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要旨】

被告人的诈骗行为侵犯了被害人合法的经济权益，虽然被害人先前通过民事诉讼主张权利，且债权债务关系已被生效判决确认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但是被告人诈骗的社会危害性并没有消除，还应当通过对被告人进行人身自由等方面的刑事处罚来弥补和预防，因此民事责任的存在并不阻却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不影响对其定罪量刑。

【基本案情】

2011年11月至2015年4月份，被告人刘改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他人现金3680000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另查明，骗取邓某300000元该笔事实已经法院民事判决确认，正在强制执行过程中。

【辩护意见】

1.诈骗的数额有误，涉及邓某的金额不应当被认定为诈骗，因为该笔已经经人民法院按照民事纠纷处理。

2.如实供述，系坦白，应当从轻处罚。

3.无前科、认罪态度好。

【裁判结果】

被告人刘改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500000元人民币。

【案件评析】

本案审理过程中争议较大的问题是本案涉及其中一笔已经被生效民事判决按照民事纠纷处理，并且已经进入法院强制执行程序，该笔是否还应当按诈骗犯罪计入被告人犯罪数额？

本案是典型的民刑交叉案件，民事程序已经终结，并且已经进入强制执行程序，但是经法院刑事审判，被告人主观上诈骗故意明显，因为刑事审判和民事审判对证据的把握上不同，民事上更注重形式审查，刑法对证据的要求更为严格，不仅要进行形式审查，更加注重主观方面等其他因素的审查，目前刑事审判已经查清诈骗存在，当然不能囿于之前的民事判决书，或者机械的否定民事判决书，从而影响到被告人的准确的定罪量刑。生效的民事判决书不是对被告人刑事评价的障碍。

1、被害人选择了民事诉讼程序

被告人刘改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他人财物的行为，违反民事和刑事两种法律，要承担刑事和民事两种法律责任。原告可以选择单独提起民事诉讼。本案其中一个原告在多次要账找不到人的情况下选择民事诉讼，经过正常合法的民事审判，维护自己的民事权利，不能片面的认为现在查清主观故意就一概撤销原来判决，说原来民事判决确有错误。因为在当时来看，被告人不到案的情况下，被害人要对自己的权利进行救济，通过刑事诉讼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民事判决书与刑事判决书的效力没有高低之区分

在诉讼过程中，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追求的都是法律事实，非客观真实。民事诉讼案件中要求当事人就自己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但是这些证据，法院囿于掌握诉讼规则的原因不愿意去查证，当事人或者因为不懂如何查证，或者因为没有强制性权利或法律授权无法查证，因此在“证据查证属实”的标准上与刑事审判中“证据确实充分”有出入。但是一旦经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文书，无论是民事判决还是刑事判决都具有法律效力，没有任何一个解释来区分二者的效力哪个更高，在没有依照法定程序被撤销之前都可以直接作为证据使用。

本案的处理不应当受先行民事判决的约束，更不能因此阻却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的承担。刑事诉讼采用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要远远高于民事诉讼“明显优势”的证明标准，另外由于民事诉讼中的缺席审理的程序的存在，更导致了对于证据的审查和事实的认定无法达到刑事审判的标准。本案中公诉机关将民事判决书作为证明被告人收取保证金事实的证据，经审查，该证据真实、合法、有效，并且已经作为执行依据正在法院强制执行程序中，应当予以采信。但是对该民事判决的采信并不影响对被告人定罪量刑，被告人诈骗主观故意明显，该要件在之前的民事诉讼中有可能不备被查证的条件，据了解，被告人当时根本没有参加诉讼，民事审理时系缺席审判，至今仍然没有返还分文。因此如果严格囿于刑事判决优先，或者将同一个法律事实非要一分为二，是刑事案件，就要撤销民事判决，或者在民事判决撤销之后再进行刑事审判，在理论上可以这样机械的理解，但在司法实践中是行不通的。假如此时，提起审判监督程序，撤销该民事判决，一是增加当事人诉累，二是浪费司法资源，还不利于被害人经济损失的弥补。何况，审判监督程序该怎样提起，判决是否确有错误，被害人是什么样的主张，在实践中会引起一系列没有必要的重复诉讼，只需要在刑事判决中予以示明，返还财产部分已经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并在强制执行程序中，这样既可以达到惩罚犯罪的目的，又可以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的经济利益。

三、从实体上要正确把握刑法和民法的关系

刑法与民法分属不同的部门法，但二者又不是割裂开来的，一方面，刑法除了自身所特有的专门知识外，还与很多部门法之间包括民法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例如财产性犯罪，如果没有相关民法的知识，是不可能深刻透彻的理解和认识刑法中规定的犯罪，想在法理上解释清楚就需要借助民法的知识。另一方面，不同的思维方式以及处理问题的不同方法需要借助民法知识来对刑法进行教义学解释，对同一法律事实是进行刑事评价还是民事评价就存在争议，比如说合同效力的问题和合同诈骗的关系，尤其是诈骗案件中合同的效力。本案中，如果认定诈骗，合同当然是无效的，如果就像是民事审判时不知道是诈骗，合同就牵涉到解除的问题，虽然在法律上无效与解除是不同的概念，但是，就处理效果来看，都是要被告人返还财产，民法和刑法追求的是达成一个统一的效果，无非是民事判决中判决被告返还相关财产，经原告申请进入法院强制执行程序，刑事判决是责令被告人返还财产，然后由审判人员移交执行，殊途同归。在挽回损失上是一致的。从这个角度讲更没有必要纠结民事判决书是否是判处刑罚的障碍了。再者，法律对当事人的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保护是平等的，只不过是各自适用的实体法和程序法不同而已，不存在权利保护的优劣和先后，在发生规范竞合时，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是可以同时并用的。因此，即使被告人的行为已有民事责任予以归责，只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认定的事实，依然可以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本案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并得以恢复。本案中被告人的诈骗的行为侵犯的被害人合法的经济权益，通过民事诉讼已经进入强制执行程序，但是被告人诈骗的社会危害性并没有消除，还要通过对被告人进行人身自由等方面的刑事处罚来弥补和预防，因此民事责任的存在并不阻却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不影响对其定罪量刑。

在审判实务中，要根据不同案件类型及性质，确定其审理方式，注重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的关联性，既准确认定犯罪事实又要考虑兼顾民事经济法律关系，使得不同部门法律适用之间取得和谐。

案例索引：(2017)豫1121刑初45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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