等；另一类产品则为老百姓所需，但购买直接受其经济条件及购买意愿支配的产品，如微波炉、电脑、空调、摩托车。部分农村居民虽然还没有这类商品，但或受基础设施的影响，如缺电，没有电视接收系统等原因，或者不购买，或者无力购买。生产上述产品的行业，早已引入竞争机制，企业一方面面临国内同类产品的竞争，另一方面是国外同类产品的竞争。这些行业由于地方利益牵引，重复投资，早在前几年就已经存在严重的产品过剩，目前这方面的市场供给的主体对象，定位于有购买力的人群进行升级换代。
第三类，百姓迫切需要，而价格与百姓购买力相差甚远的，如住房。中国老百姓的住房水平，现在人均只有八平方米，与发达国家相差很远。这些年来中国的住宅建设发展很快，但因房地产业是个寻租行为泛滥的行业，房价因此居高不下，为居民年收入的12倍（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地更高于此水平），所以房地产业产生了巨大的供需缺口：一方面，房地产市场有7200万平方米商品房卖不出；另一方面百姓的住房确实不够住。房价降不下来，是因为房地产业已完全进入一种“政策性陷阱”：开发商的主体是国有企业，贷款80％来自银行。房地产价格只要一日不降，开发商的帐面资产价值就能保值，经营者的业绩也还放在那里——这一点直接与老总们的乌纱有关。而贷款是银行的，拖上几年不还，也都是公对公，更加之目前有人主张债权转股权，为欠债者开了一条新通道，所以这一政策性陷阱越挖越深。
第四类，地方政府盲目投资引进的项目，如小汽车。前两年，各地都将发展小汽车作为本省的支柱产业，这一行业存在巨大的产能过剩。事实上，90％的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还根本未能进入这一层次：养一台车的费用包括车险、养路费用、汽油、维修、停车费用、车位费，等等，一般国产车每月都在1500元～2000元之间，大大超越了一般人的消费能力。而且中国大多数大中城市都存在交通拥挤的情况，如果再盲目发展私人用小汽车，不仅会使本就拥挤不堪的城市交通更为挤塞，还有能源供应与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上述分析表明：非垄断行业的产品大多属于耐用消费品（最低消费周期3～5年），供给过剩，生产能力大量闲置；而垄断行业的产品大多属于多次消费品（如交通、水、电、煤气），但因其垄断地位而价高质次，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一些原本属于社会福利的医疗、养老保险、教育等，目前正处在改革初期，名义上现在未曾产业化，但因其垄断地位，则完全成了一个价高质次、买方完全没有选择自主权的卖方市场。老百姓存入银行的钱，大多是为了购买后两类垄断性商品与服务作准备。随着这几项改革的逐步深化，存款难以从银行驱赶到市场。
政府不灵与市场失灵的根源
上述问题表现出了一种奇怪的混合：市场失灵的同时政府也不灵。市场失灵有一个相同的重要来源，那就是不完善信息和不完全市场。中国因为多个地方政府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导致各地产业结构重复雷同；而这成千上万个企业做出的生产决定，造成了重复生产与无效率。而不完善信息与不完善市场问题同样是政府不灵的一个重要根源，最后导致政府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负供给。从1993年加强宏观调控以来，中央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不断加强。不断加强调控力度的原因基于两点：一方面，政府高估了直接调控的力量；另一方面，政府也低估了间接调控的力量。但直接调控要想获得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就是调控者不仅要具备大量信息，即拥有决定做什么的信息；其次是还必须具备有效监管经济过程的能力，包括有效监管经济运作过程与经济结果的能力。然而中国目前的状态表明，无论是在获得真实信息方面还是在事后监管经济运作过程与经济结果，都未能达到正常状态。
首先是信息的严重失真。这方面首先包括政府部门统计数据的掺假失真。由于考核地方官员以经济增长为主要指标，这就鼓励了各地官员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以虚假信息来对付上级政府的考核，而中央往往根据这些层层上报的有严重水分的失真数据作出形势判断，并制订相应的政策，这种政策供给的低效率可想而知。其次是一种出于部门利益驱动目的而提供的一种信息“负供给”，最危险的建议已被少数人当作可行方案提出来：如证券界部分人士认为增发货币维持股市的泡沫式增长会带来一种财富效应。还有出于企业利益考虑提出的减免亏损企业的债务；出于财政考虑提出扩大货币发行量以缓解财政困难等等。而这些建议如当真被实行，则等于玩火自焚：减免亏损企业债务等于彻底摧毁社会的道德信用堤坝，既然拖欠银行的钱可以获得减免，那么今后所有的借款者都可以采用这种逃债的方式规避银行债务，银行的信用链条将会因此断裂；提出依靠增发大量货币来缓解中央财政困难的建议如若不是缺乏经济史方面的常识，就是对社会缺乏应有的责任感，这一政策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打通中央财政与中央银行这两只钱袋，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央政府的财政困难，绝大多数国家的中央财政从来都是困难的，如最富有的美国政府都只能通过赤字财政来维持开支，并依靠发展经济与合理地扩大税基，而不是靠从其“中央银行”这只口袋过量攫取来满足财政的无止境需求。更何况中国的中央政府现在还承担投资者主体的大量责任，其对资金的需求几乎没有限量，在这种情况下，建议打通中央银行这只口袋，让其不受限制地向中央政府供应货币是非常危险的政策建议。信息的虚假供给，还由于某些政府主管部门政策不当的鼓励。
其次是政府事实上对经济过程的监管及事后监督欠缺力度。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行为的一大特点可以概括为权力市场化与政府行为企业化。各级政府官员现在都将自己手中的公共权力视为一种稀缺资源，将前来办事的公民视为“客户”，以各种手段迫使客户进行“权钱交换”。而叠床架屋式的反贪机构的膨胀根本赶不上贪污腐败行为膨胀的，运动式的反贪污也早已出现边际效益下降的现象：反贪污腐败的口号越响亮，贪污腐败的数额越大，卷入腐败丑闻的高官越多，所谓“阳光法”几乎处于虚设状态，这一点已从经济犯罪案件的直线上升得到证明。这种情况下，根本不能指望政府还能对经济过程及其结果进行有效监督。
中国经济的反市场化特征由此形成。政府对社会的供给已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正供给”——如政令的下达、改革措施的执行、法律对社会的约束等等，均处于一种无效率状态，造成了“软政权化”的局面，而与此同时，各种“负供给”却呈不断增大并强化的趋势。对于官员们个人来说，在这种格局中，个人品质已不是决定其行为的决定因素。
根据世界经验，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决策者基本上全凭历史积淀和个人的从政经验（政治倾向）来处理有关问题，他们比较喜欢听从有关经济改革的建议，对任何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则不太感兴趣。中国的改革指导思想是“摸着石头过河”，而到了90年代以后，改革其实已经到了扬子江，早已摸不着“石头”，决策者也根本无法凭借制度的历史积淀与个人的从政经验来解决问题。解决社会问题的前提是正确认识社会，而政府部门层级之间那种严重扭曲的信息负供给，造成人们无法正确理解社会，把握环境，于是出现了在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也失灵的双重失灵现象。
政府改革为什么势在必行？
从短期来说，改善经济运行状况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如逐步加强竞争以改善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形成消费者主权；降低房地产价格，让百姓以6～8年的家庭年收入即可购买一套小康水平的住房，以部分房地产商破产的代价消除政策性陷阱，化解银行危机，以解决特殊国情、特殊过剩的问题。但从长远来看，最重要的问题则是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局面应该尽快结束，而这已不是经济领域内作文章可解决问题的事情。它与政府改革有直接关系。
世界范围内对政府作用的重新思考，始于80年代中后期。引起人们思考的原因主要是几个：前苏联、东欧国家“指令－控制型”经济的崩溃；发达国家（亦即福利国家）的财政危机；东南亚国家经济奇迹的兴起（现在则要加上“奇迹”的破灭）。
在这些反差极大的现象背后，其实就是政府在现代社会中的有效性问题。可以说，现在大家已基本上承认这一事实：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不论是经济的还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世界在变化，有关政府职能的要求也在变化。凯恩斯主义的最大成就是促使人们认识到一点：国家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中心地位，不是作为经济增长的直接提供者，而是作为合作者、催化剂和促进者。至于有效的政府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却因为每一国家所拥有的人口、资源、历史文化、政治传承等各自的渊源不同而很不一样。如美国的民主政治要原封不动地用到亚洲国家来可能会失效；而亚洲的专制政体也不能用来统治欧美国家。但不管是哪一个现代国家的政府，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在经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时，得向民众拿出可持续发展方略，消除贫困，达到社会的长治久安。在发达国家里，政府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导干预措施主要是针对市场失灵；而在发展中国家，政府作用则要大得多，因为这些国家就连基础性的公共物品，如财产权的保护、道路的建设、基础医疗保健与基础教育都无法提供（或是提供的公共物品质量不断下降），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由于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公共服务质量恶化，人民与企业相应采取种种措施逃避税收，进而导致公共服务质量进一步恶化，进入一种“马太效应”式的恶性循环。
世界银行组织专家经过认真研究，提出了如何提高政府有效性的两阶段进程。第一阶段有两个步骤：首先，政府必须将它所具有的能力集中于它能够完成而且应该完成的任务上，即集中于基础性工作，这些工作包括建立法律基础，保持非扭曲性的政策环境（包括宏观经济的稳定），投资于基本的社会服务与基础设施，通过与工商界和市民社会达成合作关系而提高政府有限的能力——专家们对世界上69个国家的企业家的调查显示，许多政府在履行其核心职能方面相当不称职：它们不能保护法律与秩序，不能保护财产权，而且在法规与政策的运用上没有预见性。投资者认为这种类型的政府不可信，它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投资和增长受损。一些国家现在正在利用公众舆论的力量，使法规更具有灵活性，应用政府自我管理机制，选择有效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工具等，使投资软环境得到改善——其次则是让竞争性的私人企业参与公共部门的活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许多国家中，社会服务和其他商品及服务由公共机构作为垄断性的提供者来提供，不可能产生很好的结果。一些政府开始将基础设施和服务的融资与它们的运营和提供区分开，并将公共事业中的竞争性部门与垄断部门分开。
第二个阶段则是重振政府机构的活力。这方面可以利用三个基本的激励机制：一、有效的法律与限制措施。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对执行机构的监督相当薄弱，目标的设定与完成这些目标所需政策之间的联系比较混乱。而发展中国家的一般通病是制定法律比较容易，执行起来却相当困难。但一个国家要想建设成法治国家，它就必须实施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规。提高公共部门活力的任何有效战略，其主要途径就是通过缩减随意性的权力来减少腐败的机会。二、将政府置于更激烈的竞争之下，如通过聘用制度的改革、建立基于个人才干的内部晋升制度，等等，以便在公务员中促进竞争；在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上加强竞争。三、使政府和人民保持更密切的联系，如使人民获得发言权、让人民有更广泛参与政治经济生活的正常管道、谨慎地下放权力等。
发达国家可以提供有效政府促使社会经济良性发展的例证，用经济学的语言来概括，这些国家的政府向社会提供了“正供给”；而陷入贫困与发展不足等一系列恶性循环的国家和地区则提供低效能政府影响经济发展的具体例证，换言之，这些国家与地区的政府向社会提供了大量的“负供给”。从这方面来说，世界各国尤其是前社会主义国家在重建政府作用方面确实面临重大挑战。但答案是明显的：改革有风险，而不改革要付出的社会代价可能更大。
生活中的难题，我们要相信自己可以解决，看完本文，相信你对 有了一定的了解，也知道它应该怎么处理。如果你还想了解经济犯罪形势分析总结的其他信息，可以点击酷斯法其他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