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记忆

2024-10-11 05:45 分类：房屋租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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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远去的记忆
2、第十三章人心叵测，江湖险恶（一）
3、卫宪法的相关事件

远去的记忆 (一)

贡献者回答黄河，都说是九曲十八弯，缩放在课本里，她就演变成了汉字里的"几"。在"几"字横折弯勾的弯窝窝里，有一片肥沃的冲击平原，那里就是我的家乡，五千年文明摇篮里最古老的那根藤条，鸾凤栖息的"盐运之都"——运城。

从小生活在硝石湖畔，却没有登过莺莺塔、鹳雀楼，也没有拜过普救寺、关帝庙，就连隔壁村仿制的被司马光砸烂的那口破缸都没见过。许是运城开放太晚，或是自己过于迟钝的缘故，故乡所有的底蕴和美丽，直到我离她远行时，也还是懵懂模糊，不曾体会。

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进程，抹平了几乎所有70后童年记忆里的残砖碎瓦。前年，高中同学聚会时，我回到年少时曾经生活和成长的地方，险些迷失了方向。追逐嬉戏的街道院落没了，攀爬掏窝的歪脖老树砍了，听课踢球的教室操场推了，就连陪你一路走过学生时代的玩伴们，大多也都散落在浩瀚的城市之间，难得一见。

珍藏的记忆正在远去，留下的，唯有脑海里偶尔闪现的碎片，和不多的，似曾相识的留念。

（一）东街的童年

小的时候，父母在县城落户不久，居无定所，颠沛的很，经常搬来搬去地租房子住。最后一次住的是“经租房”，就是由政府统一管理转租的私有房产，在县城核心钟楼靠近东街的地段，待了两三年。我最早的记忆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房子的主人是"杨大头"，尽管七十年代，政府已经不再把收取的租金分红给他，但他依然是那一带最富有的大户。"杨大头"成份不太好，地主家的少爷，每天骑个三轮车代步，给人修补鞋子，也有门面做些日杂营生，算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长在红旗下的孩子个头窜得快，七岁的时候，我已经和他一般高了，倒不是我异于常人，而是他不怎么长个，除了脑袋，就像《冰与火之歌》（美剧叫《权利游戏》）中的"国王之手"——侏儒提里昂。

每个人都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无法选择父母，以及娘胎里携带的基因。尽管身体矮小，比例也不协调，但"大头"脑容量大，聪明的很，很早就能与时俱进，走在市场的前列，很会做买卖。因为是经租房的缘故，又是小孩子，所以没跟他有过来往，也不知道他真名，只记他很勤快，但脾气大，特别爱发火，尤其是听到别人叫他"大头"的时候。

70年代的小孩子没什么好玩，也没幼儿园或早教班可上。学龄前基本都是散养着的，大人们陪着的时候不多，玩什么全凭你自己的意愿，只要不出乱子就好了。我打小是外来户，受"本土"的小朋友排斥，很少能入伙，总是一个人找点乐子，点个炮，扬些土，弹个玻璃球啥的。最惊险刺激的“游戏”莫过于向门前驶过的吉普车投掷石子，然后躲起来，偷看大人们气急败坏的样子。终于有一次被逮了个结实，险些挨了揍，后来就不再冒失了。

上学前，曾经短暂地有过一件正经的玩具，是我在隔壁大孩子的怂恿下，凭借在商场地板上一个上午的撒泼打滚，换来的驳壳枪。伤心的是，当天下午就被我烧包地耍丢了，至今都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对于来之不易的玩具，我是那么偏执的喜欢，大价钱的商店新货，原本打算狠狠在小朋友们面前显摆的。就在隔壁邻居家喝了碗米汤，绝对的枪不离手，出门找其他孩子的路上，突然就发现两只手都是空的……

那时候，每个家庭都不富裕，我再没张嘴央求父母买过玩具。不挨揍已经是烧高香了，尽管当时还小，也还懂得脸面，不好再无耻地故伎重施。

除了国营货架上的手枪，还有一种不需要花钱的链条枪我也特别喜欢。七八个洋车的链扣并在一起，下面一排扣眼用铁丝穿起来固定，做成枪的样子，另一排扣眼塞上辐条的螺帽做膛线，填上火柴头，就可以在撞针的撞击下打响，声音类似炮仗，非常时髦。于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开始关注父亲的自行车，只可惜他的"老爷车"是结婚时我大爷爷送的高级货，永久牌，十分的结实，一用就是二十多年，我初中都毕业了，链条也不曾报废。

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是六岁的时候，父亲下班途中，听到厂子里的高音喇叭播放哀乐，扎住车子去问究竟。结果，天塌了，毛主席与世长辞！震惊中的父亲忘记了我还在后架坐着，于是，我和洋车瞬间悲痛地跌倒在地，恰到好处地烘托了举国悲恸的气氛。倒地的车子，后轮还在空转，但链子不仅完好，甚至都没脱离齿轮，而我的胳膊却因此脱了臼。那时我就意识到，"永久"链扣是根本没机会变成火柴枪了。

每一个小孩子，父母都是牵挂的，调皮捣蛋的放在家里太不安全，上班也不得不带在身边，只等适龄的时候再让学校扮演托儿所的角色是最稳妥的。腊月出生的孩子，上学会比前半年生日的同龄人晚半年。1977年恢复高考赶上的是盛夏，为了同步升学，第二年，学校的招生和升级由原先的初春改为夏末，又延长了半年。因此快八岁的时候，整整在半年级自带的小石板上画了一年半的拼音后，我才正式拥有了学籍，光荣地成为改革开放后入学的第一批小学生。

这段时间里，爸爸妈妈完成了一件大事：在不远的西街大队批到了一块三分大小的宅基地，用自制土坯搭建了两间小房子。听说是大爷爷（也或许是姥爷）的战友托了关系，送了几包福同惠的点心就成事了。我的父母，全都出身于浴血沙场的革命家庭，根红苗正，符合政策，加上批下的不过是早年间荒芜的一大片低洼桃园，算不得好地儿，因此没打过多的麻烦。

四处租房的生活就这样结束了，时至今日，我仍能清晰地记起搬家的情形。那天有太阳，爸爸推着满载被褥的"永久"自行车走在前面，专程从襄汾赶来的姨姨，拖着承载我和弟弟的四轮小车，妈妈拎着网兜断后，一次就完成了迁徙（家里的东西实在没几件）。新家在运城的西门外，离东街的"经租房"不到二里地，而我即将读书的小学就紧挨着钟楼下的东风商场。那个商场至今还在，只是早已破产，改做它用，但我对那里的木地板和"驳壳枪"印象极深。

不几年，"经租房"就因为阻挡新规划的解放路给拆掉了，少爷"杨大头"作为房东，应该有落实政策的补偿。只可惜政府不让他结婚，更不能有后，偌大的家产也恐怕只能由他同父异母的弟弟继承了。 "大头"的兄弟个子挺高，人也排场，过去在钟楼国营修车铺旁边见过他修皮鞋，没有禁育令的限制。

（二）反帝路上的接班人

钟楼背后有一条胡同，直通西门外的农村，原先本是店铺一条街，入口对接钟楼最繁华商业区的两层阁楼，是老运城的青楼。解放后，备受迫害的窑姐们经过教育，成为洗心革面的劳动者，象征自由贸易的私人店面也通通取缔，改造成劳苦大众的院落和底层人民的社会主义大院，刷满了打倒牛鬼蛇神的标语，取名反帝路（后来改称西街）。

改革开放后，极左的路线有了些放松，在阁楼反帝路一侧的斜对面，出现了五六家国家单位不方便经营的私人棺材铺和寿衣店，也出售整套的花圈。每到中午时分，情绪沮丧的顾客总会听到嘹亮而充满朝气的歌声："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一队队活泼可爱的少先队员们，从花圈围绕的校门里鱼贯而出，欢笑着扫去压在他们心头的阴霾。

这里就是我的第一所学校——反帝路小学（后更名为西街小学）

那时的小学，主要任务是看管住小朋友，其次是培养劳动意识，学习很大程度上是捎带的。你但凡认真一些，就很容易成绩突出，早早系上革命红旗的一角，成为先辈们未尽事业的传承者。

时至今日，读书学习的情景没什么深刻的印象，辛苦的课外活动倒是铭记于心。夏天的时候，学校会组织为期两三天的田间"采摘"活动。那可不是现如今的闲暇娱乐，而是顶着烈日，蹲在刚割完的麦地里捡漏，一边背诵着“锄禾日当午”，一边收集散落的麦粒，接受革命再教育。要不就是除四害，假期里布置逮老鼠的作业，每人定量倒是不多，满五只算过关，开学要验尸，没有尾巴的不记数（因为有的学校只统计老鼠尾巴）。有一年特别过分，辅导员让捕祸害庄家的田鼠，促进革命生产！父亲说，这哪是小学生能完成的作业，摆明了是在给家长们定任务。

作为班里第一批红领巾，学校的作业是神圣的，我可以从父亲单位的指标摊派中弄几条耗子，却没有搞到田鼠的路子。

八十年代早期，城郊的住户大多都养有柴鸡，圈养的通常喂麸麸拌些烂菜叶子。不上学的日子里，西门外的孩子们经常去大队的荒地土坡挖马齿菜，在那里，我见过高年级的学长们逮田鼠的本事。他们了解鼠窝双洞口的习性，就兵分两路，一路带足了水从一个洞口灌，一路守住另外的洞口，活捉后关在笼子交学校的差。捕猎的过程很是危险，搞不好会被田鼠锋利的牙齿咬穿手指，尽管敢抓的都是老手，但也难免会见血。当时就想，政府给孩子们布置这样凶险的作业，还不如多养几只猫头鹰更方便一些。

学校里女老师居多，都有务农的经历，讲课时总喜欢捎带一些类似熬糖稀、晒果皮的小知识。为了更好的实践，我还和邻居跑到几里外西郊的糖厂蹲点，偷过送货卡车上的甜菜疙瘩。生活在城乡结合部，溜到某个大队顺个把瓜果蔬菜算不得事，偶尔也会被生擒活捉，一般挨顿训也就没事了。运气好的时候总还是占多数的。

整个小学期间，我唯一记忆清晰的小学老师是陈老师，做了我们三四年的班主任。还有一个系红领巾的课外辅导员印象深刻，不记得姓啥，经常在课后出现在学生中间，组织各项课外活动，包括"六一"儿童节的大型集体游戏。她们亲切耐心，很少打骂体罚孩子，对于课间的恶作剧也能包容，深受我们的敬重和爱戴。陈老师因为班里的孩子欺负低年级同学发过几次火，对几个恶习不改，时常当众拽掉别人裤衩看笑话的家伙有过体罚，也不过是请上讲台，训斥几句，示众了一堂课而已。

我一贯老实听话，表现积极，算是班里的好孩子，正能量的榜样。只有一次被实力强悍的"恶霸"欺负急了，心生歹意，和前排同样受过迫害的同学一起，向他蹲坑的粪池扔过砖头，结果数错了方位，引发了另一侧几个女生的尖叫和咒骂，如果不是有几个惯犯恰好事发后也去了厕所，险些被辅导员列为怀疑对象。

当时的学生上下学是没有家长接送的。为了保证安全，每个班都要求一路列队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回家，到家的才能出列，即便是剩下两三个人，也不能坏了学校的规矩。什么是"接班人"？当时的标准就是又红又专的贫下中农，因此，当班主任让大家逐一谈理想树志愿的时候，一个个不是当兵，干工人，就是站柜台，做大官，要不就是子承父业，顶替父母的班。还好，没有人愿意到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去种地，否则就这帮接班人，别说共产主义，就连"四个现代化"的汤，恐怕也喝不到了。

我的理想朴素而接地气，立志长大了要在爸爸的蔬菜门市部做一名光荣的卖菜人。可惜初中的时候，我接班的理想就破灭了。蔬菜门市部不知去向，消失的无影无踪，不留痕迹。如今给孩子讲爷爷的工作单位都得颇费一些口水才能解释明白。

（三）自给自足的生活

蔬菜门市部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肩负着城市非农人口的菜篮子，家喻户晓。当时由于各种物资紧张，据说上百种生活必须品都采取定额配给，因此有许许多多的供应票。蔬菜门市部平时控制的是豆腐、鸡蛋的配额，白菜、土豆之类的只有在过节的时候才限购。70后的人基本不大可能记得非主流的供应票，我也只对两种废除比较晚的有些印象。一是布票，二是粮票。

七毛钱一斤的肉票是听说的，贫下中农吃不起肉，最多买些猪膘炼油，在炒菜的时候能多见点油花，连我母亲都不记得它长啥样。每人三两的卫生油（棉籽油）要每月积攒，省着用，这样春节的时候才可以炸些麻花、豆腐。三十晚上，和弟弟趴在炕沿，看油锅里炸丸子土豆而泛起的油沫，是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刻。

布票存在的时间很久，但知道它的用途是因为上小学的时候，突然有那么几天，街头巷尾的老女人们吵吵着是否在它作废前，突击扯几块布做两件衣服。当时正值夏季，有一种时髦透肉的新东西叫"的确凉"，市场上可以用布票折现换购，精打细算的小市民搞不清是不是个圈套，不敢轻易的一次花完！至于粮票，恐怕是历史最长的供应票了，它大约是由当地的粮食局根据需求发放，领取了就会从你的购粮配额中扣除，相当于流动的购粮本。

每个月快开工资的时候，是人们最青黄不接的时候，断顿的人家总会把买五六毛钱粮食的尴尬活交给娃娃们干，大概是因为小孩子们不需要面子吧，这时候你趁机提出截流几个分分洋买米花蛋吃是不成问题的。粮票背地里一直可以当钱花，直接在商贩那里兑换东西。八十年代末就不一样了，买一斤油条，加上二斤粮票，可以买到一斤八两，简直就像是逮着了天大的便宜似的，因为那时候粮食已经不再紧缺。

粮票作废时非常突然，家里积攒的几百斤供应粮都没来得及变现，损失了一大笔财富，毕竟和一毛八一斤的平价粮相比，市场议价的白面要高出一倍的价钱。

父母两手空空来到县城，收入微薄，生活艰难。奶奶跟我们生活期间，口粮紧张过一阵子，但从没饿过肚子，父亲总能从左近的农村搞到粮食。小学时，家里肉不多吃，饭桌上的蔬菜却不曾受过委屈。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大多数的家庭差不了多少，生活都很紧巴，比起那些班里交不起学费的孩子，我算是比较不错的了。西门外居住的主要是西街大队的村民，在那一片，我们属于中上等收入的家庭。

作为山西唯一的商品粮基地，运城人无疑是幸运的。成年人28斤粮食配给，六成是白面，全省独一无二。我从小就讨厌棒子面，尤其是窝窝头和水煮玉米饼，因为晋南粮油门市部的粗粮供应总是这一种，什么荞面、莜面、豆面的，压根就没见过。大米被当做粗粮一直是件很奇怪的事，通常隔几个月才能碰到一次，十分抢手，去晚了就没了，定量也很少。

农民手里倒是不缺粮食，但几乎没有货币，压在褥子下的钱，惜惶地得论毛计算。逢年过节的，没有能拿出手的稀罕物，唯有拿自磨的胎面（精粉）蒸了雪白的大馒头，中间点上个红点，然后抓紧时间拜访亲友。胎面馍不放碱，要在馍皮裂口前送出去，否则颜值大打折扣，会被亲友们认为太不讲究。

相对于粮食蔬菜，瓜果梨桃等水果是不需要凭号购买的，最早在烟酒副食门市部兜售。市场放开之后，水果便成了农民同城里人换钱的经济作物，种的多了，也就变得不那么值钱。时令季节，甜瓜三五分钱便能成堆的包圆。西瓜也时常泛滥，几块钱就是一二百斤，堆在角落，放的油娄了，人们也不惜得吃。

改革开放全面铺开以前，城镇的氛围其实很像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尽管顶层设计的本意是想通过更多的社会化分工来消灭这种现象。由于家庭收入长时间缺乏增长的预期，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在一定的范围里实现自足。理发、修车、打煤糕、盘炉子、钉家具、裁衣服、制土坯、垒院墙等等，这些活西门外的居民们全是自己干，简单的生产资料在圈子里相互借用，宛如一个小型社会。别说下馆子吃饭，就连“杨大头”杂货店一分钱的鸡爪，买的人都不多，五分钱的澡堂子就更少光顾了。男孩子懒惰，身上虱子多，经常上课的时候能眼睁睁看见从前排同学的领口爬出来。女孩子也好不到那，长发里常常生出白色的虮子。尽管这些只是少数，却也是每个班都有，我就见过邻居家把衬衣扔在开水盆里，瞬间漂起满满一层虱子的壮观场面。一个公共澡堂，不需要满负荷就可以满足整个城市的需求，足见当时消费抠唆的普遍状态。

为了更好的自给需求，我家院子里栽了多种果树，有苹果、核桃、杏和脆枣，搭了满院子的葡萄架。也种过西红柿、茄子、黄瓜等农作物，就连我三年级时出痄腮，敷贴在脸上的仙人掌都是自产的，还免费送给班里其他患者不少。

（四）硝石湖边的盐水

晋南的凤凰城原本与并州龙城遥相呼应，堪称三晋名城。自杨贵妃东渡扶桑，李姓王朝便黯然失色，凤凰谷鸾凤因此出走，留下一片千年沉寂的数十里死水——硝石盐湖，更名曰"盐运之城"。从那时起，当地的饮用水一直备受盐湖的毒害，算来足有1200多年。

搬到西门外的第一件事就是打井。西街城郊居民区地势很低，吃水也浅，家家院子里都有打井，用辘轳或压杆取水。井水清凉苦涩，不能饮用，只能洗涮浇地。夏天时栓个篮子下去，贴近水面，可以储存馒头，适当起到冷藏的作用。当地人很少扯灰布做衣服，因为淘出来的衣服硬邦邦的，晾干后盐碱泛出，一道白一道灰的，穿起来不好看，酷似非洲的斑马。洗头就更加不舒服了，又黏又涩，像是滋了胶水的墩布，梳都梳不动，必须倒些碱面再涮一遍才行。我从小就讨厌理发洗头，洗的时候，也总是用左近顺来的洗衣粉，勉强舒适一些。

七十年代末，喝的水要到巷口的"社会主义水房"去买，是论桶计量的，因此生男娃至关重要。水房由解放后从良的老窑姐看管，大概是见过大场面的缘故，对卖水的差事不怎么上心，只要盛水的桶比瓮小，能拎走就算一桶，这给当时计划生育的推广造成了很大压力。邻居家只有仨女子，却彪悍得很，每次买水都拖两根五尺长的齐眉棍排队，方便合作。那些企图加塞的扁担男为此心有余悸，老远就躲着，兵器不趁手，秩序倒也井然。

烧开的自来水比井水好些，但也是咸苦咸苦的，喝起来齁得慌。老运城习惯用糖水或浓茶待客，大约就是为了压味的缘故吧。行署管辖十三个县，只要是满口镶金牙的，不用问，指定是运城县人氏。为啥？地下水氟盐含量太高，天天饮用，不露富也不行。

水房附近有一家酒厂，半开放的，上学的时候可以从那里抄三五十米的近路，路边堆满了酒糟。酿造的酒水本地人都不喝，牌子换了四五个，时间最长时叫"关公酒"，显然关公也不怎么庇佑，依然不怎么卖得动，因而酒厂一直靠卖醋维持。水质不行，怎么能酿出好酒？运城可是连需要冷却水降温的电厂都设在永济的。政府大员脑子不好使，不反思也就罢了，居然在我家西面又盲目扩建起一个新厂，结果一直荒废着没启用，基本成了西街孩子们滚铁圈、捉迷藏的乐园。

八十年代后期，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和民生工程的推进，引黄水流进了居民的水缸，咸水一举蜕变成泥浆。沉淀一个上午，泥土味就会清淡很多，漂白粉也不再显眼，虽然谈不上甘甜，但至少可以省些白糖和茶叶钱，比盐湖水经济了许多。每过一半个月，清空缸底，冲积平原肥沃的泥土还可以挖出来和煤糕，相比以前的沙土，黏性大幅增强，真可谓是一水双得。跨入新世纪后，听说从夏县引来了正经的四角水源，分区域限时供应。日益旺盛的需求和水源短缺的矛盾激烈交锋，直接推动了当地不锈钢自动补水箱产业的蓬勃发展，并逐渐行程气候，不断向周边省份辐射。

运城自古就是国之盐区，取之不尽的硝石湖催生了四通八达的盐道，支撑着古城千年的繁荣。没见过大海的时候，溜到南城外天地相连的湖边，踩块硝石，闭眼倾听湖水涌来时"哗哗哗"的声音，很有辽东回师，东临碣石的扬鞭感。

颗粒状的食盐就像是大力水手的菠菜，蕴含着生长肌肉的神秘力量，七十二斤的青龙偃月刀，不吃盐是抡不起来的。于是，元明以后，官道上往来的盐车越来越多，产"菠菜"的古镇也越来越火，"盐运之城"声名远播。盐道司八成不懂文墨，楞是换了个俗气的名字——"运城"，流传下来。

现如今，池盐已经不允许食用，取而代之的是更健康的海盐。硝石湖取之不尽的硝盐广泛用于军工、化工，部分变成了洗发水、洗衣粉系列。"国之死海"也声名鹊起，吸引着千万慕名而来的游人。在肥皂粉诞生前，洗衣粉我只用"奇强"，它是我家门口的运城洗涤剂厂生产的，后来叫南风化工。孩童时翻墙偷过车间的"扫地粉"，少年时也曾经在那里打过一个星期的短工，还喝过七八年厂区里免费的自来水，滴水之恩，算是个回报吧。

(五)名落孙山的成绩

因为半年级读了一年半，拼音和算术基础扎实，一年级的时候，成绩非常突出。第一个期末险些得到双百分，若不是语文出题超了范围，搬出个没见过的多音字（首都的"都"），早就将父母期待的"三好学生"奖状收入囊中。虽然学习没能如愿地拔得头筹，但红领巾戴的还比较早，挤进了头一批，也算给父母了长脸。二年级佩戴带过一道杠，小队长当了一年就被撤职了，理由是全班同学一致认为我行为骄傲，不能容忍。

当时的确是这样，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手插裤兜，昂首在教室里来回踱步的情景。小队长架子太大，看到谁捣蛋就立马向老师汇报，对于差等生基本不予搭理，总是以班主任的亲随自诩。早读的时候开始捣乱，笑话那些课前才恶补前一天作业的懒蛋，大声模仿一个口吃同学磕磕绊绊的语气，气得两个维持秩序的女队长使劲地把我往教室外头拽。随着功课成绩的每况日下，我逐渐被老师剔除出班干部序列。然而，学生生涯的唯一一次双百，却在最不合时宜的节点出现了。

那次期末考试，家里破天荒给买一根麻花加两个鸡蛋（吉利数，100的意思），还许下一门满分就奖励两块钱的承诺。我特别想回报父母的期待，偏偏那时候不争气，昔日风光早已不在。不得已，考试的时候，但凡不会做，或者吃不准的，就偷眼参考同桌的答案，几乎抄了个遍。谁成想，奇迹就这么诞生了，最后，偷窥者稀里糊涂得了两个一百，而作为版权所有人的同桌居然一个100都没有。因为这，我至今对她的名字记忆犹新，尽管小学毕业后三十多就没有再见过。

随后几年学了点啥，考得怎么样，实在是没印象了，只记得小升初时，学校组织过视力体检，两眼都是1.2，升级考试在班里排在十一二名，没有被重点初中录取。

我们那时候的小学，在课程安排和教育方式上，和现在的小学，唯一不一样的是，每学期都会包场很多部电影。电影基本都是小银幕的革命教育片。一般只需要是五分钱（原价一毛五），若是连续每周一部的套票就是三分。当时最感兴趣的大场面电影是宽银幕的，最差也是遮幅式银幕，票价要两毛钱，学校一般不包场。像《海囚》、《佐罗》、《追捕》之类的，我们想看又不舍得买票，还不好混进去，因为总是满场，检票员看管的紧，还经常半中间拿着手电筒查座。露天影院就好多了，多在是机关工厂用砖墙围起来的空地上播放。自带板凳的肯定是买了票的，趴在树上的和蹲坐在地上的就可疑了。小孩子没一个花钱的，小个子的通常跟随在大人的身后假装子女混进去，我这种超高不好混的就需要冒一些爬树翻墙的风险，或者影片开始十几分钟，看管松懈了再溜进去。

有一次在南街的大修厂看《从奴隶到将军》，巷子里一同去的十几个孩子被看门的两个家伙盯死了，混不进去，玩过一次调虎离山。就是两个仗义的哥们，赤裸裸在看门的眼皮底下爬墙，以掩护大部队趁乱溜进去。影片开演后，我们再悄悄绕到银幕后边，把后墙外爬上大树的英雄接到墙头，再叠罗汉地放下来。

小学毕业前，运城只有两个电影院，半个月也就一部片子循环放，电视就好多了。《铁臂阿童木》，每周六两集更新，都是孩子们找有电视的地方聚在一起，边看边交流，还有《森林大地》，也特别受班里的同学喜欢。但是，学校里谈论最多的还不是这些日本鬼子的动画片，而是收音机里刘兰芳的《岳飞传》和孙敬修爷爷的《西游记》，很多人上课都不安心，只等着中午放学赶快回家听广播。

五年的小学生涯（确切地说是六年半，还有一年半的半年级），没吃过啥苦，没干过重活，也没学下啥东西。西街小学毕业后，我被莫名其妙的分进了另一所"小学"，在那里，又稀里糊涂的混了三年，领到了一张初中的毕业证。

离家东南500米的南街，有一所当时全市最烂的初中，中考升学的百分率，常年不足两位数，甚至有两年推了光头。教育局忍无可忍，几年后停止了招生，把它降格为小学。这所学校就是我上初中的学校——南街小学。

第十三章人心叵测，江湖险恶（一） (二)

贡献者回答第十三章人心叵测，江湖险恶（一）

2006年暑假前，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我索性到泗交山上玩两天。从马峪狭谷出来时，才发现因信号不通有六七个未接电话，是矦校长从运城打过来的，让我立即赶到运城圣惠桥关公像附近下车的北城初中分校。

马不停蹄地赶到禹都南门，坐8路车经南方广场，过西花园，上圣惠桥，远远望见路中央蓝天下手持青龙偃月刀，雄视前方的巍巍关公铜像，在公交总公司下车打听，往右直走到第一个十字路口，往北口就看见“北城初中分校”的广告牌。往里去约四百米左首，两座平房中间的电动门里边的四层综合楼顶上“北城初中分校”与电动门侧大理石璧上的“北初中分校”颜筋柳骨的行书交相辉映。接到电话的矦校长笑眯眯地在门口等我。引我到右边平房第一个房间，两张办公桌并在一起，四周摆满了椅子，矦校长向我介绍正中间正襟危坐，个子不高，脸盘不小，红光满面，精神䦆铄的中年人“这是丁总”，随即向丁总介绍了我。丁总站起来笑容可掬地伸出双手，如海绵般柔软，深情地握住我的手，“欢迎你加盟北城初中”！他简短介绍了学校状况与我的工作安排，任后勤处副主任，主管灶房和宿舍门卫等，修理方面由吴主任负责，马上让人叫吴主任过来。这是个一米八左右黑面庞，孔武有力的男人，丁总直呼“少锋”，说是他的发小。丁总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初次见面让人如春风拂面，给人印象深刻。他让我这两天什么也别干，四处转悠，调查研究，写一份书面调查报告。

通过两天的深入调查，我对北城初中有了一个全面而大致的了解。以丁总为首的四个股东成立的私立学校，名义上的董事长是丁总的妻子张丽萍，因为四个东家都还在职上班。丁总的哥哥，人们私下称丁老大，是北城区委书记。丁总是老二，丁总直呼大弟弟为“老三”，在筹建高中部及职工宿舍楼，也是高中后勤主任，也在职（农学院），但都可以脱身的。老四做生意，老四媳妇负责财务。新成立的高中部四个班，由刘五禄校长和矦文良主任负责，暂时客居初中部的教学楼上。学校有个大灶，由丁总的临猗老乡，一个姓茹的中年女人承包。有六个小灶，分别在外面租房，做好之后按点到餐厅二楼，按指定地点出售。这六个小老板，都是丁家或丁总亲属的亲戚，我戏称“皇亲国戚”，正因为仗着特殊关系，有些有恃无恐，而都是些社会油子，表面对你点头哈腰，却如日本人见谁都鞠躬一样，从骨子里瞧不起丁总及亲属以外的任何人。在卖饭的花样上也为所欲为，什么鸡柳，鸡腿，奶茶，甚至把哈米密瓜都摆到饭桌面上，让老茹叫苦连天，常向丁总告状却又收效甚微，尽管丁总他们还有校委会成员每顿饭都在她的卧室兼办公室的大餐桌上吃饭。我这次来的主要任务，就是给他们揩屁股的。

我把这几天观查的情况汇总，结合想法写了一份调查报告交给丁总。他仔细地看了一遍，又重新翻了翻，连拍大腿，说了三个“好”！说我写的十分到位，有些问题甚至是入木三分，顺便还夸我的钢笔字笔力劲挺，然后抱拳深情说声“拜托了”，搞得我有些受宠若惊。我了解了所有后勤人员包括吴主任都在地下处住，就坦诚地告诉丁总，儿女不在身边，老伴一人孤独在夏县，我有些放心不下。另外老伴因潮湿至今都有后遗症，住地下室的确勉为其难，如果学校没有位的话，我就在学校附近租房。丁总连说“那怎么能行？这样吧，有一套公寓现在空着，你暂时住着，待我找下房子你再搬进去”。我知道“暂时"，也记住“再搬进去”。因为有寝食，卫生间，可办公的公寓属于第一线的领导和重要的教师所有，一切以这些“衣食父母”为中心。就说工资，丁总的发小吴主任，每月工资700元，与矦校长相比，不到人家六分之一！并非人家丁总工于心计和市侩，而现实就这样，一切向一线教师倾斜，否则无法生存，一切都在理解之中。

尽管我住公寓是暂时的，也引起吴主任的不满，而我第一天报到，就认为对他的地位造成威胁。当我找几个宿舍管理员从二楼公寓搬到丁总接见我的会议会客室的套间时，他就让老乡，修理工老刘还有司机叫俊峰的，从中发难，百般刁难，如果不是身材高大，家在学校附近的西留村，脾气暴躁但却为人仗义的管理员赵万刚出头，我还真搬不进去，床铺东西放在光天化日之下，真不知道怎么收场！我从此也知道了拉拢人心，才能使初来乍到的我，一帆风顺地开展工作。除了和颜悦色外，在召开大小灶房负责人，宿舍管理员，门卫，修理工，打扫卫生的全体后勤人员会议时，男的发烟，女的发糖，大伙眉开眼笑，也乐意听你指挥。当然吴主任和那么阴阳怪气的老刘从来不参加。丁总对此也十分生气，连忙劝慰我“少锋就是个干粗活的人”。并说起少时两人出身不同的陈年旧事（吴的亡父曾是县医院科室主任，丁总父亲是农民，据说还是阴阳先生）而现在自己干出名堂的自豪感。特别听说还阻拦我搬家，十分生气“难道让我挥泪斩马谡？”我连忙说“吴主任干工作泥里来水里去，能吃苦，我是十分敬佩”。他才悻悻地说“哼，就知道闷着头干活！”

大灶茹老板不亏是老江湖，听说妻子没有事干，还在食堂干过，包过灶，卖过饭，如逢知己，连忙叫“嫂子”到灶房“帮忙”。就这样安顿了无所事事闲得无聊的妻子。过一段时间才后悔，怎么没有向丁总打招呼，给人家一个顺水人情，咳，我这个人就是不谙世事！

小灶这六个小老板老实了许多，因为我检查不合格不签字，他们不能营业，虽然还有人私下骂骂咧咧，如一个股东表弟叫“东子”的。老茹也对我老哥长老哥短的，十分尊重，只要一到她的办公室，总要取一瓶汽水，亲自打开盖，殷勤地递到手里，喝开了她才高兴得合不扰嘴。宿舍卫生，上，下午我都巡视一遍，和管理员拉拉家常，倒也相处容洽。

一天上午忙完之后，丁总对我说“老刘，陪我到高中部和宿舍楼转转？”先到高中部教学楼上转了一圈，一切都方兴未艾。位于高中部和初中部之间的宿舍楼由几个私人老板投资，其中有三座教职工宿舍楼，与学生宿舍楼另起别院。刘五禄校长，矦文良副校长，还有初中各位领导，包括丁总他们也掏钱住进来，吴主任每月70O元的工资，还养家糊口肯定不买。（我的工资比吴主任还低50元。）丁总饶有兴趣地问“老刘，怎么样，也来一套？"我连忙解释，经济上实在是捉襟见肘，一下子拿不出这几万块钱的首付。另外我私下考虑，其一，这座单元楼没有房产证；其二，如果不住了，只能向内部教职工出售；其三，在狭窄的一条长长巷子里，购物买菜极不方便。不过转念一想，夏县家属院没人住，如果现在卖掉，在运城交首负，买个单元楼，儿女无论天上飞机，地下火车回来也方便不是？我是个急性子，说干就干。周六周日和老伴，围着河东一中（北城初中己统一改为河东一中）由近及远，最后决定在圣惠路明珠小区刚扩建的10号楼，选中一座二层两室两厅的单元楼，交了首付。

过了春节，把已买掉为之含辛茹苦，住了十二年家属院的东西，让妻子雇辆车，把冰箱，高低柜，平柜，衣物，书籍等该拉来的东西，放在河东一中茶炉房旁边放杂物的库房里。另外，我还雇了人装璜单元楼。

每天就这么三点一线地忙碌着。但我发现丁总见我好像没有平时那样随和，字里行间似乎有些矜持。尤其是那个初中部刘彬校长，当初见我“十分欣慰”，对班子内部的事也向我发牢骚，而近来明显对我有居高临下的睥睨。至于丁总老乡，那个黑脸贺副校长，更加横是鼻子竖是眼，简直是鸡蛋里挑骨头。如我在宿舍外绷根绳子晒衣物，他先是装腔作势地打电话，然后又下楼指手画脚。丁老三，一反常态，更是有两次让我面子上下不了台。

丁总有件事让我啼笑皆非。一天他气哼哼地坐下，对我说“让门房老张，把他那个木板马上拆了，难看死了，马上！”我到门房，了解张师傅认为电动门过一个人也开过来开过去，极不方便，动不动还“罢工”不能动了，就自己动手做了一扇小木门，如果是个人单车，开小门极为方便。我转达丁总意见，张师傅愕然“不对呀，丁总刚才还表扬我，伸出大拇指，连说好，好，好！”我过去向丁总落实，他没好气地说“我那是给他面子，他还拿起棒槌就当针了？！”不久，张师傅被丁总的另一个老乡，政教主任张交劈头盖脸地训了一顿，不久，这个拖拉机厂下岗工人，和老婆卷起铺盖，灰溜溜地离开了河东一中。

大约是二OO七年三月中旬吧，丁总让人把我，吴主任，丁老三叫到办公室，指着一位满面春风的中年人，介绍是他的一位同事（司机），此时起由他总负责高，初中的后勤工作。这个张主任滔滔不绝地演讲一番，丁总特有所指对我说“老刘，我伙计的口才还可以吧。”一年之后，我和老伴在禹都街上见到了已歇了菜的老张，主动向我打招呼。

大约是4月下旬，我正在大灶巡查，正抓起一片木板准备扔到锅炉房的柴火堆，正碰见股东之一杨总，让我到办公室一趟。中途见到了另一个股东，平时不苟言笑的卫总，破例拦住我，发一根烟，并殷勤地点上火。杨总坐在丁总常坐的位置上，神色严峻地对我说“老刘，经董事会研究，决定停止你的工作"。“好”。我起身就走，他说让我到财务室领下工资。我头也不回“不用了，到时交给老矦就行了！”

然后找到有辆电动三轮车的王德才，还有修理工老赵，把茶炉房旁边的冰箱，高低柜，沙发，箱子什么的装上车，开到会议室外面。这时闻讯赶来的赵万刚，管理员朱希珍，张改芝等也过来帮忙，装上套间里的铺盖，衣物，书柜等。我和赵万钢骑车跟在王德才车子后面。到小区单元楼下，卸东西上楼，正抽着烟的赵万钢，笑着说“刘主任，都是你不买人家单元楼惹下的祸！”

安置好后，我拨通丁总手机号“那本书你看完了吗？”“我交给小军吧（张丽萍娘家亲戚，财产管理员）不约而同，同时按了手机。一切是那么的突然，又那么的顺理成章！大约是过了一年多吧，星期天上午我和妻子在小区门口，碰见了在河东一中初中部的夏县老乡，和丈夫神色黯然“今天是丁总的追悼会”。什么？！年纪不到五十，上有耄耋二老，下有娇妻弱女，撇下一摊如日中天的大业，尤其是河东一中高中，可谓蒸蒸日上，在运城市也是数得上的学校，竟然驾鹤西去？每每到河东一中路过或有事，不禁有“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的感慨。不久，又听说北城区当书记的丁老大也撒手人寰，更是感叹，莫非天妒英才？！

日记本

卫宪法的相关事件 (三)

贡献者回答卫宪法做到了拥有数亿资产的企业。后贠岩峰等操纵部分基层腐败干部，无视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非法拘禁卫宪法、强行收缴企业全部资产，并以零元的价格转让给员岩峰(贠岩峰)。卫宪法奔走在运城、太原、北京，四处投告。在中纪委、国家信访局、最高人民检察院、山西省委及政府严令督办下，非法拘禁案有了突破性进展，三名官员中的两名被判罪名成立(判决书扫描件另发)。运城市纪检委高度重视零元转让案，成立专案组、一月内先后两次双规了时任常务副县长赵建新。所有迹象显示，卫宪法在中央及省市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即将翻身。

但是就在这关键时刻，赵建新离奇自杀，线索断裂，十八大之后，新领导班子展示了雷霆般的反腐决心和闪电般的查办。卫宪法内心感到万分激动。中央电视台关于微博63小时秒翻正厅级高官的报道激起卫宪法这位技术主义者内心深处本能的好奇心与求知欲。

卫宪法觉得以他对技术的悟性一定能够让微博成为他加速翻身的武器。并且，亡命天涯的6年时间，给了他太多的素材可以讲述一系列精彩的故事。既然别人可以63小时用微博秒翻正厅级干部，退一万步来说，他的微博总是可以在63天拿下贠岩峰这样一个县级干部。更何况，长期的孤寂让这位饱经风桑的老人有一种强烈的表达欲望。于是，在2012年12月4日，第12个全国法制宣传日那天，开通了微博，在微博上陈述冤屈。

2012年12月08日，有位神秘蓝衣人进入卫宪法的房间，之后卫宪法神秘失踪。一个民营企业家被整的倾家荡产，现在连人不见了踪影，他能否有翻身的机会，目前一切都不得而知。卫宪法事件被报道后，在论坛里，20小时内100多万点击回复，引起广泛关注，微博转发热议，众多网友纷纷跟帖评论，一时之间成为热门话题事件。

有钱无势是肥羊，客居异乡无米粮。起床工作天未亮，勤奋工作养不起老娘。与人为善多思量，买块切糕泪两行。

社会只有和平发展，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背后是不是还有更多更复杂的问题，需要我们深究

天空应该是一片蔚蓝的，有了这样的事情便成了浑浊一片。一个被搁置的民营企业

事实上，卫宪法试图讲述的，是一个亿万富翁如何在权力面前沦落为流浪汉的故事。而这样的故事，此前已经有多家媒体进行过报道，在平陆县当地，他的故事也并不是什么秘密。

据了解，1986年，山西平陆县民政局出资5万元在当地曹川乡曹河村成立一家名为平陆县铝矾土煅烧福利厂（后称煅烧厂）的集体小企业。但由于煅烧厂效益不佳，1989年1月，平陆县民政局下属单位曹川乡民政办与当地的铝矾土煅烧技术专家卫宪法签订了一份承包合同。合同载明，当时煅烧厂的总价值为7.9万元；同时合同约定，承包期为8年，至1996年12月31日到期。承包期间，卫宪法每年上交纯利润4.3万元，同时约定合同期满后增值部分归卫宪法所有。

1996年年底，承包合同到期后，卫宪法打算放弃继续承包，但时任曹川镇民政办负责人说服卫宪法，按照原合同内容口头协议继续承包。

1998年3月，财政部等四部委联合下发财清字（1998）第9号文件，要求各地集中清理转制名为集体企业实为个体企业的企业。同年，平陆县也出台平清办（1998）第4号文件，要求甄别清理出的属于私营个体性质的32家企业，限期办理变更企业性质和税务登记等手续，平陆县铝矾土煅烧福利厂也位列其中。

据资料显示，截至1998年7月30日，平陆县铝矾土煅烧福利厂的注册资本金已由最初的5万元增加到890万元，总资产达1658万元，在企业新增注册资本金中，约有885万元为卫宪法个人出资，为此，在平陆县集中清理挂靠集体企业及名存实亡集体企业的过程中，煅烧厂被甄别为私营个体企业。

但是，煅烧厂却最终没有办理企业改制手续。按照卫宪法的说法是，时任曹川镇党委书记让他给政府掏200万，他没有答应，所以就搁置了下来。

到2006年，煅烧厂总资产已经超过5000万元，并依法取得了5个采矿权证，可采资源价值数亿元，全部为卫宪法承包期间投入产生的回报。然而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几年前的转制搁置却开始给他和他的企业带来根本性的毁灭。

从亿万富翁到亡命天涯

2006年11月23日，身在外地的卫宪法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被要求赶回县里，参加对煅烧厂终止承包合同并进行清产核资的会议。

对于这一过程，卫宪法在接受检方询问时有着详尽描述：我到了县政府会议室，会议已经结束了……潘长青（时任平陆县分管民政工作副县长，清产核资领导组组长-记者注）对我说，清产核资的决定已经公告，不能改变，厂子必须交回，合同必须终止。并翻着他手中拿着的文件后几页说，如果你不配合，就要采取强制措施。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当时卫宪法和潘长青发生了权大还是法大的争执，潘长青说，在平陆就是权大，不信你试一试，这厂你非交不行。

当晚，卫宪法被逼迫在终止承包的合同协议上签字，随后为了防止其不配合清产核资工作，时任平陆县民政局局长赵科省安排该局时任副局长杨建勇，将卫宪法非法拘禁于三门峡，几天后又转在平陆县宾馆，先后非法拘禁长达一月有余。

在卫宪法被非法拘禁期间，平陆县铝矾土煅烧福利厂被强行清产核资。2007年4月13日，潘长青主持召开政府联席会议，确定终止卫宪法对煅烧厂的承包合同。21日，平陆县民政局发文，免去卫宪法在煅烧厂的法定代表人身份。5月18日，平陆县民政局再次发文，任命平陆县齐力矿业有限公司法人贠自林为煅烧厂厂长、法人代表，煅烧厂由齐力公司代管。

而2006年，平陆县清产核资组强行终止卫宪法承包合同的其中一个理由则是卫宪法把企业转包给齐力公司，造成煅烧厂经营十分混乱。

2008年12月，平陆县政府决定将卫宪法原承包的企业改制。2009年11月8日，齐力公司将该企业改制为平陆县新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随后，平陆县民政局以零值转让价款将煅烧厂永久转让给新盛公司，这其中包括现价值数亿元的5座黏土矿。

新盛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法定代表人为贠自林。有消息称，不论是齐力公司还是新盛公司，其实际控制人都是贠自林的儿子--时任平陆县水利局办公室主任贠岩峰。目前贠岩峰因虚假出资罪已被逮捕，但据此前的媒体报道，贠目前已被取保候审。

一夜之间被扫地出门，倾家荡产的卫宪法开始了他的上访之路，几年来多次到运城、太原、北京的信访和纪检部门上访举报，但期间也遭遇到了各种危险。他在微博中说，2006年到现在，我没睡过几个好觉。公园的树丛中、没有窗户的小旅馆我都躲藏过，冬天在树洞、仓库下盖着报纸抵御寒风。夏天，在24小时店呆过，实在困得不行就趴桌旁睡。有一天夜里，实在没地方敢去就躲在野外的山包包里。

但卫宪法并没有灰心，这一次，他将希望寄托到了微博。

一条织了四天的围脖

今年12月4日，第12个全国法制宣传日那天，卫宪法开通了微博，他准备讲讲我的故事。

卫宪法的代理律师潘茂华说，中央电视台关于微博63小时秒翻正厅级高官的报道激起卫宪法这位技术主义者内心深处本能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卫宪法觉得以他对技术的悟性一定能够让微博成为他加速翻身的武器。并且，亡命天涯的6年时间，给了他太多的素材可以讲述一系列精彩的故事。既然别人可以63小时用微博秒翻正厅级干部，退一万步来说，他的微博总是可以在63天拿下贠岩峰这样一个股级干部。更何况，长期的孤寂让这位饱经风桑的老人有一种强烈的表达欲望。

在卫宪法开通微博的短短4天时间里，他只发了12条博文，却拥有13余万粉丝。12月5日，在他发出的博文中有一条这样写道：2011年10月，签发抢矿文件的时任常务副县长赵建新被双规，他老婆也被关了起来，我看到了一线曙光。数日后，双规被解除。不到一个月，赵建新再次被双规。几天后，12月10日，赵建新在双规期间离奇死亡，案件停滞不前。

这条博文发出的第二天，卫宪法在北京的租住处即遭到陌生人的闯入。

潘茂华律师说，卫宪法开通微博陈述冤情以来被一路追杀，三天换两个宾馆，有神秘陌生人两番成功闯入。

尽管此前关于卫宪法的遭遇在国内各大媒体多有报道，但卫宪法开通微博自述经过，揭露黑幕，无疑更具杀伤力。

潘茂华说，卫宪法曾和自己说起过，关于赵建新的故事他还打算写这样一条博文：明天是赵建新的周年忌日，平陆官方讣告宣布赵建新是'逝世'；按照平陆县委宣传部的口径，他的离奇死亡是自杀；按照运城市纪检委的通报，赵建新死亡期间因铝矾土厂改制收受贿赂被双规接受调查。赵建新因受贿畏罪逝世？多大点事要去死？不会是被灭口吧？没什么比丢了命更可怜。人死不结仇，可怜了孤儿寡母，可是有些人却用赵建新的尸骨来铺自己的富贵平安路。如果赵建新有罪，罪不至死。如果赵建新无罪，就应该还他一个公道。

有消息称，在贠岩峰控制的新盛公司获得煅烧厂5座黏土矿的过程中，时任常务副县长的赵建新曾在多份文件上签字，并被指有利益关联。2011年底，赵建新被调查并自杀后，新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平陆县水利局副局长贠岩峰也因虚假出资罪被逮捕。

这只是卫宪法在微博中试图提出的一个疑问，事实上，他无疑有更多的疑问要提。

譬如，2006年，煅烧厂被清产核资时，卫宪法以私企名义办理，后为了办手续方便登记在煅烧厂名下的5座黏土矿被认定是煅烧厂的附属分支机构，一并收归平陆县民政局所有。但到2009年煅烧厂改制，平陆县民政局将其转让给新盛公司时，清产核资领导组做出的煅烧厂负债情况则称：截至2009年2月28日煅烧厂企业净资产为负4111余万元，而对这5座价值达数亿元的黏土矿并未作价评估，煅烧厂也因此被零元转让。

与此同时，新盛公司在取得原煅烧厂全部资产后，并未在原厂进行煅烧深加工生产，而是挖掘贩卖黏土矿，目前原厂房设备已经基本废弃，其中一座矿山也已作价2400万元变卖。如果煅烧厂属卫宪法所有，零元转让行为无疑违法，即使该企业不属卫宪法所有，这种行为是否涉嫌侵吞国有资产？

不仅如此，2010年10月29日，夏县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卫宪法被非法拘禁一案，今年5月，夏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处赵科省、杨建勇犯非法拘禁罪，但免于刑事处罚。而作为时任清产核资领导组组长的潘长青却并未被追责。同时身为公务员的贠岩峰出资办企业，被司法机关以虚假出资罪逮捕，如今却能够取保候审……凡此种种，都是卫宪法无法理解，也无力解答的，他希望通过一个更广大的平台，获得更多人的关注，进而还原一个更彻底的真相。

于是，他开通了微博。然而，他也再一次将自己置身于险境。

等待戈多

12月6日，一名操运城口音的男子突然闯入卫宪法在北京居住的一家宾馆的房间，看到房间里还有他人后借故离开。这一变故让卫宪法意识到了某种危险。

在当天的微博中，卫宪法连发3条博文，描述自己的危险处境，其中一条说，如果我的微博有24个小时没有更新，可能我就见不到大家了。我还是很害怕，但我没有办法，从2006年到现在，我已经遇过好几次这样的事情了。

随后，卫宪法在朋友协助下离开这家宾馆，辗转入住一家部队招待所，但是，他的这种预感仍然在一步步地成为现实。8日下午，卫宪法与外界通的最后一个电话是，告诉他的亲戚，自己放在房间的包不见了。随后，他的手机再也无法打通。宾馆的监控录像显示，当日下午的15时50分左右，有一名蓝衣人从容地走进了他的房间。

卫宪法的儿子卫相宇告诉记者，因为忍受不了整日担惊受怕的日子，自己的母亲和父亲离婚了，自己的妻子也和他离婚了。几年来，父亲为了告状，东躲西藏，换了100多张电话卡，但基本上都能联系到，而这一次已经几天联系不到父亲了，所有亲戚朋友也都联系不到他，目前他们已经向当地警方报案。

12月8日，卫宪法更新的最后一条博文是：我想加个V，但加不了。我是个流浪汉，没单位开介绍信。只有这张身份证。它来得不容易。本来办证最长3个月就够了，但我足足等了9个月。

这一次，卫宪法需要等待多久，我们不得而知……(中国网/中华工商时报) 山西省平陆县亿万富翁亿万资产零元转让事件调查

山西省平陆县，地处山西省南端，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在夏朝和周朝时，被称为虞国，平陆境内，地质构造复杂，矿藏丰富，现已探明的矿产资源种类达26种，总储量达20亿吨。尤其是煤、铝、铁、硫、石膏、硅铜、大理石等储量大、品位高、易开采。

60多年前，中学语文课本上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60多年后，“山西亿万富翁遭非法拘禁亿元资产被零元转让”一事，又一次让这个县城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处。

百度百科显示：卫宪法，山西省平陆县人，铝矾土煅烧技术专家。1989年，卫宪法承包了经营不景气的煅烧厂，合同约定期满增值部分归卫宪法所有。1998年，官方确定该厂为私企。但因卫宪法不愿掏被官员讹诈的200万元，而未能及时变更企业性质。

在卫宪法拥有数亿资产的企业后，贠岩峰（员岩峰）等操纵部分基层腐败干部，无视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非法拘禁卫宪法、强行收缴企业全部资产，并以零元的价格转让给贠岩峰。随后卫宪法开始奔走在运城、太原、北京，四处投告。在中纪委、国家信访局、最高人民检察院、山西省委及政府严令督办下，非法拘禁案有了突破性进展，三名官员中的两名被判罪名成立。运城市纪检委高度重视零元转让案，成立专案组，一月内先后两次双规了时任常务副县长赵建新。但就在这关键时刻，赵建新离奇自杀，线索断裂。

2012年12月4日，第12个全国法制宣传日，深受微博63小时秒杀正厅级高官报道鼓舞的卫宪法开通了微博，在微博上陈述冤屈。

2012年12月08日，有位神秘蓝衣人进入卫宪法的房间，之后，卫宪法神秘失踪，生死不明。

一场离奇的经历，一段血泪的控诉，卫宪法的经历一经媒体披露，即在网上博得了无数人的眼球，很多人在对此卫宪法的经历报以同情之余，也在寻求真相到底是什么？

近日，《法制日报》记者远赴山西省平陆县，就该事件展开了深入调查，却发现，此事别有洞天。

法制网记者马岳君

亿万富翁还是负债累累？

赶到到平陆，已过腊八，街上的人们已开始准备置办各种年货了。

与热闹的县城相比，位于县城以东30多公里外的平陆县铝矾土煅烧福利厂，却是一副萧索荒凉的景象，也许只有荒芜的厂房、生锈的设备，才会记得厂子曾经的辉煌。

谁是真正的承包人？

平陆县铝矾土煅烧厂是1986年11月13日平陆县计划委员会《关于成立“平陆县铝矾土煅烧厂”的通知》（平计工（1986）第64号）批准建立的，成立之初是由平陆县民政局拨款和原曹川乡（后改为镇）民政办筹资负责开办，工商登记为集体企业。

1989年1月，乡民政办与煅烧厂职工卫宪法签订《平陆县铝矾土煅烧厂利润承包合同》，

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合同主体：“发包单位：曹川乡民政办简称甲方，承包单位：本厂卫宪法简称乙方”，

主要条款：“一、甲方提供煅烧炉两座，场地15.96亩，房屋六间，价值7.9万元。二、乙方对甲方所提供的财产，在承包期内保本保值。三、承包期限为八年（1989年1月1日至1996年12月13日）。五、每年上交纯利润4.3万元，分两次交清。每年五月底前交1.5万元，次年元月十五日前交2.8万元。八、合同期满增值部份（原文如此，应为‘分’）归乙方所有。”

落款：“甲方单位：曹川乡民政办（章），代表人：梁贵发（签字），乙方单位：平陆县铝矾土煅烧厂，代表人：卫宪法（签字）。”

1989年7月15日，平陆县民政局下发了《平陆县民政局关于卫宪法同志任职的通知》，卫宪法被任命为该厂厂长。

对于承包合同，一份由中国政法大学应松年、赵旭东、李永军，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杨立新，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孙宪忠等教授们出具的《法律咨询论证意见书》（下文简称论证书一）中认为“《平陆县铝矾土煅烧厂利润承包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在合同履行期内，以及在合同履行期满时，曹川乡民政办只对煅烧厂保值部分享有收益权，所有的增值部分全部归卫宪法所有。”

与此同时，另一份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刘凯湘、清华大学法学院施天涛、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刘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梅夏英、黄勇等教授们出具的《法律咨询论证意见书》（下文简称论证书二）则认为：“《平陆县铝矾土煅烧厂利润承包合同》合法有效，但《合同》主体双方是曹川乡民政办和煅烧厂，财产增值部分应当是煅烧厂的法人财产。实际经营者（指卫宪法）作为承包方的代表不能侵犯企业法人财产权。”

记者随即查阅了相关资料，1988年3月1日起实施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第十四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规定，“进行承包经营必须由企业经营者代表承包方同发包方订立承包经营合同，发包方为人民政府制定的有关部门，承包方为实行承包经营的企业”，“企业经营者是企业的厂长（经理），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对企业全面负责”，“企业经营者的年收入，视完成承包经营合同情况，可高于本企业职工年平均收入的1至3倍，贡献突出的，还可适当高一些。”

不过，卫宪法依旧认为，自己就是承包人，厂子的增值部分就应该是属于他的，不但如此，平陆县里很多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包括县民政局的人。

卫宪法是不是亿万富翁？

谁是承包人的问题，可以先放置一边，因为，如果不是卫宪法，此事件就没有调查讨论的必要了，就先假定是卫宪法。

下面就要来弄清楚第二个问题：卫宪法究竟是不是亿万富翁呢？换句话说，煅烧厂究竟又值多少钱呢？

按照前期的一些报道和卫宪法的说法，到2006年，煅烧厂资产已经过亿，后被政府强行无偿收走。

然而在采访中，当地政府却表示，截止2006年，煅烧厂已经严重资不抵债。

时任煅烧厂供应科科长，在厂子工作了六七年的郑广秀对记者说：“煅烧厂的效益当时确实很不景气，厂子也欠了很多债，工人的工资、原料的运费都支付不了。而卫宪法长期不在厂子里，说是出去搞融资去了，其实是出去躲债去了。”

看到厂子效益实在不景气，郑广秀最终选择了跳槽。

然而，时任煅烧厂副厂长的蒋文江，在之前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却有着另一份说辞，“虽然老卫经常外出看病，银行的贷款也快到期了，但厂里的生产经营状况很好，资金也很充足。”

“蒋文江是卫宪法的亲妹夫。”对此，郑广秀这样告诉记者。

记者随后查阅了煅烧厂近几年年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

平陆县工商局的一位老同志告诉记者，要看懂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里的企业生产经营状况，首先要明确几个简单的财务概念，“资产”、“负债”、“净资产（又叫所有者权益）”、“利润与亏损”，“简单地说，资产就是企业一共有多少钱，包括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无形资产等；负债就是外面欠了多少钱，净资产就是资产减去负债，即企业值多少钱，如果净资产为负，就是所谓的资不抵债；利润与亏损就是当年赚了多少钱或者赔了多少钱。”

报告书显示：1994年，利润11.9万元；1995年，利润6.48万元；1996年，亏损7.3万元；1997年，亏损为11.04万元；1998年，亏损8万元；1999年，亏损8万元；2000年，亏损1.1万元；2001年，亏损152万元；2002年，利润10万元；2003年，资产总额2130万元，负债1494万元，净资产总额636万元，亏损额43万元。（2004、2005年煅烧厂未进行年检，营业执照工商部门给出的理由是当时找不到卫宪法。2006年，卫宪法将煅烧厂转承包给齐力公司（即卫宪法后来状告的员岩峰的公司）后，齐力公司进行了补申报，本文在此未采用）。

从这份年检报告中，可以看到，从96年以后，煅烧厂就是亏多盈少，净资产到2003年底也就只有几百万。

2006年，平陆县煅烧厂清产核资组给出的结论更让人瞠目结舌：截止2006年年底，煅烧厂资产总额为22067242元，企业负债高达4300多万，净资产为—1900多万。这其中还未包括齐力公司提出的3000万债权债务纠纷（工作组当时意见，齐力公司的债权待经司法程序确定债权具体数额后，再另行处理）。

据了解，2006年11月27日，清算组通过平陆电视台向社会发布公告，对平陆铝矾土煅烧厂进行债权申报核实，从11月28日至12月4日，提出申报的共355家，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大部分债权，有煅烧厂出具的借条，但却没有入账，4000多万的债务，煅烧厂账面上只有900多万。

从附录的债权明细中，记者看到，借款种类包含借款、贷款、押金、工资、土地租赁费、饭费等各个方面，数目最大的为平陆农行的申报数1700多万元，账上却只有360万元，数目最小的为一名叫庄学荣申报的工资60元。

之后，审计部门对煅烧厂的财务审计出了11项问题，其中金额最大的一项就是，农行贷款800万元的资金去向，企业银行存款账面未体现。

“审计结果出来后，卫宪法就又找不见了，煅烧厂的账本也不见了，”一位参与当年清产核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时，平陆公安局曾对此立过案，后来不知为何又不了了之。

粘土矿权归属归谁

既然煅烧厂净资产，为什么卫宪法会称自己坐拥亿万资产呢？卫宪法表示，煅烧厂名下还有五个粘土矿，但是，2006年资产核资时，未对此采矿权进行评估。

卫宪法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承包煅烧厂后，先后以曹川镇柏崖低耐火粘土矿、曹川镇郝刘庄耐火粘土矿、曹川镇曹河耐火粘土矿、曹川镇朝阳坡耐火粘土矿、曹川镇冯家底耐火粘土矿的名义办了5个采矿证，五个矿区总面积2.6278平方公里，保有铝矿石总储量达300.03万吨（当时，以粘土矿的名义采集铝矿石，在平陆当地很普遍，2008年，山西省一次非煤资源整合已将此事纠正），按照现在的铝矿石价格，几个粘土矿总价值早已达到数亿。

卫宪法说，采矿证在他承包时，是没有的，这是他以私企名义办理，后“为了办手续方便才登记在煅烧厂名下”的，属于煅烧厂的增值部分，应该归他所有。

有人曾对此事打了比方，“老卫承包煅烧厂就好比一个人租房子，他租的时候房子里只有一张床，后来老卫自己掏钱添置了家具被子，你不让他租房子的时候，不能把人家的家具被子也要走吧。”

对此，《论证书一》也认为，“按照承包合同第八条规定，承包经营增值部分均属于为（应为卫，原文如此）宪法所有，卫宪法取得的采矿权当然也属于卫宪法所有。”

事情的真相是否真的如此呢？

2011年11月17日，运城市纪检委对此事立案调查后，运城市国土部门给运城市纪委的一份《关于平陆县铝矾土煅烧厂下属五座矿山采矿权权属问题的核查报告》中这样写到：“九十年代初，矿产资源管理工作刚起步，无证开采现象较为普遍。平陆县煅烧厂成立后，生产范围是开采曹川地区境内铝矿石，自采矿石，自己煅烧，实际上也是一种无证开采行为。八十年代后期，国家强调规范程序，有序开采，开始实施采矿许可证制度。但因私挖滥采问题由来已久，在具体工作中，大多采取‘先上车，后买票’的方式，逐步规范矿产资源开采顺序。在此背景下，1990年至1997年，平陆县煅烧厂先后取得五座矿山的采矿许可证。总生产规模每年8.5万吨，保有总储量300.03万吨。”

运城市国土部门得出的结论是，“五座矿山的采矿权应属于平陆县铝矾土煅烧厂集体所有。”理由一：“从登记情况看，五座矿山的《采矿许可证》申请单位均为平陆县铝矾土煅烧厂；申请登记表使用的均是山西省集体矿山企业采矿申请登记表；采矿权人为平陆县铝矾土煅烧厂。”理由二：“法律上，国家在1998年以前，法律规定的采矿权取得方式是国有或者集体企业通过审批，无偿获得，不允许个体开采“国家不开采的小矿床”，直到1998年《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颁布后，才允许个体性质的企业办理小矿床采矿证。”理由三：“从储量上看，按照有关规定，五座矿山不属于零星分散的矿产，只有集体企业才可以取得如归规模的采矿权。”

一位从事矿山开采工作的朋友向记者进一步解释说，2006年煅烧厂的采矿许可证与如今交过资源价款获得的采矿证不同，主要特点，一是煅烧厂的采矿许可证是无偿获得的，二是这种许可不是把整个矿山都许可给了采矿者，而是每年许可了一个开采量上限，可以少了，但不能多了，三是这种许可是有时间限制的，一般是两到三年，到期后，被许可人可向国土部门提出延续，能不能继续被许可，要视情况而定。

“简单一句话，”这位朋友说，“煅烧厂获得的，就是一个一年可以开采8.5万吨铝矿的一项权利，而按照当时的铝价，全开采出来，一年也就是几百万的毛利。”

于是，有人也打了个比方，“老卫租了房子，通过装修、购买家具，让房子增值了，增值部分应该是他的，但是，房子的地皮因为国家政策涨价了，不能算是他的吧？”

同时，《论证书二》中，则有这样的表述：“煅烧厂改制前其所取得的采矿许可权，仅仅是一种行政许可，不具有‘用益物权’的性质，不能进行转让，所以该等不能作为无形资产进行评估。”

查阅了煅烧厂近几年年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平陆县工商局的一位老同志告诉说，要看懂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里的企业生产经营状况，首先要明确几个简单的财务概念，“资产”、“负债”、“净资产（又叫所有者权益）”、“利润与亏损”，“简单地说，资产就是企业一共有多少钱，包括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无形资产等；负债就是外面欠了多少钱，净资产就是资产减去负债，即企业值多少钱，如果净资产为负，就是所谓的资不抵债；利润与亏损就是当年赚了多少钱或者赔了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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