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基层没有那么多的警察，县衙就是最基层的办案单位，县令既是公安局长，也是法院院长，往往发生了案件，第一个到现场的也是县令，他既得破案，又得审案。而面对情况复杂的经济纠纷案案件，他们一样凭着自己的爱民情怀，靠着自己的智慧和细心，还百姓一个公道。我们不妨从史籍里撷取几例古代比较经典的处理经济纠纷案件，来看一看古代都是如何做的。

小额经济纠纷也巧妙处理

在古代，因为经纠纷引发的案件也很多，包括小额的经济纠纷也会告官主持公道。那时也有甚至因为一文钱处置不当而发酵成大案。明代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就讲了唐代一起因为一文钱诱发的惨剧，起先因为小孩子间一文小钱的闹剧，由于家长开始不恰当的处理，再到后来官府追究破案不力，致使事情步步发展，最终导致六人先后丧命，两人被关进死牢。“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这个故事令人警醒。

然而在清代康熙年间被誉为“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龙，不仅善于破大案而且对民间微小的经济纠纷，也能处置于初发之时，赢得百姓的赞誉。民国初期的《清代名吏判牍七种汇编》记载了于成龙巧判三百文纠纷案：罗成东街的钱氏，已过花甲之年，但人却很精明。这天已是八月十四，第二天便是中秋节了，她去月中桂糕点铺买月饼。月中桂的月饼在当地很有名气，中秋前夕，买卖十分兴隆。钱氏买了六十个月饼，每个五文共计三百文。不想忙乱中，双方发生争执，钱氏说已经付款，店中伙计却说没有付款。闹得不可开交，竟至发生扭揪。这时恰好于成龙路过此地，双方拦住轿子喊冤。于成龙听了双方的供说，真是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就是旁人也是各执一词。于成龙经过思考后，当场判旁观者每人出一文钱，代付店主。并判道：

本县审得钱氏与月中桂茶食店店伙孙小弟互扭一案，一谓早已付价，一谓尚未收到，各执一说，未能相降。询诸旁人，亦多异词。本县细核双方情节，钱氏年已六旬，貌尚诚实；店伙孙小弟在店服务，已有八年，则其人自必诚实可靠。查核情节，双方似均无误。而此三百文，必由钱氏缴上，放在柜上，而他人乘人多事忙，双方不及觉察，而被窃取之耳。故在钱氏则确已缴出，而在孙小弟则确未收进。

本县今为尔等判：使钱氏再出三百文，则钱氏未免太冤；使月中桂认收三百文，则月中桂亦必以人人效尤为虑，而不肯受屈。本县观察在此店中购物者，计有三百人，何不人人为鲁仲连，出而一解此纷乎。每名一文，一鼓而三百文之数可足。在出钱者不过以一文之微，当必无甚吝惜，而双方争端，自可平息。为计之善，莫善于此。平讼听狱，本县之职。排忧解纷，亦贤者之责也。此判。

于成龙的判词读来生动感人，显现了很强的人性化。当时没有摄像头，无法还原现场，如不是胸怀为民情怀，办案认真负责，还真难判决此案，于成龙堪称楷模！

处置借据合同纠纷考验智慧

破案讲究证据，可是在古代的借据合同纠纷也常发生，因为借据合同这种东西很容易被藏匿、销毁或者涂改，古代的破案技术手段更是了了，对于此类案件常常因为证据不足，令执法者头疼，可是他们没有推出门去不管不问，而是用尽自己的智慧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明代凌蒙初《初刻拍案惊奇》就讲述了一个包公智赚合同的故事。说的是伯母昧心藏下前来认亲侄子的合同文书，拒不承认有合同这回事，试图独霸其家产，并用棍打伤侄子。侄子无奈告到开封府，此案真的两难，要证明侄子身份需要合同文书，而文书又被伯母藏匿。包公不愧是断案高手，他巧施手段，谎称侄子被伯母棍子打伤致死，如果是亲人所伤，尚可原谅，如不是亲人所伤即会严惩，也给伯母设了个两难，结果伯母真的上套，为了保命不得不拿出藏匿的合同文书证明是亲人。至此，包公智赚合同文书的手段完美收官。

智慧除了智慧，更主要的是判案者的责任心。而在清代也有一个县令陈子庄智识假借据的故事，也值得今人借鉴。据近代吴沃尧《我佛山人短篇小说集》记载：

清代陈子庄代理南汇县令时，有个棉花行的姚老板，控告王掌柜欠他棉花钱106两。姚老板手中有借条，借条上有中证人、代笔人的签名盖章。他说王掌柜拖欠不还，反而殴打前去讨帐的人。中证人、代笔人也当堂作证。可是王掌柜却说：“如果我欠他钱，也不会请开烟馆的人作中证人。再说我自己能写字，又何必请人代笔？”陈县令听了他的自诉，也感到十分可疑。可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时难辨真假。

于是，陈县令灵机一动，把原告叫上堂来问道：“他欠你的钱，为什么不叫他亲自书写借据，而请人代笔？”原告说：“是他请人代写的。他为什么请人代笔，我不知道。”县令又问：“是他请人写好后带给你的？还是就在你家里请人写的？”原告犹豫了一下说：“是在我家里写的。”县令看他犹豫的神色，更怀疑欠债人有冤枉，便又问道：“代笔人是欠债人自己请来的吗？”原告说：“不是的。代笔人一向住在村口。这一天我和欠债人在茶馆里争论，代笔人恰好也来到茶馆，便从中劝和，然后我同他们一起回到我家里。”县令看见代笔人正在堂下，便故意高声说：“是在茶馆吗？”原告说：“是的。”

县令听到代笔人回答的很爽快，心里更有数了，便叫衙役把原告带出去，接着传呼代笔人上堂，顺着自己的思路问道：“那一天是王掌柜请你代笔的吗？”代笔人说：“是的。”县令又问：“何不到姚老板家去写借条，却去茶馆？”代笔人说：“因在茶馆劝说他们不要争吵，所以就在那里写了借条。”县令说：“你这话确实吗？”代笔人答：“确实。”县令便叫在审讯记录上签了字，然后叫衙役把他带到另一地方去。

接着传呼中证人。中证人一到堂，县令就喝斥道：“王掌柜欠姚老板的钱，你和姚老板将王掌柜邀至你家，勒逼他写借条，你作了中人，在借条上签了名，你打的是什么主意？”中证人惶恐地回答说：“我不过劝他们和好，并没有勒逼王掌柜写借条。”县令说：“听说你们在茶馆劝和，为什么到了你家里去了呢？”乙回答说：“我开烟馆，家里有空闲的地方，碰上代笔人又想抽烟，所以和他们一起到烟馆，顺便在那里写了借条。”县令听到此处，哈哈大笑，一切都明白了。

姚老板、代笔人、中证人面面相觑，才知道他们穿帮了，只好承认借条是假的，是三人共谋讹诈王掌柜的。他们受到了应得的处罚，王掌柜无罪释放。

跨区域办案为百姓挽回损失

当地官员做不了主，破不了案，老百姓遇到闹心的经济纠纷，竟然要求助于邻县的破案能手，而在古代有硬性规定，官府不允许跨区域办案，否则就是违法。可是面对百姓的经济损失和苦苦哀求，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据唐高彦林《唐阙史》载：唐代懿宗年间，江阴县令赵和，他凭着自己的足智多谋跨县办案为民做主，因而名声大震。

原来，那时淮阴田家村庄东头的一个农民，找庄西富户抵押贷款100贯。他们约定在契约上写着：第二年连本带利一起来赎回契约，否则田地归富户所有。一年后，农民先交还了80贯给富户，而富户却不肯先退还契约，说等明天把钱全部还清了再退。第二天，农民拿着没有还完的款子再去时，没想到富户竟然翻了脸，不承认昨天收了他的80贯钱。农民告到了县衙，又告到州里，都说空口无凭无法办理。

农民万般无奈，他听说邻县江阴县有个善断疑难案件的县官叫赵和，于是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找到了赵和，向他诉说冤情。赵和听后，心里暗暗同情，但是无奈自己权限不能跨县办案，怎么办？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邻县办案，各自管辖各自辖区的犯人，只有对在江上持刀抢劫的罪犯才可以越境捕人，而且邻县还不得干预，必须交出本辖区的罪犯。聪明的赵和据此，以破获江洋大盗案件牵扯到了同案犯邻县田家村富户为由，这才将富户押来。一番审讯，富户为了撇清干系，开列了家中财产的清单。只见清单上写道：稻谷若干，是三家庄客交纳的；绸绢若干，是自己家里织的；钱80贯，是庄东农民拿来赎取契约的；银器若干，是请银匠打造的。赵和巧妙地审明了此案，替邻县的农民挽回了一大笔损失。

无独有偶，清梁恭臣《东北园笔记》四编载：清朝嘉庆年间，封疆大臣百文敏也有与赵和相类似的巧妙办案经历。

那时，有位江西客商在湖北汉口经商多年，所有盈利，总是带回家乡，购置田宅，由自己一手养大的小弟经管。小弟在家中读书，已经博得了秀才的名分。可是哥哥的付出没有得到他的感恩，相反的是，哥哥的所有财产都被小弟独吞，记在自己的名下。商人晚年返乡已无立足之地，十分凄凉，只得返回汉口。

一日，他听说两湖总督百文敏为官清正，多次为民申冤，就直接向总督投诉。百文敏听说后，很是气愤，立即立案。为尽快结案，交给邻近的江夏县县令设法办理。江夏县令因为找不出有力的证据，而且案跨两省，拖延了几个月，仍是没有结案。无奈请教百文敏。百文敏笑着说：“这事很好办！你随便找一起盗窃案，将商人的弟弟列为窝主，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江夏县令恍然大悟，依计立案。有了立案，百文敏命人将公文传至江西，要求当地官吏立刻将商人弟弟缉拿归案，商人弟弟很快被押送到湖北。百文敏亲自审问：“你身为秀才，就应爱惜名节，克守国法，竟敢给强盗做窝主，从中获利。就凭你，怎么会有万贯家财！论情论法，都不能轻饶，还不从实招供！”商人的弟弟早已被吓得魂不附体，赌咒发誓，自己冤枉，供称家产全是兄长经商所得，兄长正居住在汉口。百文敏立刻将商人传来，当庭对质，明确无误。百文敏问道：“家产既是兄长经商所得，为何被你巧取强夺？”商人弟弟的阴谋败露。百文敏立即判决：革去小弟的秀才资格，略加杖责，命他将家中田产交还兄长管理，听凭兄长随时供给生活费用，不得妄加干涉。

做好事惹经济纠纷照处理

因为做好事，惹上了经济纠纷，这事似乎不好处理，然而在古代，官员们凭着自己的责任心，竟然也判得滴水不漏，保护了良善，惩治了坏人，还树立了正气。在清梁恭辰《北东园笔录》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河南有个叫曹怀瑾的人，高中解元后，到闽县当了一名县官。有一次，他到各地巡查，路上看到两个青年男子在争吵，招引很多人围观。经询问得知，原来，其中一个青年在此地路上捡到五十两银子，高兴的拿回家，交给了母亲，这位母亲深明大义，尽管拾到的银子很多，她坚决地对儿子说：“五十两银子不是小数，肯定是此人有重大急事要办，现在丢了银子，还不急得要死呀？你赶紧回到拾银子的地方，等失主来找。”

这青年很孝顺，母亲的话言听计从，他的带着银子回到原地，等待失主。等了好长时间，果然一名男子慌慌张张找来。等他靠近，这青年就问道：“你在找什么？”那男子说：“我在这条路上丢了银子，你看到没有？”这青年说：“我刚刚在这里捡到五十两银子，是不是你的？”说着就把五十两银子交给那男子。那男子马上接过银子，边查看边打量这个青年，查看完毕，忽然说：“我丢的本是一百两银子，你怎么只还我五十两？”这青年一听就慌了，忙说：“我捡到的就是这五十两，哪里有一百两？”因此二人争吵起来。恰被县官曹怀瑾遇到。

曹怀瑾问清了争吵的原因，是非真假心中有了底。就问丢银子男子：“你确实丢了一百两吗？”男子说：“是一百两。”又问这青年说：“你确实捡到五十两吗？”这青年说：“确实是五十两，谁说瞎话就不得好死。”

曹怀瑾就对丢银男子说：“你丢的是一百两，他捡到的是五十两，这五十两显然不是你丢的。你把这五十两还给他，现在找不到失主，先让他拿回家去孝敬老母，等找到失主再说。你在这里继续等，一会也许有人捡到你那一百两银子送还给你。”那丢银男子无话可说，悻悻地走了。

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也记载了这样一个判决：聂以道在江右任县令时，有人早出卖菜，拾得至元钞十五锭，归家给母亲。母亲大怒：“是你偷来的说成拾的欺骗我吗？如不是立即送还失主。”这儿子听命将银子带回原处，果然失主找来，就还给那人，那人却说“我原来是三十锭，你怎么还我十五锭”，争执不休，最后到了县衙。聂县令问明情况后，感觉拾银者是个老实人，不会欺诈，就判决如下：“失者三十锭，拾者十五锭，这不是你的钞票，到别处去寻找吧。”聂县令就把十五锭银票奖给拾银者回家赡养老母。

生活中的难题，我们要相信自己可以解决，看完本文，相信你对 有了一定的了解，也知道它应该怎么处理。如果你还想了解经济纠纷案一般怎么收费的其他信息，可以点击酷斯法其他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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