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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纠纷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发展与中国应对重大成果、吴汉东的学术观点
吴汉东的学术观点 (一)
答综述
经过二十多年的学术探索与追求，吴汉东教授在知识产权法和民商法领域均作了诸多开拓性的研究，在不少问题上为后来者奠定了研究的基础，开拓了研究的视野，特别是在知识产权基础理论、无形财产权理论、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等方面的研究，始终处于学术前沿。
知识产权基础理论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吴汉东教授先后在《法学研究》、《法学评论》、《中国法学》等刊物上发表一系列文章，首次提出了知识产权理论范畴，对知识产权基础理论进行体系化研究，其观点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
（一）知识产权的本体、主体、客体制度
吴汉东教授认为知识产权的客体是一种没有形体的精神财富，客体的非物质性是知识产权的本质属性所在，也是该项权利与财产所有权的最根本的区别。对于这一新型权利，在理论上难以采用罗马法以来的物权学说加以阐释，在立法上，也不能简单搬用有形财产的权利保护方法。基于平等精神，知识产权主体制度在原始取得、继受取得及国民待遇方面有别于一般民事主体制度。此外，吴汉东教授倡导在知识产权法领域建立知识产品范畴，以概括科学、技术、文化等精神领域的各类权利客体。同时，他对前苏联法学家将此类客体统称为“创作活动的成果”与我国法学家关于“智力成果”的传统说法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并以比利时法学家皮卡弟的学说为基础，对知识产品的概念、特征与分类进行了描述、说明与概括，认为其种类主要有创造性成果、经营性标记与经营性资信。
（二）知识产权的法律定位
吴汉东教授对知识产权法进行了细致的定位分析，探讨了知识产权法与民法的关系，认为知识产权是民法对知识形态的无形财产法律化、权利化的结果，属于民事权利的范畴。通过对各国立法体例的考察，他认为在立法史上，凡是范式民法典都没有知识产权编，凡是规定知识产权编的民法典都不是范式。他指出，当代知识产权法是一个综合性、开放式，且最具创新活力的法律规范体系，但是考虑到现代知识产权法含有程序法及公法的规范内容以及其权利范畴不断变动、发展的状况，因此该类制度可单行立法，采取民事特别法的体例较为适宜，而不必整体纳入民法典。吴教授认为，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宜在民法典作原则规定，但同时保留民事特别法的体例。
（三）知识产权的基本属性
关于知识产权的基本属性问题，我国理论界一直未予足够的关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教科书及相关著述，多将知识产权表述为一体两权，即认为知识产权具有财产权与人身权的双重属性；90年代的知识产权学说，一般从民事权利体系出发，将知识产权区别于财产所有权，对其作出无形财产权的定性分析。但是，关于知识产权的这种认知仍是不完整的。吴汉东教授以《知识产权协议》与《世界人权宣言》为依据，以经典学说观点为参照，从历史考察与现状分析的角度，提出知识产权的私权与人权属性。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在序言中宣示“知识产权为私权”。在诸多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中，《知识产权协议》第一次明确界定了知识产权的本质属性，即以私权名义强调知识财产私有的法律形式。以《世界人权宣言》为代表的主要国际人权公约都赋予了知识产权的人权意义。这种权利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创造者对自己的智力创造成果所享有的权利，其次是社会公众分享智力创造活动所带来利益的权利。吴教授认为这一规定揭示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均衡保护思想，即知识财产独占权的保护与知识财产利益的合理分享，它们构成了现代知识产权法的完整内容。
吴教授主张，私权与人权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就人权体系而言，私人财产权即是人权的基础性权利；就知识产权本身而言，它既具有私权属性，同时又直接构成基本人权的内容。在私权与人权的统一范畴中理性把握与认知知识产权，有助于全面考察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价值理念和社会功能。
无形财产权理论
在现代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的推动下，非物质财富成为社会重要的财产类型，非物质财产的法律制度处于不断的变革之中。吴汉东教授先后在《法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撰文提出无形财产权制度的基本理论问题，并在《无形财产权制度研究》一书中作了详细的阐述和论证，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
（一） 无形财产权基础理论
财产是民事权利的重要客体，是社会经济运动的基础，吴汉东教授认真考察了财产制度从古罗马到现代的萌生及发展变革的过程，着重探讨了当代无形财产权制度的四大发展和变化：传统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不断扩大；新型知识财产陆续出现；经营标记的财产价值日益受到重视；商业秘密与反不正当竞争纳入知识产权体系。
物、财产以至无形财产在我国法学及经济学著述中被经常使用,且多在转换意义中使用,因此,学者们多存歧义。吴汉东教授就财产与物这对术语作了仔细的辨析，指出在概念的内涵上（即权利的对象性），财产与物具有客体的同样意义；而在外延上（即客体的指向范围），财产与物所包容的要素并不是等同的；物为一切财产关系最基本的要素，是所有权以及其他物权之客体，因此对物的概念不宜作过于狭义的解释。吴汉东教授并不赞同将智力创造性成果概称为无体物，剖析了作为客体的财产权利是一种制度产品，而作为客体的智力成果是一种精神产品。在对知识财产、无形财产与知识产品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吴汉东教授认为知识产品不仅概括了知识形态产品的本质涵义，明显地表现出客体的非物质性。而且它突出了在商品生产条件下的商品属性和财产性质，因而应将知识产权的客体表述为知识产品，而不是物或智力成果。
作为近代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无形财产权是有别于传统财产权的一项新型民事权利，因而难以采用罗马法以来的物权理论加以阐释。吴汉东教授以民法学理论为基础，对无形财产权的本体、主体、客体制度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指出客体的非物质是无形财产权的本质属性所在，也是该项权利与传统意义的所有权的最根本区别。他概括了无形财产主体制度的三大重要特征：一是无形产权的原始取得，从创造的身份资格为基础，以国家认可或授予为条件，二是无形财产权的继承取得，往往是不完全取得或有限制取得，从而产生数个权利主体对同一知识产品分享利益的情形，三是无形财产权制度对外国人的主体资格，主要奉行“有条件的国民待遇原则”，以有别于一般财产权法所采取的“有限制国民待遇原则”。
通过对无形财产权的利用、限制、保护、管理、经济分析以及它与反不正当竞争之间的关系等等多角度、全方位的分析，吴教授成功地构筑起无形财产权的基础理论体系。
（二） 无形财产权具体制度
吴汉东教授认为，以知识产权名义统领下的各项权利，并非都是来自知识领域，亦非都是基于智力成果而产生，“知识”一词似乎是名不副实。从权利本源来看,主要发生于智力创造活动与工商经营活动；从权利对象来看,则由创造性知识及商业性标记、信誉所构成。因此,“知识产权”一词在众多无形财产面前已显得力不从心。由于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财富形态的变化，财产越来越多地变为“无形的”和“非物质的”，因而应当对传统上并不被认为是财产或财产权利的权利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保护。有鉴于此，吴教授主张，在民法学研究中，建立一个大于知识产权范围的无形财产权体系，以包容一切基于非物质形态（包括知识经验形态、经营标记形态、商业资信形态）所产生的权利。具体包括：
1、创造性成果权。包括著作权（含著作邻接权、计算机软件权）、专利权（含发明专利权、实用新型专利权、外观设计专利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商业秘密权（含技术秘密权、经营秘密权）、植物新品种权等。
2、经营性标记权。包括商标权（含服务商标权）、商号权、原产地标记权、其他与制止不正当竞争有关的识别性标记权。
3、经营性资信权。包括形象权、商誉权、信用权、特许经营权。商业人格利益泛指经营领域中诸如商誉、信用、形象等各种资信。资信类财产本身不具有外在的形体，其无体性指向的是一种商业人格利益。这种商业人格利益在产权制度创新的过程中，被赋予无形财产权基本品格。
吴教授对商誉权、信用权和形象权提出了新颖的见解，他认为，商誉是一种非物质形态的特殊财产，由此所生之权利当为财产权。商誉权虽然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但与传统的知识产权相比，又具有非确定的地域性、非法定的时间性、非恒定的专有性等显著特征，并建议在我国民法中规定商誉权为一项独立的知识产权，并采取直接保护的方式，即直接确认商誉权及其侵权责任；吴教授通过信用制度的历史考察，从经济学与法学的角度分析了信用的语义，并将其界定为偿债能力的社会评价，他认为在民事权利体系中，信用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资信利益，是一种与所有权、债权、知识产权与人身权相区别的无形财产权，并建议在民事立法中确认信用权的独立地位。吴教授关注到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知识形象的某些特征具有“第二次开发利用”的价值。这种利用的目的，并不局限于该形象的知名度与创造性本身，而在于该形象与特定商品的结合而对消费者带来的良好影响，这即是“形象的商品化”。知名形象在商品化过程中，产生一种特殊的私权形态，它已不是人格意义上的一般形象权，而是具有财产价值的（商品化）形象权。形象权与知识产权关联性极大，但真实形象不是著作权的保护对象，虚构形象也不完全符合专利权、商标权的保护条件，形象权是一项独立的无形财产权。
财产权体系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新的财产权类型不断涌现，旧的财产权制度渐次嬗变，从而对传统的私法制度带来重大的冲击，也给民法学界如何重新构建财产权体系提供了认真反思的空间。吴汉东教授在总结无形财产权理论的基础上，主张对当代财产权体系作出新的安排，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一）财产权类型扩张与制度变革
财产权、人身权的两分法以及物权、债权的二元结构，是传统财产制度体系构建的基本范畴。吴汉东教授精辟地指出，尽管财产权的基本分类与体系构建的一般理论有着其合理意义，但也不能将其看作僵化的分析模式，因而应当适应财产权类型扩张的时代需求，对财产权制度进行创新与变革。
他关注到由于所有权各项权能的分离,产生了与所有权迥异的财产权――股权与信托权；考察了在客体物利用途径不断扩展的情况下,他物权制度得以重新规制,出现了环境物权、区分地上权和空间役权等等新型用益物权；把握到债权的“物权化”与“证券化”使得物权与债权的界限日益模糊,租赁权与票据权利由此具有了新的法律属性;分析了知识形态的各种新财产不断涌现,从而导致现代知识产权体系不断扩充;探讨了一般人格利益向商业人格利益的逐渐演变,从而在现代法的框架下构建了与传统人格权有别的商事人格权。
（二）财产权体系的理论建构
吴教授认为，在进行财产权的法律构造时，既要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又要注重内在逻辑的联结关系，即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在构建财产权体系时可以遵循大陆法系的传统，继续采用物权、债权的称谓，但不必坚执所有权绝对中心的理念，也无须恪守物权、债权的二元结构。现代的财产权体系，应是一个开放的制度体系、多元的权利范畴。
他主张，我国的财产权体系包括以下三个部分，即是以所有权为核心的有形财产权制度、以知识产权为主体的无形财产权制度、以债权、继承权等为内容的其他财产权制度。在有形财产权范畴中，除所有权外，还应包括土地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空间利用权、典权、居住权、相邻权以及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等担保物权；在无形财产权范畴中，除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商号权、地理标记权、植物新品种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商业秘密权等知识产权外，还应包括商誉权、信用权、形象权、特许经营权等非物质性权利。其他财产权包括债权、继承权以及一些具有独立意义的财产权，如股权、信托权、票据权利等。该类权利有些是请求性财产权，有些则是兼具物权、债权属性的特别财产权。
（三）财产权立法与民法典编纂
自罗马法以来，经过众多立法者和法学家的培育，财产权制度已经形成成熟的概念构成，并产生了具有不同风格的制度体系。吴教授认为，我国的财产权立法，必须采取融经验与理论于一体的建构方法，遵循严格的逻辑概念与体系要求，将各类财产权制度整合于民法典的框架中。
大陆法系有两种民法典编撰模式，即法学阶梯式与潘德克吞式，它们关于财产权体系的构建，在19世纪的范式民法典中作了十分经典的表现，但是，它们各有其弊端。吴教授认为，我国未来的民法典可以考虑借鉴20世纪的范式民法典——荷兰新民法典的做法，设置一个财产法或财产权总则。他主张首先应当对财产进行定义，为建构开放的财产权体系提供基本的概念构成；其次，规定“物权一般规则”，以抽象、概括不动产物权和动产物权、所有权与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共同适用的总则规范；第三，规定“债权一般规则”，以统领单独设编的合同法和侵权法，并涵盖不能另行归类的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第四，规定“知识产权一般规则”，既解决知识产权制度“入典”的问题，又能保留其民事特别法的单行体例。吴教授认为，到目前为止，民法典不专编系统规定知识产权，已为多数学者为共识。知识产权制度虽不平行移植入民法典，但在民法典中做出一般规定依然是有必要的；最后规定其他财产权，以包容物权、知识产权、债权、继承权等未能涉及的其他财产权利。
知识产权的发展战略
在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后，吴汉东教授就审时度势地指出知识产权战略是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是中国实施市场竞争的战略重点，是中国进行对外贸易的战略举措，成为当时最早提出战略的学者之一。新国际贸易体制的形成，新技术革命的产生以及新民事立法浪潮的出现，都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与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他指出知识产权法应当不断修改完善，顺应历史潮流，逐渐步入国际化、现代化与法典化的战略发展道路。
吴汉东教授指出，知识产权制度的国际化特征表现了这一制度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则在全球范围的普适性。但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国际化，并不等于在保护内容、保护标准、保护水平等方面的全球法律规范的统一化。按照“最低限度保护”原则，各国立法提供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得低于国际公约规定的标准，这即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国际化的一般要求。中国既是一个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在知识产权制度国际化的进程中应当针对我国发展的不同阶段而规定不同的战略措施；既要考虑现实利益，又要具有超前眼光；既要遵循国际公约规定，保护外国的高新技术，也要推动国际合作，保护本国的传统知识。
他认为，知识产权制度的现代化特征，表现这一制度与时俱进的时代性。知识产权法从其兴起到现在只有三、四百年的时间，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法律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相互作用、相互创新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讲，各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差异，实质上反映了国家间科技、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因此，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必须保持其时代先进性，即通过法律制度的现代化去推动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立法体例的选择，不仅是一种法律传统、法律文化的偏好，而且涉及立法技巧、立法规则的运用，还应受制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等因素的影响。基于各国立法例的历史考察与现状分析，以及对于知识产权制度定位的认识，吴教授认为，无论何时采取何种途径，法典化将是中国知识产权立法的必由之路。
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吴汉东教授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率先对著作权领域的重大难题——合理使用制度作出了系统、具体的深入研究，成为我国知识产权学界首位对合理使用制度进行专题性研究的学者。他以民法学理论为基础，综合运用法历史学、法哲学、法经济学、比较法学、宪法学等研究方法，对合理使用制度进行多维度的分析和研究，并且兼顾了实践性的应对策略探索。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一书，得到学界的高度称誉。
（一）合理使用制度的交叉学科研究
追求方法创新、理论创新一直是吴汉东教授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学术要求。他从其发展历史的探索、哲学基石的构建、经济品性的透视等研究入手，清晰地勾勒出合理使用制度的理论框架，动态地反映出合理使用制度的基本内容，全景地体现出合理使用制度的多学科研究轨迹。
吴教授认真发掘出合理使用制度创设的立法动因——平衡精神，探讨了该制度从判例法到成文法的创制历史；将价值法学理论首次导入合理使用制度之中，赋予其哲学意义；剖析了合理使用制度的法律价值——“理性的公平正义原则”，指出该原则是由公平性、平等性、公益性、合理性诸原则构成，并且得出了结论：“合理使用的价值目标，在于协调创作者、传播者、使用者三者的利益关系，通过均衡保护的途径，促进文化、科学事业发展”；将经济分析纳入著作权研究也是吴教授研究方法创新的大胆探索，他指出，在合理使用领域，效益价值与正义价值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信息——公共产品理论表明，著作权的设定使得信息的产生者通过市场交易得到成本补偿；而根据不相容使用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构建合理使用制度的目的，在于合理划分创作者和使用者的权利区域，减少额外交易成本，实现信息资源优化配置的良好效益。同时，吴教授采用帕累托标准、市场均衡状态、成本——收益模型等理论，概括和描述了合理使用诸规则即正当使用、公平诚信使用、有限使用规则的经济品格。
（二）合理使用制度的宪法学研究
吴教授开拓性地将宪法学探讨导入合理使用制度的研究，他认为，合理使用与公民宪法权利紧密关联，是公众利用作品进行信息交流与传播的法律形式，是公民实现表现自由权利的基本条件。他发现，西方国家在相关问题的立法和司法上呈现出两大趋势：一是对新闻作品进行有限的权利保护，从而造成合理使用的阻滞；二是赋予合理使用以准宪法权利的意义，对合理使用所涉及的权益以优先保护。通过探讨合理使用制度的私法基础，也凸现出吴教授对该问题研究的崭新视角。
（三）合理使用制度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合理使用相关制度的比较分析，吴教授在内涵上准确界定了合理使用制度的法律定位。他对合理使用中合理性判断标准的悉心研究，进一步为合理使用制度的确立和构建提供理论上的标准，从而找到了合理使用中这一最为艰深的难题的基本解决途径。此外，吴教授还前瞻性地探讨了现代传播技术对合理使用制度的影响，具有理论开拓意义和实用参考价值。
根据八年级所学的知识，怎样正确认识台湾回归？ (二)
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十分重视通过立法保护知识产权，并特别强调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与国际接轨，参加了一系列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在国内立法中也注意借鉴国际通行做法。但与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下简称《知识产权协定》）的要求相比，尚有一些差距，入世对我国知识产权法制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一、我国知识产权立法的不足之处
《知识产权协定》主要规定了对版权和相关权利（包括计算机程序和数据汇编）、商标、地理标识、工业设计、专利、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未披露的信息等的保护问题，它与保护知识产权的有关国际公约如《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罗马公约》、《华盛顿公约》等的规定是协调一致的，并对这些公约的规定有所补充。该协定主要规定了各类知识产权的最低保护水平和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的措施与力度方面的要求。
与《知识产权协定》的要求相比，我国知识产权立法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1）保护客体不全面。我国有关立法的保护客体是版权和相关权利、商标、专利（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计算机程序和数据汇编、未披露的信息（即商业秘密），但不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地理标识。（2）救济措施不完备。例如，商标法、专利法规定商标评审委员会、专利评审委员会作出的复审决定是终局的；没有规定司法当局可以采取临时措施等。（3）保护力度不合要求。例如，著作权侵权行为人对权利人提供的民事赔偿，往往不足以弥补权利人的损失。
二、为适应入世需要对知识产权立法进行的完善
为了适应入世需要，我国新制定了《半导体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对半导体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予以保护，并对有关法律、法规进行了修订。依《知识产权协定》有关条款所作的修改主要包括：（一）著作权法：将计算机软件和电影作品出租权作为一项独立财产权予以保护，规定对数据库等汇编作品给予保护，对“合理使用”的原则与情形重新予以界定，规定司法当局为了防止任何延误给权利人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或者证据灭失，可以采取临时措施，并且加重了侵权行为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加大了对其行政惩罚力度。
（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对软件著作权人的权利做了细化，并对各项权利的内容做了界定，将软件著作权的保护期改为自然人终生及其死后50年、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50年，并且缩小了“合理使用”作品的范围、加大了对制作、贩卖盗版软件行为的打击力度。
（三）商标法：将商标的构成要素由原来的文字、图形及其组合，改为包括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和颜色组合以及这些要素的组合；在禁止使用的要素中，增加了官方标志、检验印记；明确规定对驰名商标给予保护；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复审决定向法院起诉；加重了商标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加大了对商标的司法保护力度，并规定司法当局为了防止任何延误给权利人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或者证据灭失，可以采取临时措施；增加了对地理标识、证明商标以及团体、协会或者其他组织持有的集体商标的保护。
（四）专利法：增加规定产品的专利权人有权禁止他人许诺销售其专利产品；加重了专利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加大了对专利的司法保护力度，并规定司法当局为了防止任何延误给权利人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或者证据灭失，可以采取临时措施；规定对专利评审委员会就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的有关问题作出的复审决定，当事人可以向法院起诉。
此外，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的实施条例或者实施细则，也将作出相应修改；《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的规定与《知识产权协定》第4节的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边境措施的规定是一致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与《知识产权协定》第27条关于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要求是一致的，这两个行政法规这次无需修订。
三、为适应入世需要清理的地方有关规定
有关知识产权的立法应由国家制定，因为知识产权保护具有严格的属地性，一般以一个国家的整个领土为保护范围。所以，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实体标准如保护期限、专利申请维持费与年费的标准等，应由国家统一作出规定。
但是，过去我国许多地方制定了在各自辖区内适用的有关商标的实体保护制度，比如省一级的“著名商标”、地（市）的“知名商标”等。它们往往规定只有获得本地（市）知名商标的，才能申请本省的著名商标；只有获得本省著名商标的，才能申请国家的驰名商标。而且，只有在本地有生产基地的企业的产品，才能申请本地的知名商标、著名商标。这类规定就限制了企业申请国家驰名商标的权利，不利于我国企业获得“驰名商标”，从而不利于我国产品将来走向国际市场、获得其他WTO成员的自动保护。这些规定实际上设立了知识产权的实体标准，并且是以各地方的行政管辖区域为保护范围的。因此，在这次地方性法规等的清理中，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以下简称“两办”）要求地方废止这类规定。
为了便利专利等的申请，有些地方制定了一些申请专利手续及有关费用方面的规定。在这次地方性法规的清理中，“两办”要求地方按照法制统一原则，修改或者废止与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规定，并要求按照WTO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对不同成员的知识产权持有人同等对待，对其他成员知识产权持有人与本国知识产权持有人同等对待。
为了便利知识产权纠纷的解决，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有些地方制定了一些行政性争端解决程序及收费方面的规定，比如，规定了专利权人申请行政机关对侵害其专利的行为采取措施，对有关知识产权的纠纷进行调处的程序以及与此有关的收费。这些规定也要求按照法制统一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的要求进行清理，该修改的修改，该废止的废止。
0回答者： zyc885 - 总兵 十一级 12-19 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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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带来的影响
1999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这预示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步伐在加快。可以说，我们国家经过十几年艰苦的长途跋涉，已经来到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大门口。
中国"入世"后，要全面履行自己在知识产权领域中承担的权利与义务，这对于我国知识产权工作的发展必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在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管辖的范围内，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和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一起，构成了约束所有缔约方的主要内容之一。按照协议要求，我们必须完善有关的知识产权法律。我国专利法经过1992年修改，在保护范围与保护水平上，已经基本上符合了协议的要求。
我们拥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是，当我国与其他缔约方在知识产权方面发生争端时，可以适用世贸组织统一的争端解决机制。这个争端解决机制一方面有助于减少或在一定程度上扼制过去极少数发达国家动辄使用的肆无忌禅的单边报复的行为，使我们在可能与发达国家发生的知识产权争端时，能够在协议的框架下通过多边谈判解决争端；另一方面，也对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我们不能对有关缔约方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利提供有效的保护，就有可能被终止应享有的减让等优惠待遇，直至受到交叉报复和跨部门报复。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特别是对假冒、盗版行为进行有效、有力地打击和制裁，就已经成为我国"入世"后必须要履行的义务，这当然也是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我们面临的重大任务是，必须迅速地提高我国企事业单位掌握和运用知识产权的能力和水平，以适应"入世"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形势的要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们要全面履行自己承担的各项义务，特别是在按照WTO要求降低关税、开放国内市场的形势下，我们的企业要生存、要发展，就必然要在技术进步、技术创新上下功夫。技术的创新与进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更多地要依靠和运用知识产权制度来激励，来保护。如果我们的企业能够更好地掌握和运用知识产权来参与市场竞争，就能赢得更多的主动。但是，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特别是专利保护所达到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专利在大量企事业单位还是一片空白。我国上万个大型的企业一年的发明专利申请还赶不上日、美一个公司的申请，向国外申请的专利更是微乎其微。据统计，我国十几年来在国外申请的专利只有2000多项，而日本索尼、日立等公司一年在国外就申请四五千件，差距之大，可想而知。
世贸组织的前身关贸总协定是迄今为止管理贸易的唯一多边性文件，享有"交通规则"之称，成为解决国际贸易纠纷的依据。关贸总协定1948年1月生效，80年代开始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将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列入议程。1986年9月15日，在乌拉圭埃斯特角城召开总协定缔约国部长级会议，先后有108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谈判，会议上就是否将知识产权问题纳入乌拉圭回合谈判内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直到会议闭幕的前一天，在一揽子妥协的基础上，各方才勉强同意将知识产权谈判写进部长级会议宣言，纳入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内。乌拉圭回合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谈判，经历了五年多的时间，终于在1991年12月18日，初步达成了《与贸易有关的（包括假冒商品贸易）知识产权协议（草案）》。这个协议共有7个部分，包括总则及基本原则，有关知识产权有效性、范围和使用标准，知识产权的实施，知识产权的取得、维护和相关程序、争端的防止和解决，过渡阶段的安排，组织机构等共72条。这个协议的内容涉及知识产权的各个领域，不仅在很多方面超过了当时国际条约对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规定，而且把关贸总协定关于有形商品贸易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具体规定引入了知识产权领域，强化了执行措施和争端解决机制。同时，还详细规定了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实施程序，包括行政、民事、刑事程序。并规定，今后各缔约方的国内法律均应向该协议靠拢，任何缔约方未能按照协议对外国知识产权提供有效保护的，受害方可按照关贸总协定争端解决程序中的交叉报复规则，对侵权方进行交叉报复。
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形的财产权，由智力劳动者对其成果依法享有的一种权利。在当今的国际经济贸易中，知识产权保护涉及的领域在逐渐加宽，份量在逐渐加大。在未来的国际贸易竞争中，知识产权将是竞争的焦点
一是对民族文化的影响。外来文化产品通过新的传播载体如互联网传播，对中国文化产生一些影响。怎样在开放的环境下和多样性的潮流中坚持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我们在满足公众文化需求方面还要经历考验。
二是知识产权保护。这既是影响国际关系的问题，也是我们关注的热点。随着文化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的推进，我国确实需要大力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我们民族创新的能力。如果让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继续干扰出版市场，不仅带来市场秩序的混乱，也将带来不公平的竞争，带来不良的文化，还会对民族创新能力造成危害。
当然，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立时间很短，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巩固完善。有些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对中国的过于苛求并不合理。我们打击侵权盗版的决心不动摇，力度很大，国际社会都看到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下这么大的力量来“扫黄打非”，来保护版权，连美国人都非常赞赏我们的态度。但是，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时间，需要过程，需要国际社会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不要动不动就拿这个东西对中国施加压力，成为影响我们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借口。这样做，对中国、对外国，都没有好处。我相信，这两个问题我们能解决好。
对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发展与中国应对重大成果，看完本文，小编觉得你已经对它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也相信你能很好的处理它。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未解决，可以看看酷斯法的其他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