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肖复兴

在唐代诗人中，孙犁先生对柳宗元情有独钟。

四十三年前，1978年底，孙犁先生写过一篇题为《谈柳宗元》的文章。这篇文章收录在粉碎“四人帮”后出版的孙犁先生第一本书《晚华集》中。这本书很薄，但很重要，内容丰富，其中主要涵盖这样三方面内容：对故土乡亲和对自己创作的回忆；对逝去故旧、对劫后余生老友的缅怀和感念；对古今典籍的重读新解。

前两方面并非“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的单纯的怀旧，而是以逝去的过去观照现实，抒发对今日的感喟；后一方面则道出孙犁先生重新握笔为文的旨向，也可以视为为文的小小宣言。两者是互为关联、彼此促进的，可以明显触摸得到孙犁先生当时情和感、文与思的两个侧面是如何相互渗透，从而激发他晚年创作高潮的。

《谈柳宗元》是这本书中的最后一篇文章。在我的阅读经验中，一直觉得是这本书中最值得重视的一篇文章。它着重谈的是对于柳宗元为文品质与文人性格长短强弱的评价。

有意思的是，文章开头谈的却是文人的友情。孙犁先生开门见山地说：“朋友是五伦之一。这方面的道义，古人看得很重。”“讲朋友故事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有相当大的数量。”然后，他谈到了刘禹锡和柳宗元这两位文坛朋友之间的友情。

但是，他未及深说，只写了一句：“柳宗元死后，他的朋友刘禹锡一祭再祭，都有文章。”便戛然而止。

这让我格外好奇，甚至有些不解。因为从文章的一头一尾看，都是主要写朋友之间的友情，开头以古人始，结尾以现实止，前后的呼应和镜像关系是明显的。为什么在中间的部分只是这样一笔带过，宕开来去，而没有将柳宗元和刘禹锡之间的友情写下去呢？

柳宗元和刘禹锡的友情，在唐代诗人中是格外突出的。他们二人不仅同为永贞革新的八司马中的“二马”，政治趋向一致；他们的诗文同样趣味相投，追求一致；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品性相同，在落难之时的残酷现实中，越发见得惺惺相惜的真情所在。

后一点，对于友情而言，似乎比文字更加可靠。如此，在他们二人同时二次被贬时，柳宗元是贬至广西柳州，刘禹锡是贬至更为边远贫寒的贵州播州，而且，刘禹锡还要带着年逾八十的老母，一路崎岖长途颠簸，舟船车马劳顿，需要三四个月时间，才能从长安到达播州，风烛残年的老人怎么受得了？于是，柳宗元上书皇上求情，请求自己和刘禹锡对换，让刘禹锡带着老母到近一些的柳州，自己远去播州。

这样的高情厚谊，即使是当今日下的文人，恐怕也难以做到，更不要说一些人争名夺利还来不及呢，哪里谈得上让自己忍痛割肉。

这是柳宗元对刘禹锡的友情。反过来，刘禹锡对柳宗元，一样如此真情以待。柳宗元47岁英年之时客死他乡，是刘禹锡收留下柳宗元的几个孩子，发誓“遗孤之才与不才，敢同己子之相许”，将这几个孩子抚养成人，并将其中一个孩子培养成了进士。同时，他完成了柳宗元的遗愿，耗时五年之久，终于将柳宗元的诗文收集编辑出版。正如孙犁先生所说，柳宗元死后，刘禹锡不仅写文章“一祭再祭”，还为柳宗元的文集出版尽心尽力，并亲自作序推介。

文人之间的友情，做到柳宗元和刘禹锡如此，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史上与现今，并非没有，却极为罕见，我想到的是放翁和四川老友张季长的旷世友情。放翁曾有这样一句诗赠张季长：“野人蓬户冷如霜，问讯今惟一季长。”所谓“惟一”，确实少见。所谓“野人蓬户冷如霜”，在这样的境遇下的“惟一”，才更是少见。

这样想来，便也就多少明白孙犁先生在《谈柳宗元》中，未及深说柳宗元和刘禹锡之间友情的内心潜在原因。孙犁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有意留白给我们读者。我这样说，不是没有来由的，因为在这篇文章中孙犁先生未及深说，在其他文章中却有明显的涉及。这些文章，和《谈柳宗元》同一时期所写，都收集在《晚华集》和《尺泽集》两书中。

在《谈赵树理》一文中，孙犁先生谈到文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他说：“政治斗争的形势，也有变化。上层建筑领域，进入了多事之秋，不少人跌落下来。作家是脆弱的，也是敏感的。”作家所面临的，是“毁誉交于前，荣辱战于心”的新环境。孙犁先生很清楚，在动荡的环境里，虽然不少文人和柳宗元、刘禹锡一样遭受过颠簸的命运，但很多文人的脆弱与敏感，是难以达到柳、刘二人的友情境界的。

如果仔细读《谈柳宗元》一文，孙犁先生提到读韩愈的《柳宗元墓志铭》时特别有意写了这样一笔：“在这篇文章里，我初次见到了‘落井下石’一词和挤之落井的‘挤’字。”这一笔恐怕不是挂角一将。真的是对曾经的朋友不去落井下石和挤之落井，就已经不错了，哪里谈得到如柳宗元要求和刘禹锡置换流放地一样的舍己为人？

在《读柳荫诗作记》一文中，孙犁先生有过这样一段关于简化字“敌”的议论，非常有意思：“自从这个‘敌’被简化，故人随便加上一撇，便可以变成‘敌人’。因此，故人也已经变得很复杂了。”这样含义深长、别致精彩却又痛彻心扉的话，可以作为现实文人之间脆薄友情变化的另一种形象补充。

在《韩映山小引》一文中，孙犁先生写出在这样的情势下文人的变化：“这些年，在我交往的人们中间，有的是生死异途，有的是变化百端的……即使文艺界，也不断出现以文艺为趋附的手段，有势则附而为友，无势则去而为敌的现象。实际上，这已经远劣于市道之交。”这样的话，说出来是沉痛的，却是孙犁先生自身亲历后的喟叹。文坛“已经远劣于市道之交”，更遑论柳刘之间文人的友情？

在《忆侯金镜》一文中，孙犁谈到朋友之间的文章如何评论的问题。他写道：“对于朋友的作品，是不好写的也不好谈的。过誉则有违公论，责备则又恐伤私情。”文人之间的友情，不可能回避作品，作品是友情重要的载体和通道。但对于保持操守、恪守颜面的文人来说，谈论彼此的作品，确实又是很难的，于是，文人之间难以做到如刘禹锡一样对柳宗元诗文作品发自深心盛赞的情景，因为那既含有私情，又饱有公论，而不是区区为了评奖或晋级或为卖书而站台式的捧场。

从这些文章的互文互补里，可以品出一些在《谈柳宗元》中未及深说的文人之间友情的那些留白意味。因此，读《晚华集》后记中的这一段：“我才深深领会，鲁迅在三十年代所感慨的：古人悼念朋友的文章，为什么都是那样的短，而结尾又是那么的紧迫！同时也才明白，为什么名家所作的碑文墓志都是那么的空浮漂虚。”

这一段话，说得言简意深，发人深省。我多少领会一些孙犁先生内心所隐和所苦、所思和所叹。即使是朋友之间，能够完全说出真实的话来，也是困难的，尤其是对于脆弱又敏感的文人，格外看重名节又格外能出卖名节的文人，更是困难。

不知道柳宗元和刘禹锡如果活到今天，会不会一样拥有这样的困惑？还是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当年的风范，经受得住考验，能够向世人证明一下，文人之间的友情，并不是“远劣于市道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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