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肯定就是反腐败了。

任何试图梳理十八大后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施政特点的观察者都不会遗漏“以零容忍的高压态势遏制腐败蔓延”这一条。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同样全心全意、满怀热情地支持这样一种努力，并愿意积极地投身其中，因为稍微有一点法律和世界史常识的人就知道，反腐败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走向更为文明、法治和现代的社会所不可或缺的。正如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专栏评论所说，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这场反腐斗争是值得称赞的。许多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从印度到印度尼西亚，都充满了腐败。几乎仅有中国政府采取了行动”。

2014年7月28日，被中国媒体跑时政口记者“盯梢式”关注的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再放大招“占据各网站头条”，三位中央纪委的干部以一种类似美国“拉里金（Larry King）”脱口秀的方式，介绍了中国有关方面的反腐努力和下一步的工作思路。那位看上去略显疲惫的谢光辉主任言简意赅总结了民望日隆的习近平同志的反腐思想——一是零容忍，二是老虎苍蝇一起打。因为谢主任是专业人士，我相信他的总结相当权威。作为一个时政评论人和曾经的法科学生，我也注意到习近平同志在阐述其反腐思想时，同样强调过一个重要的观点，那就是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反对腐败。

必须承认，有着5000年悠久历史的中国，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传统方面，是相对欠缺的。有法不守，执法不严的问题还很突出，以至于香港影星成龙去年参加全国政协会一上来就炮轰这个问题，拿了一个满堂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的立法，难免更像是一种“宣传”和“表态”，而欠缺对其实际可执行性的深入考量。

以引发舆论强烈争议的“收5000块就按受贿罪判的起刑点是否合理”而论，我知道，支持一毛钱也定受贿罪给他抓起来的观点具有天然的“道德高地”——看，我是多么地痛恨腐败啊。然而，冷静地坐下来思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过低的起刑点带来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一是鼓励“破罐子破摔”效应。1998年在北京某区检察院刑事起诉科实习的时候，我大概了解到，收5000块判刑，1万1年有期徒刑，多1万增1年，10万就10年。因为我国有期徒刑法定上限是15年，这样超过15万，就按无期来，再后面就死刑。明面上非常合理，打击贪腐力度也很大。但是反过来想一想，如果你是一个贪腐官员，是不是只要受贿金额超过30万或者50万，往后再多收就没什么差别了呢？难道你还能让我死两次不成？所以，干脆眼睛一闭开始“大捞特捞”吧，为什么一抓贪官就是一个数额巨大的？不能不说这样的立法规定是有一定负激励作用的。动机美好的立法，起到的作用并不一定都美好，何况这还是1997年的规定。

二是法官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难以规范。纵览世界各国，不管是成文法的大陆法系还是判例法的英美法系，法官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都是司法有效运作的重要基础，毕竟法条和既有判例是死的，每一个案子却都有丰富到无以复加的细节。但我们又必须认识到，如果不对法官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加以规范，则司法公正公平无法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张军同志就曾指出，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许多涉案金额为几万元的案件，并没有被移送到法院；但一旦移送过来，法院又得依法判处，这本身就缺乏社会公正性。

三是加大对腐败的打击力度不能过度依赖“重刑主义”。重刑主义又称重典主义，是指以严刑酷罚、轻罪重刑和原心论罪等为主要特征的刑罚思想。重刑主义是古代社会刑罚思想的一大特色，世界各国概莫能外。在中国古代社会，重刑主义“源远流长”，并且对近现代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都知道明代朱元璋曾经对贪官实行“剥皮实草”等酷刑，结果却并未能有效杜绝腐败的滋生和蔓延。说到底，还是明代官员处于一种彻底的人治环境下，官员权力如此之大，又缺乏必要制约和监督，以杀止贪难以遏制其贪念。

事实上，从人性的角度来看，1%被处以死刑的风险和50%被判刑3年的风险，后者对人的震慑效果反而更大。也就是说，减少“犯罪黑数”即不受惩罚的犯罪者（所谓的腐败存量）、不让贪腐者逃脱法网才是关键。至于刑罚是否够重，是不是要杀掉犯罪嫌疑人，从预防犯罪的角度而言，并不是第一位的要素。而减少犯罪黑数，首先需要反贪司法机构有效率的工作，其次则需要切实加强包括舆论监督在内的各种外在监督力量，提高其被发现、被曝光的几率。同时，要让刑罚“落实到位”，最近高法高检联合推动的对职务犯罪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制度的改革，就很有针对性。

总之，5000块钱甚至更低起刑点的反贪腐思路听上去很美、很正义，但现实却很骨感。既然我们制定法律是真心实意打算让它落地生根的，那么，还是应该从实际出发。（风过耳）

通过上文，我们已经深刻的认识了贪污和受贿的区别，并知道它的解决措施，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们就不会惊慌失措了。如果你还需要更多的信息了解，可以看看酷斯法的其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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